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访华行程结束的最后一刻，德国总理默茨面对媒体情绪少有的激动，他说：“这次访问非常值得。德国应该直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此番宣言，与他来华前将行程限定于“探索经济合作”的谨慎表态截然不同，是什么让他不惜得罪美国也要高喊“必须全面加强对华关系”？
或许从中德达成的三点共识可以找到答案，第一，给中德关系定位一锤定音，“全方位战略伙伴”回归。过去几年，德国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这种摇摆不定的模糊定位，让企业无所适从。
这次双方白纸黑字重新锚定“战略伙伴”，等于给持续动荡的中德关系踩了一脚刹车，装上了“稳定器”。对德国经济界来说，政策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成本，这个共识的达成，比任何单一订单都重要。
第二，开放合作逆流而上。当特朗普大搞“美国优先”、欧洲内部保护主义情绪抬头时，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联手表态“坚持开放”，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强力托举。
更何况对德国而言，中国不仅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是其汽车、化工、机械等支柱产业无法替代的“利润池”和创新市场。
当美国用《通胀削减法案》公然补贴本国产业，挖欧洲制造业的墙角时，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稳定、可靠、不搞恶性保护主义的巨大市场。这份共识，就是给德国经济这条“生命线”上了双保险。
第三，双方强调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矛头暗指美国。当今世界，唯有美国在无视规则、滥用制裁、大搞“脱钩断链”。中德此举是在维护多边秩序，也是在保护自己，但这必然会触动到某些国家的霸权神经。
这三点共识，构成了默茨回国后敢于“改口”的底气。他带回去的，不是伴手礼，而是一份清晰的路线图和国家利益的再确认。
可默茨真的不怕得罪美国吗？怕，但更怕的是德国的经济寒冬。
去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870亿欧元。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二次中国冲击”。然而，这巨额的逆差背后，是德国汽车每卖出三辆就有一辆销往中国的事实，是巴斯夫、大众、西门子等巨头将未来增长押注于亚太市场的现实。所谓的“降依赖”，在冰冷的数字和庞大的就业面前，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所以，默茨的口风突变，实则是谨慎思考后的必然选择。
然而，就在默茨在前方努力修补对华关系、拿下一揽子合作共识的同时，德副总理克林拜尔却对中国口诛笔伐，重复着“中国破坏规则”、“不公平竞争”、“欧洲不能当傻瓜”等陈词滥调。
这种撕裂，原因不在中国，而在德国自身。
对华政策已沦为德国内党派斗争的筹码。默茨所代表的基民盟及工商业利益集团，要的是市场和利润，是真金白银的订单。
而克林拜尔所代表的社民党中左翼及部分绿党遗产继承人，要的是“价值观”人设和选票。对他们而言，展示对华强硬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政治表演，至于表演带来的经济后果，那是企业家和工人该操心的事。
此外，这种对华强硬论调，也是德国产业竞争力焦虑的投射。之前中德固定的合作模式让德国享受着规则制定者和技术垄断者的超额利润。但现在，中国不仅在追赶，还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数字经济等新赛道上开始并跑甚至领跑。
德国人突然发现，游戏规则变了，竞争变得直接而激烈。一些政客和产业界人士心态失衡，从过去“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变成了“规则公平的挑剔者”，把自己竞争力相对下降归咎于所谓中国“不公平竞争”。
更深层次来看，德国的对华杂音，很大程度上仍是对美国的“膝跳反射”。一些政客仍活在“跨大西洋关系高于一切”的旧梦里，试图通过对华示强来向美国表忠心。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残酷现实：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无差别砸向盟友，所谓“安全依赖”正在变成“经济枷锁”。默茨的转向，正是对这种依附性的一次清醒挣脱。
中德关系的这次再校准，其范式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它向世界展示了，即便在最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最激烈的舆论场中，当两个负责任的大国选择相向而行，以坦诚对话管控分歧，以开放合作取代封闭对抗，依然能够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当然，前方的路绝不会平坦。德国内部的政治撕扯会继续，美国的施压会加大，意识形态的噪音不会停止。默茨的“决心”能否顶住这些压力，将双边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仍需观察。
但这次访问已经告诉世界：全球多极化的浪潮并非空谈，它正在由一个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所推动。一个不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新时代，或许正从这样艰难但坚定的握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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