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中原豫东的夜色又闷又沉。六纵机关临时扎在麦田里，王近山在一盏马灯下摊开作战图。“兰封，考城，必须拿下。”他咬着牙说。副司令韦杰抢先一句：“十六旅主攻。”气氛一下子结冰。坐在角落的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没吭声，只把水壶的盖子旋紧。所有人都清楚，第一仗意味着什么，谁上主攻就等于谁先在刘伯承、邓小平面前亮相。
王近山脑子里飞快地算帐。韦杰是副司令，他的请求不能简单回绝；老肖又跟自己从红四方面军一路杀到今天，懂猛冲，也懂稳扎。僵了半分钟，王近山抬头：“老肖，你的意见？”肖永银坐直，干脆一句：“听命令。”不多一个字。王近山心里一沉又一暖：沉的是欠老肖一个交待，暖的是，这个兄弟依旧服从大局。
三天后打响。十六旅先破城墙，十八旅一个团随后楔入市区分割敌军。首战告捷，六纵打出了名号；战后评功时，王近山特意把肖永银叫到身边，“欠你一份人情。”那晚两个人一壶高粱酒下肚，情分算是缝得更紧。
接下来的大杨湖、襄阳、渡江，十八旅总在六纵最硬的方向顶上去。双方配合得像一个人，可1949年重庆城头的一场风波，让所有默契戛然而止。王近山那年才34岁，却因为感情问题被点名批评。王离开军部去川东“冷静”，军里调查由副军长肖永银主持。肖的本意是把事压住，结果传到川东，王近山误以为“老肖落井下石”，怒气暗藏。
1951年春，抗美援朝急需生力军。12军整装北上，王近山挂帅出征。点名电报里没有肖永银。老肖心知原因，背起帆布包直奔南京军事学院，找老首长刘伯承递上请战书：“枪林弹雨我都走过，不想在后方坐办公室。”刘伯承抬头看他：“委屈你了。”批了条子。几周后，朝鲜战场的雪地里，王近山突然看见熟悉的背影，只说了一句：“来了？”肖永银点头：“来了。”两个人依旧并肩冲锋，却少了酒后的痛快。
1953年夏，兵团给王近山办欢送会。肖永银端酒进门：“我来送老首长。”一饮而尽。王近山抬手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捶了捶腰带：“好好干。”随后十几年，烽火散去，通讯稀少，战友情像被封存在老钢盔里，蒙尘不再亮。
回国后王近山的仕途并不顺。1964年，因私人问题，他被降为大校，调河南农场任副场长。烈士般的脾气遇上农场的寂静，心火越烧越闷。1968年春，他在报纸上读到《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字里行间，老肖一句“战友之间无需多言”，让王近山心头一震。几个夜里他睡不着，写信又撕，撕了再写。最后干脆派小儿子去南京问候。
肖永银接见孩子，递出三句话：“一问候；二劝他暂离政治；三时机成熟直接写信给主席。”短短几十字，把多年隔膜掰开一条缝。1969年“三月桃花开得早”，王近山连写三封信，一封给肖永银，一封给许世友，请许再递一封到毛主席案头。许世友痛快答应：“四方面军的兄弟，不能丢。”
到九大筹备期间，毛主席看了信，招呼许世友：“王近山要用，就给你们南京军区吧。”准信一下来，南京方面立刻动手安排。深夜的郑州—南京列车上，王近山抱着旧提包，心里七上八下：多年未见，老肖会怎么看自己？
9月初的南京站灯火明亮。27军军长尤太忠冲到站台，连声埋怨：“老首长，硬座也敢坐。”紧跟着，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快步上前。四目相对，一秒静止。王近山把竹篮往地上一放，两手攥住老肖，声音低：“过去错怪你了。”肖永银眼睛红了，喉结动了动：“知道就好。”
新任命下来：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职位不高，却代表一种认可。王近山住进军区招待所那晚，特意把儿子叫来：“老肖是条义气汉子，别忘记。”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病逝南京。消息传到武汉军区，肖永银已是副司令员，他坐车连夜赶回。灵堂里挽联寥寥，级别按副参谋长标准。肖永银心里不是滋味，把悼词改了又改，硬是把那个“副”字删掉。随后把稿子送给邓小平。邓公批下句：“人已故，就别再下命令，叫顾问。”最终，王近山的葬礼按大军区正职规格举行，军号悲壮，战友肃立。送行队伍里，肖永银的军帽压得很低，但有人看到，他抬手敬礼时，袖口轻轻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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