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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天黑得早,沈念慈把最后一笼包子端上来的时候,店里的灯管已经白了半小时。

“妈,我走了。”

念慈在围裙上擦擦手,看了眼墙上挂钟,六点四十。外头北风刮得紧,窗玻璃上一层雾气,她把围裙解下来,又系上去。

“再坐会儿,等你爸回来。”

儿子沈渡已经站起来,羽绒服拉链拉到一半,闻言顿了顿,又重新坐下。他今年二十三,在省城念研究生,寒假回来住了十天,十天里有七天在跟他爸吵架。

吵什么呢。沈念慈说不清。有时候是因为沈渡早上不起床,有时候是因为他把脏袜子扔在沙发上,有时候是因为他说将来想去上海工作。都不算大事,可两个男人就能为这些事拍着桌子脸红脖子粗。

沈念慈把热豆浆端给儿子,豆浆在灶上温着,碗边烫手。沈渡接过去,没说话,低头喝了一口。

外头风撞在门上,门帘子掀起来一角,冷气嗖地钻进来。沈念慈去把门帘掖好,回来的时候,沈渡忽然说:“妈,我初五走。”

“不是说初八吗?”

“导师让早点回去,有个课题。”

沈念慈应了一声,又去拿抹布擦桌子。其实桌子刚擦过,白瓷砖上反着光,她只是手闲不住。

七点整,沈建国推门进来。带进来一团冷气,还有酒气。

“又喝酒。”沈念慈说。

沈建国没理她,在门口站了站,眼睛往儿子那边扫了一下。沈渡低着头看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

“几点了还不回去?”沈建国说。

沈渡没抬头:“等妈。”

“你妈用你等?她自己没长腿?”

沈渡把手机往桌上一放,抬起头来。沈念慈赶紧走过去,接过沈建国脱下来的大衣,挂到墙上的钩子上。

“喝了多少?”

“没多少。”沈建国坐到儿子对面,隔着两张桌子,“给我来碗豆浆。”

沈念慈去盛豆浆,耳朵听着身后。没人说话。只有外头的风声,还有里屋电视的声音,放的是什么电视剧,一个女人在哭。

豆浆端上来,沈建国喝了一口,烫得龇牙。

“这么烫。”

“刚出锅的。”沈念慈说,“你慢点。”

沈渡又低下头看手机。沈建国放下碗,盯着儿子的脑门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那学校,一年多少钱?”

沈渡抬起头:“什么?”

“学费,生活费。一年多少钱?”

沈渡愣了一下,看了沈念慈一眼。沈念慈站在柜台后面,手指头攥着围裙边。

“一万多。”沈渡说,“学费。”

“我问总共。”

沈渡没说话。沈建国又喝了一口豆浆,这回没嫌烫。

“你妈一年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沈建国。”沈念慈开口。

沈建国没回头,眼睛还盯着儿子:“我问你话呢。”

沈渡把手机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节发白:“知道。”

“知道就好。”沈建国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别光学那些没用的,早点毕业,早点挣钱。”

他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回头:“豆浆太烫了。”

门帘子落下来,里屋的电视声音忽然大了,是广告,卖保健品的。

沈渡站起来,羽绒服拉链拉到底。

“妈,我回去了。”

沈念慈从柜台后面绕出来,走到儿子跟前,伸手把他羽绒服的领子翻好,有一块窝在里面。

“回去早点睡。”

沈渡点点头,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妈,他天天这样?”

沈念慈没说话。

沈渡推开门,冷风灌进来,沈念慈打了个哆嗦。门关上,玻璃上那层雾气被震落了一些,透过去看,外头路灯底下,儿子的影子拉得很长。

沈念慈收拾碗筷。沈建国的豆浆喝了半碗,剩下的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她把碗端到后厨,打开水龙头冲着。

水凉,扎手。

外头门响,她以为是儿子又回来了,探出头去看,是隔壁卖五金的老周,进来买烟。

“念慈,建国呢?”

“里头看电视呢。”

老周拿了包红塔山,把钱放在柜台上,往外走的时候忽然说:“今天又喝了?”

沈念慈笑笑。

老周摇摇头,推门走了。

沈念慈把烟钱收进抽屉,又去后厨洗碗。洗着洗着,手停下来,看着窗户外头。窗户后头是个小院子,堆着蜂窝煤和纸箱子,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

她想起二十三年前。

那时候她刚嫁给沈建国,在这条街上租了间门面,卖包子。沈建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一天挣三十块。收工回来,满身灰,坐在现在这张桌子前头,她能给他下碗面,他吃得满头汗,说:“念慈,等我挣了钱,把这间店买下来。”

后来真买下来了。

再后来沈渡出生,沈建国的腰在工地上摔坏了,干不了重活,就一起守着这间包子铺。凌晨三点起来和面,五点蒸第一笼,七点卖早点,十点卖午饭,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

沈念慈有时候想,这二十三年是怎么过来的。一想,就觉得快。快得像昨天还在和面,今天面就没了。

她把碗洗完,擦干手,从后厨出来。里屋的电视还在响,换了个频道,在放新闻。一个男人在说话,说什么经济形势,听不懂。

她推门进去。沈建国躺在床上,衣服没脱,鞋也没脱。眼睛闭着,不知道睡着没有。

“把鞋脱了。”她说。

沈建国没动。

她去给他脱鞋,刚弯下腰,沈建国忽然开口:“他走啦?”

“走了。”

“初几走?”

“初五。”

沈建国没说话。沈念哲把他的鞋放到床边,站直了,看着他。

“你老跟他吵什么。”

沈建国睁开眼睛,看着她。灯在头顶,把他的脸照得沟壑分明,眼窝子底下两团青黑。

“我跟他吵?”沈建国说,“是他跟我吵。”

“他才回来几天。”

“几天?”沈建国坐起来,手撑着床沿,“我让他回来的?我让他考那么远?考省城不行?非要考那么远,一年回来一趟,一趟跟我吵十天。”

沈念慈没说话。

沈建国又躺下去,背对着她,声音闷闷的:“豆浆太烫了。”

沈念慈站了一会儿,关了灯,带上门出来。

外头店面里,灯还亮着。她关了灯,坐在黑暗里。门口那块玻璃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在地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影子。

她坐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

初五那天,沈渡走。

沈念慈凌晨三点就起来了,和面,剁馅,蒸包子。沈建国也起来了,坐在灶前头烧火,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天亮的时候,沈渡来了。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吃了没?”沈念慈问。

“没。”

沈念慈给他端包子,端豆浆,又去拿了一双新筷子,掰开,递给他。

沈渡低头吃。沈建国坐在柜台后头,翻着账本,翻得哗哗响。沈念慈站在门口,看着外头的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

吃完,沈渡站起来。

“妈,我走了。”

沈念慈点点头,去拿给他准备的吃食。一兜子包子,一兜子卤蛋,还有一兜子她自己灌的香肠。

“带着,路上吃。”

沈渡接过来,袋子勒在手指头上,勒出几道白印子。他站着,没动。

沈念慈看着他。

二十三岁的儿子,比她高一个头,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她看不太懂。

“到了打电话。”她说。

沈渡点点头,忽然扭头看向柜台那边。沈建国还在翻账本,头也不抬。

“爸,我走了。”

沈建国的手停了一下,又翻过去一页。

“嗯。”

沈渡站了两秒钟,推开门,走了。

沈念慈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往车站方向去。风很大,把他的羽绒服吹得鼓起来,他缩着脖子,走得很快。

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沈念慈还站着,手扶着门框,风吹得手背生疼。

“外头不冷?”

她回头,沈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她身后,手里拿着她的棉袄。

“穿上。”他说。

沈念慈接过来,穿上,扣子一个一个扣好。

“账对完了?”

沈建国没答话,看着外头。街上的铺子都开门了,卖早点的,卖菜的,卖香烛纸钱的,人来人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他带伞没有?”

沈念慈愣了一下。

“天气预报说,今儿有雪。”沈建国说。

中午的时候,雪真的下起来了。

一开始是细碎的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后来变成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悠悠地往下飘,落到地上就化了,路上湿漉漉一片。

店里没什么人,沈念慈坐在柜台后头,看着外头的雪。沈建国在里屋,电视开着,没听清放的什么。

电话响了。

沈念慈接起来,是沈渡。

“妈,我到了。”

“这么快?”

“嗯,路上没堵车。下雪了,你跟我爸早点回去,别太晚。”

沈念慈应着,又问:“包子吃了没?”

“吃了。在车上吃的。”

“香肠也早点吃,搁不住。”

“知道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沈念慈听见儿子的呼吸声,很轻,像有什么话要说又说不出口。

“妈。”沈渡忽然叫她。

“嗯?”

“我爸呢?”

沈念慈往里屋看了一眼,门帘子垂着,什么也看不见。

“在里头看电视呢。”

“哦。”

又沉默了一会儿。沈渡说:“那我挂了。”

“好。”

挂了电话,沈念慈把手机攥在手里,看着外头的雪。下得比刚才大了,屋顶上已经开始白了。

门帘子响,沈建国走出来。

“到了?”

“嗯。”

沈建国走到门口,看着外头,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他带的那包子,够不够吃?”

“够。”

“卤蛋呢?”

“也够。”

沈建国点点头,还是站在门口。

雪越下越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有一辆三轮车骑过去,骑车的人缩着脖子,脚蹬得很慢。

“念慈。”沈建国忽然叫她。

“嗯?”

“那年他考大学,我说考省城就行,他非要考那么远。你说他是不是记恨我?”

沈念慈看着他。他的侧脸被雪光照得发白,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很深。

“他没记恨你。”

“那怎么一年到头也不打个电话?”

“他打给你,你每次都问学习怎么样,找没找对象,以后打算干什么。他烦。”

沈建国没说话。

“你也是。”沈念慈说,“他打电话回来,你就不能问点别的?”

“问什么?”

“问他吃没吃饭,冷不冷,累不累。”

沈建国张了张嘴,又闭上。

雪还在下。门口那块地已经白了,脚印踩上去,很快就又被雪盖住。

晚上收摊的时候,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沈念慈和沈建国把店门锁好,踩着雪往回走。家离得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了。路灯亮着,照着纷纷扬扬的雪,照着两个人的影子。

沈建国走在前面,沈念慈走在后面。

走到半路,沈建国忽然停下来。

“怎么了?”

沈建国没说话,弯下腰,从雪地里捡起一样东西。沈念慈走过去看,是一个钥匙扣,塑料的,已经旧了,上头印着几个字:省城师范大学。

“这是不是小渡的?”沈建国问。

沈念慈接过来看。是沈渡的,她记得,是那年他考上大学,自己去买的。

“掉在这儿了。”她说。

沈建国把钥匙扣拿过去,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递给她。

“明天给他寄过去。”他说。

“寄哪儿?”

沈建国想了想,忽然不说话了。

沈念慈把钥匙扣收进口袋里。两个人继续往前走,雪还在下,落在肩上,落在头发上,落在睫毛上。

走了一段,沈建国忽然又开口。

“他那个学校,在哪个区?”

沈念慈愣了一下,说:“南岗区。”

“远不远?”

“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吧。”

沈建国点点头,没再说话。

雪越下越大,把整座城都盖住了。两个人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出两行脚印,深深浅浅的,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沈念慈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那个钥匙扣。塑料的,被她的手指捂热了一点。

她想起来,那年沈渡拿到录取通知书,沈建国喝多了,坐在店门口,对着一条街的人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省城的。

那时候的沈渡站在旁边,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

沈念慈攥着那个钥匙扣,攥得很紧。

前头,沈建国的脚步慢下来,等她走到身边,两个人并排着,慢慢往前走。

雪落在他们之间,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身后那两行很快就要被覆盖的脚印上。

没人说话。

但沈念慈知道,他想问什么。他也知道,她想说什么。

只是都没说出口。

街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雪地上,模糊不清。风把雪吹起来,打着旋儿,往远处去了。

明天,雪会停的。

后天,太阳会出来。

再往后,春天会来的。

可是有些话,大概永远也不会说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