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装了，你那点痛苦算个屁
先讲个真事儿。
几年前我去某顶级商学院给一帮EMBA上课。课间休息，一个浑身Gucci的大哥凑过来，手里拿着一本《太阳照常升起》，封面都翻烂了。
“老师，”他眼神虔诚得像见了真主，“我最爱海明威了，那种硬汉精神，那种不妥协，真是写到我心坎里了。”
我看着他——身价至少几个亿，手上戴着百达翡丽，肚子挺得像怀孕五个月。我问他：“您最近一次真正绝望是什么时候？”
他愣了：“啊？”
“就是那种——明天可能就死，或者比死还惨的绝望。”
他哈哈一笑：“老师真会开玩笑，我公司现金流好着呢。”
我把那本书从他手里抽出来，合上，放回他油光锃亮的办公桌上：
“那你根本不懂海明威。你只是在装逼。”
而与此同时，七千公里外的德黑兰，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正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偷偷翻一本破旧的《瞎猫头鹰》。书是她姑姑冒着危险从地窖里翻出来的，封面没了，出版信息被撕掉了。如果被宗教警察发现，她姑姑可能被逮捕，她父亲可能丢掉工作。
但她还是在读。
一边读，一边哭。不是因为情节煽情，而是她突然发现：那个七十年前死去的伊朗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竟然比她自己更懂她内心的恐惧、绝望，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想砸碎什么的冲动 。
她在读的那本书，叫《盲枭》。被无数伊朗人称为“现代波斯文学的巅峰”。也被无数家长视为“毒草”。
瞧，这才叫读书。
你那叫消费。
美国文学：一个暴发户的名片
我们来聊聊美国文学。
美国建国多少年？不到250年 。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没过完，它就急着满世界发诺贝尔奖的通告——13块，确实不少 。
从马克·吐温的犀利讽刺，到杰克·伦敦的野性呼唤；从海明威的迷惘硬汉，到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旧梦；从福克纳的意识流迷宫，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狂奔 。
牛逼吗？太牛逼了。
惠特曼在《草叶集》里高喊：“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那股子自信，简直要从纸面上蹦出来扇你耳光。
读美国文学，你会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是可以被征服的。只要你足够硬汉，足够聪明，足够有钱，足够坚持。
海明威告诉你：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
《了不起的盖茨比》告诉你：哪怕你是屌丝出身，只要够执着，也能混进上流社会——虽然最后会被一脚踢出来，但至少你闪亮过 。
这就是美国梦的文学版本。
它当然好。好到让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把它当成精神圣经。
可是，当你真正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当你发现努力根本没屁用的时候，当你的国家被制裁、被轰炸、被污名化、被踩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海明威还能救你吗？
伊朗文学：一个受难者的病历
现在，我们来聊聊伊朗文学。
你得先知道一个事实：伊朗，也就是波斯，有超过两千五百年历史。比美国长十倍还多。
在这两千五百年里，他们被阿拉伯人打过，被蒙古人屠过，被突厥人统治过，被英国人耍过，被美国人颠覆过，被两伊战争的毒气弹炸过。
他们的文学，不是用来“励志”的。
是用来活命的。
19世纪末，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开始写改良文章，密尔扎·阿卜杜勒把散文写得像匕首一样锋利 。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时期，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德胡达的杂文尖锐泼辣，直接骂国王骂殖民者 。
你以为这是文人的风花雪月？
不，这是在刀尖上跳舞。
1921年，贾玛尔扎德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集》，把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写进了文学 。30年代，“拉贝”四人文学团体成立，萨迪克·赫达亚特写出了《盲枭》——一部让整个伊朗文坛炸裂的作品 。
《盲枭》讲什么？
讲一个男人，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他想抓住她，想占有她，想通过她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最后，他什么都抓不住。他被困在自我意识的牢笼里，像一只盲目的猫头鹰，在黑暗中撞来撞去。
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故事。
它让人不舒服到了极点。
但每一个在压抑中活着的伊朗人，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自己。
6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阿富汗尼写出《阿胡夫人的丈夫》，被认为是伊朗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讲的还是妇女的不幸、宗法制的残酷 。女性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写的是家国命运，是民族的伤痛 。
你发现了吗？
伊朗文学的核心，不是“我能赢”，而是“我还在扛”。
不是“我可以被打败但不会被毁灭”，而是“我已经被毁灭了一百次，但我还在呼吸”。
两种文明的对决：推销员和幸存者
我们来做一次极其残忍的对比。
同样是写孤独。
美国作家写孤独，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盖茨比站在码头，望着对岸的绿灯。他孤独，是因为他爱的女人得不到，是因为他混不进那个阶层。但他的孤独，是贵族式的，是带着香槟味儿和丝绸睡衣的。
伊朗作家写孤独，是赫达亚特笔下那个无名无姓的男人，蜷缩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着外面的世界一点点崩塌。他的孤独，是连香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孤独——是被剥夺了一切之后，只剩下一具躯壳的孤独。
同样是写绝望。
美国作家写绝望，是海明威笔下的杰克·巴恩斯，在战后丧失了性能力，看着心爱的女人投入别人怀抱。这绝望很痛，但至少他还能在巴黎喝咖啡，在西班牙看斗牛，在溪流边钓鳟鱼。
伊朗作家写绝望，是萨迪克·秋巴克笔下的坦格斯坦人，是被压迫到连愤怒都显得奢侈的那种绝望 。
一个是中产以上的精致绝望。
一个是底层以下的赤裸绝望。
更残忍的对比，是数量级。
美国建国244年，拿了13个诺贝尔文学奖 。
伊朗现代文学搞了一百多年，诺奖？零。
但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文学更高级吗？
去问问那些在商学院里读海明威的EMBA们，有几个知道赫达亚特的名字？有几个读过《瞎猫头鹰》？
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他们的世界，是被美国文学定义的那个世界——个人奋斗，个人成功，个人价值，个人实现。
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
他们的国家被制裁了几十年，他们的货币贬值得像废纸，他们的年轻人在街头被镇压，他们的女性被迫戴上头巾，他们的诗人被关进监狱，他们的作家被迫流亡。
他们读什么？
他们读赫达亚特。读《瞎猫头鹰》。读胡尚格·古尔希里的《埃赫特贾布王子》，那个用意识流写尽了王朝衰败的故事 。
他们不是在消费文学。
他们是在文学里找自己。
谁更高级？答案会让你绝望
2024年，有个叫Naghmeh Esmaeilpour的学者出了本书，叫《伊朗与美国文学的互动：奇异的亲和力》 。
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叙事流动性。
她拿三个作家做对比——伊朗的西敏·达内希瓦尔和夏赫里亚尔·曼达尼普尔，美国的唐·德里罗。她发现，这些作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两种文化的交错、碰撞、谈判 。
她认为，文学是一个“接触区”，通过这个接触区，两个关系复杂的国家，可以重新对话 。
听起来很学术。
但翻译成人话就是：
美国人和伊朗人，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更像。
一样在寻找身份认同，一样在应对全球化冲击，一样在追问：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我他妈到底是谁？
区别只在于：
美国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手里攥着美元和护照。
伊朗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手里攥着死亡和流亡的机票。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伊朗文学PK美国文学，谁赢？
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功成名就，如果你相信努力就能翻身，如果你还活在美国梦的余晖里——
读美国文学吧。它会给你力量，给你希望，给你那种“我可以”的幻觉。
但如果你已经活明白了。
如果你知道有些墙是撞不破的，有些黑是等不到亮的，有些痛是治不好的——
去读伊朗文学。
去读赫达亚特。去读《瞎猫头鹰》。去读那些在绝望中还能写字的疯子。
你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
你的痛苦，几千年前就有人替你扛过。你的愤怒，几百年前就有人替你喊过。你的孤独，几十年前就有人替你写进书里，哪怕那本书被禁了，被烧了，被藏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它还在。
等着你去翻。
等着你去认领。
等着告诉你：你不是在发疯，你只是在活着。
这篇文章不是让你放弃美国文学。
海明威牛逼。菲茨杰拉德牛逼。福克纳牛逼。不读他们是你的损失。
但如果你只读美国文学，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
你才是真正的盲枭。
你以为你在看世界。
其实你只是在照镜子。
镜子里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让你误以为全世界都该像你一样，充满希望，充满可能，充满阳光。
直到有一天，生活一巴掌把你扇醒。
直到那一天——
你才会真正需要伊朗文学。
不是因为你高级了。
是因为你终于，像个真正活过的人一样，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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