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高福利，人们总会同时想到北欧三国与德国。丹麦、瑞典、芬兰常年维持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福利体系，却始终保持经济稳健；而曾以制造业为傲的德国，近年来却深陷经济衰退、制造业萎缩的困境，甚至被高福利拖入发展泥潭。两者命运截然不同的核心，在于高福利的支撑根基不同——北欧靠丰富资源造血，德国靠高端制造支撑，资源国与生产国的本质差异，决定了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
北欧三国的高福利，核心支撑是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是其区别于德国的关键。瑞典、挪威、丹麦坐拥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渔业资源，挪威石油出口常年稳居全球前列，瑞典森林覆盖率达69%，资源出口带来巨额稳定收益，成为福利支出的核心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它们深耕高科技产业，形成“资源+高端制造”双支撑，无需过度依赖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更强。
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北欧三国的福利资金来源更稳定、更轻松。资源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收入，直接充实了国家财政，无需像德国那样将福利负担过度转嫁企业。同时，它们人口稀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极高，有限的福利支出可由充足的资源收益轻松覆盖，形成“资源造血—福利保障—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无需担心产业波动带来的冲击。
反观德国，其高福利体系自始至终依赖高端制造业，这是典型的生产国福利支撑模式。德国没有北欧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只能依靠奔驰、宝马、西门子等高端制造企业创造财富，支撑全国的福利支出。制造业的盈利能力，直接决定了福利体系的稳定性，一旦制造业受挫，福利支出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德国的高端制造业，曾是福利支出的坚实后盾，却也让福利体系绑定了产业兴衰。过去几十年，德国凭借精密制造的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市场份额，企业利润丰厚，足以承担高额的社保福利支出，高福利与制造业形成短暂的良性循环。但这种单一支撑模式，也埋下隐患——制造业一旦衰退，福利体系便会失去核心支撑。
资源国与生产国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抗风险能力上。北欧三国的资源出口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即便高科技产业短期受挫，资源收益仍能支撑福利支出，稳定性极强。而德国作为生产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市场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电动车转型滞后，导致制造业利润下滑，直接影响福利资金的供给。
两者的劳动力模式差异，也源于资源与制造的支撑差异。北欧依托资源收益，无需过度压榨劳动力效率，既能提供高福利，也能保障劳动者充足的休息时间，形成“高福利+适度劳动”的平衡。而德国制造业需要靠高效生产维持竞争力，高福利带来的高用工成本，反而挤压了企业利润，拖累了生产效率。
财政税收体系的差异，同样源于支撑根基的不同。北欧三国的资源收益充实了财政，税收压力相对平缓，“高税收、宽税基”模式得以顺利推行，公民纳税意愿高，形成良性循环。而德国没有资源收益补充财政，只能将福利负担大量转嫁到制造业企业，导致企业税收过高，进一步削弱制造业竞争力。
北欧三国并未依赖资源坐吃山空，而是将资源收益投入产业升级，形成双重保障。它们利用资源带来的资金，深耕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高端领域，培育爱立信、诺和诺德等企业，让福利支撑从“单一资源”转向“资源+产业”，进一步提升了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避免了资源枯竭的隐患。
德国则陷入了“制造业支撑福利、福利拖累制造”的恶性循环。随着全球竞争加剧，德国传统制造业优势丧失，电动车转型滞后于中美，企业利润大幅下滑，无力再承担高额福利支出。而政府为维持福利体系，只能加征企业税，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让制造业陷入两难，福利体系也随之动摇。
外部环境的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资源国与生产国的差距。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暴涨，作为生产国的德国，制造业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利润进一步压缩，福利负担更加沉重；而北欧三国自身资源充足，受能源危机影响较小，福利支出不受太大冲击，依旧能维持稳定运行。
有人混淆了北欧与德国高福利的支撑逻辑，认为两者只是福利模式不同，却忽视了资源国与生产国的本质差异。北欧的高福利是“资源造血”支撑的可持续模式，而德国的高福利是“制造造血”支撑的单一模式，这种根基差异，决定了前者能稳健运行，后者易陷入困境。
德国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默茨政府试图通过福利改革、制造业转型破解困境，但难度极大。制造业转型需要长期投入，而高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让企业无力投入研发；同时，缺乏资源支撑，无法像北欧那样轻松缓解福利负担，改革之路举步维艰。
综上，同样是高福利，北欧三国没崩而德国陷入困境，核心是资源国与生产国的本质差异。北欧靠丰富资源筑牢福利根基，搭配产业升级形成双重保障；德国靠高端制造单一支撑，一旦制造业受挫，福利体系便难以为继。这一对比印证了，高福利的可持续性，始终取决于其背后的支撑根基是否稳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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