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26年3月2日，“牧者天使”（Pastor Angelicus）的可敬者教宗庇护十二世（Venerabile Pio XII）诞辰150周年，亦是他于1939年当选罗马主教的历史纪念日。庇护十二世是最后一位出生于“永恒之城”罗马的教宗。在这一具有双重象征意义的日子，罗马与意大利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共同追忆这位本名尤金尼奥·马里亚·朱塞佩·乔瓦尼·帕切利（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1876年至1958年）的教宗。当天下午17时至19时，一场主题为“可敬者庇护十二世诞辰150周年”的学术会议在位于罗马的教会新堂（Santa Maria in Vallicella，亦称Chiesa Nuova）所属的菲利普会会院枢机厅（Sala dei Cardinali）隆重举行。与此同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文当天中午12时在历史频道（Rai Storia）将播出特别节目“意大利人”（Italiani），由著名主持人保罗·米利（Paolo Mieli）主持，尝试在关于这位教宗的“矛盾的解读”（interpretazioni contraddittorie）中，梳理其留给世界的历史遗产。
罗马学术会议作为2026年度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开端，旨在深入探讨这位教宗与其故乡之间深刻的精神纽带，及其在青少年时期于罗马所接受的信仰培育与文化熏陶。会议主席团由宗座最高法庭（Supremo Tribunale della Signatura Apostolica）长官、法国籍枢机主教多米尼克·马贝尔蒂（Dominique Mamberti）主持。宗座梵蒂冈档案局的奥斯定会士罗科·龙扎尼（Rocco Ronzani）神父致欢迎辞。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一台（Tg1）资深编辑马里奥·普里尼亚诺（Mario Prignano）担任会议引言与主持，引导各位发言者围绕帕切利的罗马岁月展开多维度的历史还原。
与会学者从多个维度还原了帕切利的成长轨迹。圣座律师、教宗帕切利委员会——庇护十二世协会主席埃米利奥·阿尔蒂列里（Emilio Artiglieri）在发言中强调，本次会议的核心在于探索未来教宗在担任圣职、随后出任宗座驻外大使，乃至最终执掌教会船舵之前，其文化人格与灵修特质的养成过程。他指出，帕切利对其青年及壮年时期的多位教宗，如良十三世、圣庇护十世及本笃十五世始终保持高度忠诚，这种基于罗马经验而形成的连续性，构成了理解其日后长达19年牧职的关键钥匙。阿尔蒂列里先生特别提及一个在其传记中广为人知的轶事：当帕切利在罗马著名的恩尼奥·奎里诺·维斯孔蒂国立古典文科高中（Liceo Ginnasio Ennio Quirino Visconti）就读时，这所彼时具有浓厚世俗化与反教权主义氛围的学府里，年轻的帕切利曾当众指认圣奥斯定（Agostino d'Ippona）为其人生楷模及历史的真正主角。这一在当时引发同窗哂笑的举动，在阿尔蒂列里看来，是其“自幼便展现出信仰勇气与独立判断的明证”。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希波主教圣奥斯定，亦是现任教宗雷翁十四世（Leone XIV）多次公开承认的精神典范与神学参照。
伊夫雷亚教区荣休主教、奥拉托利会士爱德华多·切拉托（Edoardo Cerrato）蒙席则深入剖析了帕切利与圣斐理伯·内利（San Filippo Neri）及其创立的奥拉托利会（Oratorio）之间的深厚灵修关联。切拉托蒙席指出，这种联系是贯穿帕切利一生——作为司铎、主教与枢机——的灵性基石。1899年4月2日，帕切利在拉特朗大殿晋铎后，其第二台弥撒便是在教会新堂的圣斐理伯祭坛上举行，他本人更将这位佛罗伦萨籍的罗马主保圣人称为“我们青年时代的保护者”。奥拉托利会的神师朱塞佩·拉伊斯（Giuseppe Lais）与朱利奥·卡斯泰利（Giulio Castelli）两位神父在年轻的帕切利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引导他领悟了斐理伯会士那种在喜乐中践行爱德的灵修精神。切拉托蒙席还透露，即便在1944年二战正酣、罗马饱受战火蹂躏之际，庇护十二世仍向奥拉托利会士们发表重要讲话，恳切祈求圣斐理伯的代祷，冀望“饱受折磨的人类，尤其是亲爱的罗马城，免遭更多的灾祸、丧亡与痛苦，使众人得以在和平之王耶稣基督的旗帜下重为兄弟”。这段发表于战争最黑暗时期的祷词，深切地反映出教宗对罗马城及其主保圣人的特殊情感。
作为教宗家族的代表，现年89岁的欧索拉·帕切利（Orsola Pacelli）女士在会议中分享了其对曾叔父的私人回忆。她以平实而温暖的语调描述庇护十二世为一位腼腆、内敛，同时又不失和蔼可亲、甚至能用罗马方言与身边人交谈的长者。在她眼中，这位长辈并非外界刻画的那般冷峻，而是能与孩童嬉戏，将修女们在梵蒂冈烘焙的饼干悄悄赠予晚辈的慈祥老人。她表示，亲自参与此类纪念活动，不仅是帕切利家族应尽之责，更是为了澄清因1963年德国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剧作《代表》（Il Vicario）所引发的、关于教宗在二战期间对纳粹暴行“沉默”的不实指控。她认为，通过家族记忆与历史档案的结合，有助于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庇护十二世。
值得注意的是，帕切利家族与圣座渊源深厚。其祖父马尔坎托尼奥·帕切利（Marcantonio Pacelli）曾任教宗额我略十六世（Gregorio XVI）时期的财政部长及庇护九世（Pio IX）的内务部副大臣，并是梵蒂冈官方日报《罗马观察家报》（L'Osservatore Romano）的创始人；其父菲利波·帕切利（Filippo Pacelli）则为圣罗达法院（Sacra Rota Romana，即宗座最高法院的前身之一）的辩护律师。这样一个世代服务于教会的贵族家庭背景，无疑为尤金尼奥·帕切利日后献身教会、并最终登上伯多禄宗座铺就了道路。
几乎与罗马学术会议同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文化频道制作的特别节目也为公众理解这位复杂教宗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节目由安东尼娅·皮洛西奥（Antonia Pillosio）执导，依托多位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长期担任庇护十二世列品案（causa di beatificazione）报告人的耶稣会士彼得·贡沛尔神父（padre Peter Gumpel）提供的一些“未公开的生平线索”（spunti biografici inediti），以及历史学家马泰奥·路易吉·纳波利塔诺（Matteo Luigi Napolitano）、安德烈亚·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皮耶罗·多里亚（Piero Doria）和安娜·福阿（Anna Foa）的学术见解。
节目开篇即点明了庇护十二世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正如罗马第三大学荣誉教授、圣艾智德团体（Comunità di Sant'Egidio）创始人安德烈亚·里卡尔迪在节目中所言：“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人们对他有着矛盾的解读。”这种复杂性源于帕切利在1939年至1958年长达19年的教宗任期内，亲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节目的核心议题之一，自然是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Shoah）时的立场。长期以来，关于教宗是“沉默”旁观者还是幕后拯救者的争论从未停息，史学界形象地称之为“黑色传奇”（leggenda nera）与“粉色传奇”（leggenda rosa）的对峙。
节目中，历史学家安娜·福阿提出了一个更为细腻的观察。她指出：“庇护十二世是一位在事实上，即便不是在理论上，改变了教会与犹太人关系的教宗。我认为，如果没有他这一系列的拯救行动（opera di salvataggio），我们就不可能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Concilio Vaticano II）所带来的那些转变。”福阿的论点呼应了近年来部分学者的研究，即教宗在战时通过外交渠道和遍布欧洲的修道院网络，下达了具体的救助指令。
马泰奥·路易吉·纳波利塔诺的研究则指向了档案中揭示的复杂图景。学者们指出，尽管庇护十二世在公开场合未使用激烈的言辞直接谴责纳粹的屠杀，但他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了对受迫害者的关切，例如在1942年的圣诞文告中，他提及“数十万无辜者因国籍或种族而被置于死地或日渐凋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下令罗马的教堂、修会及教廷机构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据考证，仅在罗马被占领期间（1943年至1944年），就有超过4000名犹太人藏身于天主教机构中，得以幸免于难。
耶稣会士彼得·贡沛尔神父作为庇护十二世列品案的长期见证人，在节目提供的素材中强调，教宗的“沉默”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仁慈善工”的沉默。他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坚信公开的谴责会引发纳粹更残酷的报复，导致更多无辜者丧生。这种观点也得到了1942年荷兰主教团公开抗议后，纳粹立即加大了对犹太裔天主教徒（如哲学家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迫害力度的历史案例支持。
节目并未停留在战时，而是将视野延伸至战后的冷战格局。庇护十二世被视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在1949年下令圣职部（Sant'Uffizio）发布法令，对自愿加入共产党的天主教徒处以绝罚（scomunica）。这一立场深刻影响了战后意大利及欧洲的政治格局。
然而，学者们在节目中也着重指出，庇护十二世同样是教会更新与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安德烈亚·里卡尔迪等历史学家强调，尽管战争延误了进程，但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通过其丰富的通谕（encicliche）和对圣经研究、礼仪生活的关注，为后续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做了大量的神学与牧灵（pastorale）准备工作。正如贡沛尔神父所观察到的，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件中，对庇护十二世的引用次数仅次于圣经本身，这足以证明其思想的深远影响。
将这两场纪念活动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庇护十二世的历史评价，必须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无论是罗马学术会议上欧索拉·帕切利女士的家族回忆，还是电视节目中犹太裔历史学家福阿的学术观察，都在试图穿透历史的迷雾，从一个更长时段的视角去理解这位教宗。
随着2020年庇护十二世时期档案的全面开放，学术界也得以窥见更多复杂的历史细节。梵蒂冈档案馆近年来的研究，例如历史学家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基于新档案的研究便指出，尽管庇护十二世时期宗座主导了大规模的、组织有序的“拯救行动”，但在使用“灭绝”（sterminio）或“种族灭绝”（genocidio）等词汇直接描述纳粹暴行时，教廷外交文书确实存在表述上的局限与策略性的迟滞。同时，亦有研究揭示，庇护十一世在临终前曾起草一份严厉谴责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长篇讲稿，这份后来被称作《人之为人》的手稿，据信被其国务卿、即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搁置甚至下令销毁。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无疑为相关研究增添了更复杂的层次，也促使当代史学界必须以更加审慎、全面的态度来评估这位教宗的复杂遗产。
耶稣会士、列品案申请人（postulatore della causa di beatificazione）帕斯夸尔·塞沃利亚达（Pascual Cebollada）神父亦出席了罗马学术会议。自2009年12月19日，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签署法令，确认帕切利教宗“英勇修德”后，其列真福品案（causa di beatificazione）仍在推进中。塞沃利亚达神父的出席，也象征着教会层面对于这位教宗圣德名声的持续关注。
纪念活动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当晚19时由马贝尔蒂枢机在教会新堂主持的隆重弥撒圣祭。这座供奉着圣斐理伯·内利遗骸的圣堂，见证了帕切利晋铎初期以听告解（Sacramento della Riconciliazione）、教授要理和探访病患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牧灵服务。正如已故耶稣会士贡沛尔神父早年所观察到的，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通过其丰富的通谕、对圣经研究的鼓励以及对礼仪生活的关注，留下了极其丰厚的训导遗产，为其后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奠定了重要的神学与牧灵基础。据统计，在大公会议的文件中，对庇护十二世通谕和训导的引用次数仅次于圣经本身，这足以证明其思想的深远影响。
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文化频道的特别节目，最终呈现的同样是一个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历史形象。无论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如犹太裔历史学家福阿，还是天主教背景的贡沛尔神父，都在镜头前试图以更长时段的视角去理解这位教宗。节目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当下史学界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庇护十二世诞辰150周年之际，随着档案的逐步公开与研究的日益深入，这位在历史风云中执掌教会船舵长达19年之久的教宗，其形象正日益超越简单的“沉默”或“拯救”的二元标签。他的罗马之根、深厚的灵修传统、复杂的政治处境以及在面对现代世界挑战时的审慎抉择，持续引发着教会内外严肃而持久的反思。它提醒世人，对于像庇护十二世这样深刻参与并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物，任何简单的定性都可能是苍白的，唯有严谨、多角度的学术探讨，才能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
主要参考来源：Avvenire、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文化频道、庇护十二世时期梵蒂冈档案等官方公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相关档案。
来源：意欧视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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