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家都想办法搞点副业。生产队年底分红是有限的，能维持温饱。想“手头”（方言：手里、家中）宽裕一点，还要想办法搞点副业。
当时农村的主业是种庄稼，种庄稼以外，还想挣点钱，就叫搞副业。
庄上家家户户都搞副业，最主要的副业是织席子。利用龙王荡丰富的芦苇资源，把芦苇编织成芦席，卖到盐场、磷矿等地方，增加家庭收入。大人白天要到地里上工，苦工分，是没有时间织席子的。我家织席子主要靠三姐、三哥，我们放学也能帮着织一织。但是因为我们年龄小，没有手劲，织的席子不够紧，质量差。这样的席子卖的时候，一方面卖不出好价钱，另一方面有可能人家不收，卖不出去。
我家织过蒲席。蒲席柔软，厚一些，相对芦席来说，铺床要暖和得多。我记得织蒲席有一个专门的木头架子，还需要棉绳，蒲织上去，用棉绳固定。棉绳的一头吊着一块小石头，这样棉绳不乱，便于编织。放学以后，放下书包，就去木架前织蒲席。
织芦席是坐着织，要弯腰，比较累人。织蒲席是站着织，要轻松一点。我记得西边半截庄，也就我家织蒲席卖。
织蒲席的原料是水中的蒲。到秋天，要把蒲割上来，晒干备用。我们老家庄子周边虽然有不少水沟，但是蒲的数量有限，原料供应不上。再加上蒲席比较贵，销路不好，后来我们家也就不织了。
到农闲时期，劳动力会去外出搞副业。经生产队同意，交钱就可以出去干活挣钱。我大哥他们这个时候就会经常到盐场去干活。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徐圩盐场，稍远一点的是台南盐场、灌西盐场。到盐场干什么呢？主要是挖河（俗称“弄烂泥”）、加固海堤堆。
庄上有人比较“活套”（方言，有门路），能够联系到盐场这些活，用现代话讲就是工头。工头联系到活，到庄上组织人手，大家自带小推车、铁锨等工具，到盐场干活。这是当时生产队劳动力搞副业的主要方式。
我父亲也去推过烂泥。后来年龄大了，工地上还叫我父亲去。因为我父亲会做饭，他曾在大队做过“锅头”（方言，厨师）。尤其做得一手好面食。做得馒头非常“煊饭”，有筋道，好吃，大家都爱吃。所以，只要农民工出发，大家点名要陈三爹去做饭。
生产队也搞副业。我们所住的庄子大，有4个生产队，分别是六、七、八、九队。六队、七队副业搞得不行。八队有个小型粮食加工厂，用12匹柴油机带动，加工粮食，只能加工“一闹箩”（方言，不出麸）面。九队办了个扎花厂，加工棉花。一般生产队卖棉花，卖的是籽棉，是初级产品，价格低，附加值不高。
有的生产队实在办不出像样的副业，就养猪。特别是养“科猪”（方言，就是母猪），下小猪崽子。因为社员家里一般也养猪，小猪崽子不愁销路。还有种蔬菜，种瓜果葫芦。当然，这些副业苦钱少，收入不稳定。
我们生产队因为有扎花厂，收入就好得多。扎花机把籽棉加工成皮面，就是把棉籽脱出来。不含棉籽的棉花叫皮棉。这样，我们生产队既能卖皮棉，也能卖棉籽，收益高。棉籽能继续加工，把棉籽送到油坊，加工成棉籽油，还能卖油钱。另外棉籽粕还能做肥料。
我们大队第五队办了一个油坊。我们家也去榨过油。那是一种古法榨油方法，用的是木刹，靠人工上劲，把油从豆子里活渣渣挤出来。那时候，油坊也是很“苦钱”（方言，挣钱）的，因为家家要吃油。生产队分的黄豆，最后都要榨成油。榨油要给手工费，不给钱也行，可以把豆饼折算成钱，作为手工费。
那时候，有能力的生产队长，想方设法搞副业，增加集体收入。年底分红，社员能多分点。
我们九队程队长能力强，主、副业都搞得不错，集体收入在整个大队名列前茅。所以生产队买了不少机械，如脱粒机。其他生产队脱粒靠人工，九队有脱粒机，脱粒快，省人工。
九队还是正兴大队第一个买“小手扶”的生产队。“小手扶”，就是手扶拖拉机，有了手扶拖拉机，耕地、耙地、和地的效率明显提高。其他生产队的社员是非常羡慕的。这是我们生产队农业机械化的开始（当然，那时乡里有大型拖拉机），从此以后，机械化开始逐步在我们那里的乡村发展起来，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
农业机械化代替了人工，解放了人力，也加速了农耕文化的消融。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有家族聚居的文化，有乡村劳作的传统，有乡间民俗的传承，有民间文艺的发展......这些传承都将对着现代社会的进程逐渐淫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努力想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所经历的农村生活记录下来，展现那个时代农村的生活画卷，回顾火热的生产队劳作场面，让“后农耕时代”的农村画面得到回望与眷顾，这是我写这些系列文章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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