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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思涵、计迎春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上，中国家庭会像西方那样走向原子化，变得越来越松散吗？
宏观数据似乎佐证了这种“家庭衰落”的担忧：中国家庭的户均规模已从1982年的4.41人急剧缩减至2020年的2.62人，而“一人户”的数量更是激增至1.25亿。晚婚晚育已成常态，平均初婚年龄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推迟了近4岁（从24.8岁推迟至28.7岁），而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降到更替水平后，从2010年的1.5下降到2020年的1.3，再到2023年仅为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倒数第二。与此同时，老龄化的浪潮汹涌而至，2021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14.2%，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至2023年，该群体规模已达2.2亿，约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我们穿透这些冰冷的数字，深入普通人的生活肌理，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年轻夫妇与父母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隔代抚养乃至三代同堂依然是许多家庭的“标配”。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处的机制。我们的研究呼应并佐证了费恩•本特森（Vern L Bengtson）关于“家庭多代联系日益重要”的理论假设，同时批判了简单的“家庭衰落论”，通过引入“马赛克家庭主义”（mosaic familialism）这一本土化理论框架，来解释21世纪初中国家庭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大踏步前进，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照料等再生产职责日益成为家庭的重负，面对育儿模式变化、“密集母职”兴起、“996工作文化”对父职的挤压以及儒家父权传统的复兴，中国家庭并未走向原子化，而是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 “新家庭革命”式的再制度化——在传统现代的镶嵌拼贴中，通过复杂的代际动员、性别分工与双系团结，加强情感、照料、经济上的代际互动，重塑自我，抵御外部世界的风险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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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时代语境：马赛克现代性下的“挤压”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历程，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曾建立起庞大的公共托幼服务体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深入，公私领域的日益分离，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公共托幼服务逐渐退场，由集体分担的照料责任被重新“再家庭化”，并且由女性无偿承担。与此同时，经过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孩子变得“在经济上无用，但在情感上无价”。这种转变催生了“密集母职”的流行——母亲不仅要抚养孩子，更被要求成为全能的“教育经纪人”，这让育儿变成了一项极度消耗资源的“军备竞赛”。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高投入的家庭要求与“996”贪婪工作文化迎头相撞。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已达49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远超日韩等东亚邻国。与此同时，不同于日韩女性的M字就业曲线，中国女性一直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女性被迫在职场与家庭间进行艰难平衡。
这种困境背后，更深层的是性别意识形态的撕裂。当下的中国女性正身处一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马赛克性别意识形态”之中：在公私领域结构性分离的动态下，性别平等进程有所停滞，这种停滞催生了一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意识形态，它融合了儒家父权传统、马克思主义性别平等传承以及新自由主义。这三股力量深刻形塑了两性在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格局，也制造了巨大的结构性张力，女性被要求同时承担经济供养与情感照料的双重责任，而国家支持的撤退与父职的缺位，迫使家庭必须向内挖掘，寻找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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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庭革命：从“父系单系”到“双系并重”
在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显著的趋势：中国家庭的重心正从传统的“父系单系”向“双系并重”转移。在传统的儒家宗族社会，家庭资源严格遵循“父权、父系、从夫居”的轴线。但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四二一家庭”结构（指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模式：包括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和一个子女）成为主流，仅仅依靠父系一方的资源已无法应对抚育下一代的艰巨挑战。为了填补照料真空，我们发现家庭开始同时动员父系和母系双方的代际力量（尤其是女性长辈的代际协作照料）。白发苍苍的祖母/外祖母在白天承担起主要的照料工作，年轻的母亲在下班后接棒“第二轮班”，从而形成一种跨代际的双系协作育儿模式，我们将其称为“双系多代女性照料接力赛”。当然在不同的家庭中，这种照料接力赛的模式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协作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母系家庭的深度介入，使得传统父权制下的等级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平等协商、亲密共生、双向奔赴的双系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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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的“现代化之旅”
既然家庭结构变了，支撑它的道德基石——“孝道”，还在吗？
我们的研究发现，孝道并没有衰落，传统孝道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现代之旅”：它逐渐褪去了传统父权制下强调单向顺从与等级森严的色彩，转变为一种建立在双系兼重、权责平衡与代际互惠基础上的新型代际契约。尽管家庭关系中的垂直代际纽带因持久的孝道传统而得到强化，但水平维度的家庭组建（如婚姻）对年轻女性的吸引力却似乎有所下降。这种新型孝道不再局限于父系血缘的界限之内，而是随着“双系家庭”的兴起，平等地拓展至双方父母的家庭谱系。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育儿养老照料循环机制”（childcare and aged care in circular motion），具体而言，祖辈（尤其是祖母和外祖母）通过在当下积极投入孙辈的抚育工作，与子代及孙代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与互惠契约。祖辈通过当下的“慈”（抚育孙辈）来换取子代未来的“孝”（养老支持），这形成了一个跨越时间的良性闭环：父母“向下”倾力付出，子女“向上”情感回馈与养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互惠的现代孝道，在双系家庭中，女儿往往展现出比儿子更强的照料意愿与情感支持能力。随着“养儿防老”逐渐转向“双系养老”，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而是成为了现代家庭养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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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反思：被透支的女性与东亚家庭的未来
尽管中国家庭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展示出令人赞叹的韧性和无与伦比的生存智慧，但作为研究者，我们在看到这种“静悄悄的再制度化”的同时，更要看到其背后高昂的隐性成本。我们的研究发现，“照护赤字”与“照护工作的女性化”是推动当代中国家庭再制度化的核心动力。在照料危机和996贪婪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夫妻双方的父母，主要是祖母和外祖母，不得不加入育儿当中，形成了双系两代女性合作育儿接力赛模式。为了维持家庭作为福利系统的运转，不同代际的女性都在超负荷前行：年轻女性在“贪婪的职场”与“密集母职”的夹缝中不敢停歇；年长女性在退休后本应安享晚年，却不得不通过“代际接力”再次背负起繁重的抚养重担。这也有助于我们探寻当下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女性中蔓延的“恐婚恐育”心态背后的动机——当婚姻意味着可能要承担双倍的照料重担，她们在想什么呢？
我们将中国置于东亚社会的比较视野中，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不同于日韩女性在婚后呈现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M型曲线”，中国女性在双系祖辈的支持下，坚持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劳动参与率。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1%，远高于日本（55%）和韩国（56%）。然而，在高度竞争和内卷的职场环境下，996贪婪工作文化加剧了传统性别分工，导致职业女性不得不放缓事业发展，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中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近三十年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4%下降到2020年的60%。
真正的出路，在于政策的根本转向，我们需要建立普惠性的托育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照料被看见，被承认，其社会价值和经济报酬均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层面推动性别平等的实质性进步，将男性真正拉回到家庭照料的图景中来。唯有当“养小”与“养老”不再完全依赖几代女性的自我牺牲，那条维系我们情感与生命的家庭纽带，才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仅坚韧，而且温暖。
参考文献
Ji, Yingchun. (2025). Family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Bilateralism,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filial piety. Sociology Compass, 19(3), e70050.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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