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21日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尽，美国加州奥克兰郊外的草场却被一群华侨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一个清瘦的年轻人系紧风镜，翻身坐进用竹木拼就的单翼机，他低声说了句：“若不能飞，就把命留在这儿。”随后发动机巨响，螺旋桨卷起尘土，机身缓缓滑出，像只踉跄的雏鹰扑向天空——这是冯如给自己、也给中国人开的第一张“飞天支票”。
那一刻看似轻巧，其实是十二年的铺垫。1897年，年仅十四岁的冯如从广东恩平的小渔村登船赴美。家里穷得连一件像样的行李都拿不出，但乡亲仍塞给他几块干番薯干，说“去外洋混口饭”。船舱闷热、晕浪不断，他却抱着一本破旧的《万国地理》，眼里全是好奇。初到旧金山，他一边在长老会做杂役，一边蹲夜校学英文，掐指算着每周攒下来的几个银元——那是“买梦”的启动资金。
五年弹指而过。纽约布鲁克林的机修车间内，黄色面孔的少年抡着沉甸甸的铆钉枪，汗水顺着下巴滴到炽热的铁板上。白人工头嫌他手脚慢，拍着桌子喊：“Chinaman，快点！”冯如抿嘴未辩，心里却在默背螺旋桨角度和汽缸参数。靠着白天干活、夜里跑去工科夜校捡知识，他渐渐能独立装配蒸汽机、燃油机，摸透了三十多种机床的脾气。一次下班后他对同乡朱竹泉说：“美国人能做的，中国人没理由做不出。”
真正令这句口头禅变成誓言的，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连篇累牍的报纸照片映出满目疮痍的东三省，也映出清政府的软弱。冯如攥着英文报纸，憋出一句话：“苟无成，毋宁死！”他把目标锁定在刚问世不到两年的新玩意——飞机。当时莱特兄弟的技术文件秘而不宣，华人还被排斥在航空圈子外，只能自己摸索。于是1906年，他回到旧金山，租下一间废弃木料厂，挂牌“广东制造机器厂”，把微薄积蓄与华侨公会的赞助通通砸进去。
木质桁架、钢丝拉索、手摇车床，一切从零开始。焊接点被海风吹裂几十次，布面机翼透雨便要拆下重缝；人手不够时，冯如亲自背着松脂、麻布赶制油管。饭桌上唯一的大菜是咸鱼，众人却吃得满心火热。两年试制，第一次试飞仅升四米便尾翼断裂，飞机栽进草丛，舆论一片嘲笑，投资人走了大半。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908年11月的一场火灾将厂房烧成焦土，图纸、模具一夜付之一炬。有人劝他改行，他摆摆手：“图纸没了，人脑还在。”
重来。深夜，昏黄煤油灯旁，一张张新的设计稿堆满地板。发动机减重、推力轴线调整、机翼前缘加固……每一个改动都要付出无数次试验。终于，1909年那台“冯如一号”滑出跑道，在华侨的惊呼中飞到三百英尺高空，盘旋一分钟又稳稳落地。第二天，《旧金山纪事报》头版刊出大标题——“东方莱特冲破云霄”。华人街大放鞭炮，唐人店老板送来整筐苹果：“空中也要沾沾中国味。”
冯如并未沉醉。1910年，性能翻倍的“二号机”在奥克兰亮相。孙中山正逗留当地筹款，他仰头看那台飞机腾空而起，情不自禁呼喊：“我中华得此奇才！”这句赞叹让冯如更加坚定回国服务的念头。次年春，他拒绝美国企业开出的高薪合同，拆解机器、装箱返粤。
1911年4月，黄花岗枪声未散，清政府已对一切新式武备草木皆兵。冯如的小工厂刚在广州落脚，就被地方官以“储械图谋”为由三番五次盘查。八月，他干脆自费把飞机运到佛山野地，拉开测试跑道，以示清白。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广东独立，新组建的广州军政府将他请去负责航空科。冯如兴奋得几夜未眠，反复对同仁说：“飞机一响，比千军万马还利。”
民国初年财政拮据，油料贵过人参。冯如想方设法蒸馏酒精替代汽油，又把机身线条改得更流畅，以节省推力。1912年8月25日，烈日当空，他驾驶改良型号在燕塘腾空。目击者回忆，飞机刚升到百米，突然俯冲失速，随即重重坠地。救护车赶来时，他已血染草坪。弥留之际，冯如拉住助手朱竹泉，断断续续地说：“图纸……别停……中国要有自己的天。”话音落下，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噩耗传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悼电一句：“航空之业，由此奠基。”翌年，朱竹泉等人整理遗作，继续试制“冯如三号”，并把厂房迁至石井，成为华南最早的飞机装配点。虽然资金、战乱、人才流失接踵而至，项目几经中断，却点燃了此后数十年里一代代航空人的火种。
有意思的是，1956年新中国兴建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时，筹备组专门检索民国旧档，将冯如列为“我国第一位自行设计并成功试飞动力飞机的先行者”。一枚镌刻其头像的邮票也在1962年发行，面值八分，发行量并不大，如今早已成为集邮者追逐的珍品。冯如的名字，随那枚邮票，随初秋奥克兰清晨的螺旋桨轰鸣声，一同定格在中国航空史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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