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展示的是自己的长处，幽默攻击的是彼此的短处。你会发现，魏晋名士优点和缺点都可以成为名士们表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名士们是如何把优点和缺点都变成表演内容的。

说到魏晋名士的优点，你可能会想到，魏晋时期盛产帅哥。不过，对男性容貌的重视由来已久，绝非魏晋时期的专利。汉朝名相公孙弘之所以能在花甲之年获得汉武帝的赏识，就是因为他“状貌甚丽”。根据董仲舒的阴阳理论，男人属于阳，而从人的身体来说，脖子以上的脸也属于阳，男人容貌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一观念在魏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要像太阳看齐，所以帅的标准很容易理解：肤色要白、五官要美、眼睛要亮。然而如果只停留于此，把符合这些标准的潘安或何晏作为魏晋帅哥的代表，那么就会产生误解。要知道那些追捧潘安美貌的观众不过是一群没有见识的老太太。事实上，在真正的魏晋名士心目中，举止比容貌更重要。

话说东晋的海西公当皇上的时候，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朝堂显得昏暗，但是会稽王司马昱来的时候，气宇轩昂，像是朝霞进来了一样。此情此景，我们完全不需要知道司马昱的容貌！但是，作为观众的其他大臣已经被彻底征服。司马昱的举止所战胜的并不是其他大臣，而是当时的皇上。带来光亮的是他，而不是皇上。因此，在那位皇上被废之后，司马昱成为简文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个人举止的高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超然自得的气度，这一点在曹操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印证。《世说新语》说，曹操有一次要接见匈奴使者，他觉得自己长得丑，所以找了别人代替他见面，他自己则拿着刀站在一旁。结果匈奴的使者觉得所谓的“魏王”虽然不错，但是旁边的捉刀人也就是曹操本人才是真英雄。如此说来，举止比容貌更重要，是连匈奴人都懂得的道理。正是由于举止比容貌更重要，通常意义上的丑人也就无需担心。身长六尺的刘伶外貌丑陋，但洒脱不羁，也就完全不影响他的名士地位。

你看，举止是一种表演，而且是比容貌更高级的表演。那么，有没有比举止更高级的表演呢？有，那就是在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做最出格的事情。比如说，在丧礼上喝酒。说到不顾场合率性喝酒，阮籍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母亲去世后，阮籍在晋文王司马昭身边喝酒吃肉。以至于有人都看不下去，对司马昭说，您以孝治天下，可如今阮籍遭遇重丧，却还在您身边喝酒吃肉，这样的人应该被流放到海外。司马昭回答说，阮籍哀伤成这个样子，你不能和他分忧也罢了，还说这样的话？司马昭进一步指出，身体不好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是丧礼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阮籍依然神色自若地在一旁，没有停止吃喝。这个故事经常被视为阮籍反抗礼教的证据。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场表演，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角甚至不是阮籍——他可是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是的，这是一场司马昭和阮籍之间的合作表演，而表演的目的是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打造阮籍的孝子人设，从而让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很明显，阮籍在司马昭面前喝酒吃肉，是得到后者允许的。当有人提出质疑时，司马昭引经据典地维护了阮籍。没错，阮籍看似荒诞的喝酒，其实是符合丧礼的。《礼记》明确指出，丧礼时如果身体不适，要饮酒吃肉，一直到身体痊愈。根据这一条，阮籍喝酒的合理性就呼之欲出了。他越是喝酒，越是表明身体虚弱；越是身体虚弱，越是表明他伤心；越是伤心，也就越是表明他孝顺。因此，阮籍看似极端狂妄的喝酒，恰恰可以戏剧性地证明自己是一个孝子。连放达的阮籍都是孝子，那么司马昭以孝治国的效果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彰显。那么，这样不顾一切的喝酒，还是一种缺点吗？当然，魏晋名士并不在意自己的缺点，甚至还愿意放大自己的缺点。

作为当代人，我们很少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缺点，如果一部传记记录了传主的大量缺点，那么还可能惹上官司。然而《世说新语》的很多故事都和缺点有关，它们表达了一个观念：大家都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么有缺点反而更加真实。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爱子王万子很早就去世了，山简去看望王戎，看到王戎十分悲恸。山简不理解，人死不能复生，何必这么想不开。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等的人没有感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不奢望成为圣人，也不甘于做麻木不仁的小人，而作为一个充满情感的普通人，也就必然不可能完美。王戎的自我定位被名士普遍接受。有人嘲讽周伯仁不够检点。周伯仁回答说，自己像万里长江，长江有弯弯曲曲的地方，人也难免有缺点。既然如此，名士们也就自然乐于把各种缺点尽情地展现，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王戎的缺点是吝啬。但是从表演理论来看，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侄子结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后来还把它要了回来。问题是，王戎是真的小气，还是在表演？要知道，他当时可是京城首富，怎么可能在乎一件“几十块钱包邮的T恤”呢？在啃老流行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王戎也许是在用极端的方式告诫晚辈，结婚之后是大人了，从此之后你们要靠自己生活，就算是一件单衣也不要仰仗别人，而侄子的婚礼正是他最佳的表演舞台。这么一看，在表演的加持下，缺点成为了名士表达自己思想的特殊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