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贪污6.9万被判死刑后，有人求情，陈云不许：一定要枪毙|广东|李向东|王仲|被判死刑

1982年3月下旬，北京气温仍带凉意。清晨七点半，一份写着“机要”字样的灰蓝色文件袋被送进中南海丰泽园。陈云在早餐前翻开简报，第一页就只有一句加粗的提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涉嫌严重贪污、受贿，金额六万九千七百四十九元。”他的眉头立刻拧紧。

对普通干部来说，6.9万元是什么概念？放在当时，月薪六十元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一百年的收入。更要命的是，王仲还是省里重点整顿区域的“一把手”，负责打击走私的副总指挥。陈云合上文件，手掌用了些力，封面出现一道折痕。几分钟后，他批下五个字：严肃查办，速报。

时间往回拨一年。1981年夏，广东沿海走私问题已闹得上级坐立不安。海丰靠近香港、澳门，一条山路、一条水道都可能变成偷运电器和洋货的小通道。当地人形容那段日子——“晚上灯火通明，比白天还热闹”。王仲当时负责县里缉私，按说该是“守门人”。可偏偏他成了最大的“开门者”。

知情人回忆，事情的转折实际上始于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1979年冬，一个广播站小职员捧着纸箱敲开王仲家的门。“书记，这东西…您家也该有一台了。”王仲嘴上推辞，手却没有松。那时的黑白电视机稀罕得很，县城里能看到港澳台画面的就更少。一个星期后，广播员顺利拿到了赴港澳的批文。交易就这样完成，门缝被撬开，光从外面透进来，诱惑就再也挡不住。

值得一提的是，王仲不仅收东西，还卖东西。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他家变成了“小仓库”。能用的留下，剩下的低价转手。海丰街上流传一句暗号：“书记货，放心买。”酸楚的是，从仓库流出的走私物，多少又被公安人员在路口截回，然后再进仓库，周而复始。

到了1980年底，广东省纪委手里攒了厚厚一摞举报信。最猛烈的一封甚至直接投给《南方日报》，标题很刺眼：“海丰县谁在庇护走私？”报纸公开发声，省里坐不住，调查组火速南下。可王仲早有准备，自己停职“养病”，把家属、下属召回家中，以“商量对策”的名义立下攻守同盟。

调查组在海丰掉了不少头发。仓库账本缺页；管理人员口径统一；甚至连海关执法艇的船日志也被撕掉几页。查不到证据，案子就僵着。此时距离中央要求“半年见成效”的期限只剩两月，压力可想而知。

转机出现在1982年春节后。王仲妻子陈巧兰因为一次患病住院，被单独讯问。办案人员轮流上阵，既摆事实又讲政策，用了整整十九天。有人记得，第四天夜里陈巧兰情绪崩溃，拍着桌子哭：“是他拿的，是他指使的，我才帮着分散存款。”这一供述让贪污链条首次完整呈现：王仲本人四处“挑货”，属下配合“出库”，妻儿负责存钱和销售。十四个存款账户，化名多达十几个，其中还有两名早逝村民的名字——目的就是搅浑水。

证据汇总后，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公开审理。1982年9月15日上午，地委礼堂里挤满上千名旁听者。王仲坐在被告席，面色蜡黄却依旧嘴硬：“我只是提前记账，以后都会补钱。”法官提醒他可申请自辩，他却摆手。“没什么可说的。”整个庭审持续三天，到17日上午王仲突发心绞痛，被紧急送医。有人窃窃私语：“他想拖。”

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12月20日，合议庭再次开庭。经核算，王仲贪污、受贿69749元，另有滥用职权造成海关税损失无法准确估算。合议庭形成意见：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不适用缓刑或无期。次日，中级法院宣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送到王仲手里时，他沉默良久，只问狱警一句：“还能上诉吗？”根据法定程序，他确实有权提起上诉。广东省高院很快完成二审，维持原判。材料随即送往最高人民法院。12月底，最高法核准死刑。

就在核准程序进行期间，“网开一面”的呼声突然出现。理由大致相同：王仲参加革命早，1950年从部队转业，曾立过功；现身体多病；案发地处沿海开放前沿，政策界限模糊，或应从宽。好几位地方老干部联名写信，递到北京。信流转到陈云案头，他没有回避，径直在原信旁批注：“改革开放之初，必严正党纪国法。此案影响极坏，务必依法从重。一人求情，不可赦众。一定要枪毙。”

短短二十六字，态度坚决。批示随即转回最高法，停止任何新的减刑、改判建议。1983年1月17日清晨七点整，汕头人民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宣判书再次宣读后，武警扶着王仲押上囚车。八点四十五分，刑场枪声响起，一切结束。

不久，中纪委机关刊物《党纪研究》发表评述，称王仲案为“改革开放后打击经济领域腐败的第一颗警示弹”。文章没有铺陈豪言，片尾只引用了陈云一句训诫：“做官一日，当思利民一日；取民一钱，便是负民一钱。”同年三月，广东省召开干部大会，播放了王仲案教育片。《经济内刊》披露，观看后两个月内，省纪委收到的主动退赃信件飙升三倍，多名基层干部自首上交礼品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