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首都机场跑道上积着浅浅雨水，刘亚楼一口气跑到停机坪，抬头数着新出厂的歼-5。他拍拍机翼，自言自语：“再过几年，天可就完全换颜色喽。”一句玩笑，被身边的地勤兵当成口号广为流传。也正是那一年，他让后勤处把二百棵银杏苗搬进空军大院，“树慢慢长，人得一直飞”，话音散在雨雾里，没人想到这会成为将军生命最后的注脚之一。
七年之后，1964年8月，刘亚楼随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旅途并不算长，可他在机舱里接连打了三个哈欠，几位随员对视一下，心里都有了不安。回国那晚，他还没换军装就把参谋叫到书房，通宵改电报。第二天早晨，被褥上留下大片汗渍，妻子翟云英摸了摸，心里一沉，劝他进医院。刘亚楼摆手：“报告还没送军委，先别折腾。”
十多天的加班让他的脸色发灰，翟云英暗中给姚克佑打电话，希望首长出面硬推检查。将军得知后笑：“小题大作，我这副壳子垮不了。”话虽轻松，床头的血压计却一次比一次指向危险区。最终，协和医院确诊：弥漫性肝癌。病情被迅速上报，毛泽东批示：“立即停职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全力救。”
11月下旬，他仍偷偷跑到门诊部扩建工地，盯着水泥预制板的厚度，像往常一样发表“宿舍布局笔记”。翟云英心疼又无奈，后来回忆说，那天北京刚上霜，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他一句“同志们住得舒坦，飞机才能飞得稳”，让所有人闭了嘴。
1965年春节前夕，刘亚楼转往上海华东医院。医生按规矩汇报病程，他摆手：“省几页纸，多真空包装点药。”病床成了临时作战室，空军几位军区司令轮换“听课”。有意思的是，他特意写下三句话要秘书背：“旧疾、劳累、已好转。”秘书背完，他满意地点头：“记牢，不许往中央递噩耗。”
4月23日，癌细胞全面扩散。周恩来匆匆到病房，见他硬撑着起身，轻声说：“你在长征时那句‘哪有路哪就走’我没忘，现在也用不上了，安心躺着吧。”刘亚楼反倒安慰总理：“首长放心，我这点疼算不了什么。”等周恩来走出大门，他才长长吐气，枕巾被汗水浸透。
孩子们申请“五一”来沪探视，刘亚楼摇头：“别让娃们看到我这副样子，耽误学习。”可他又悄悄让秘书催北京寄照片。收到相片那夜，他盯着底片看了整整两小时，指尖把薄薄的相纸磨起了毛边。
5月6日凌晨，剧痛如潮水涌来。刘亚楼对翟云英说：“阿英，我这辈子只欠你一件事。”妻子愣住，他轻抚她的手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五十年代你急病住院，我只让张秘书送两箱苹果，你那时一定恨我吧？”翟云英哭着摇头：“从未怪过。”他笑了，眼角却闪了一滴泪，“有你理解，我值。”
次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病房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铃声。整理遗物时，翟云英在上衣口袋掏出那叠相片，边角卷起，几行稚嫩字迹被反复抚摸已显模糊。医护忍不住背过身去，泪水噼啪落在地板上。
噩耗传京，中央决定按大将规格悼念。追悼会上，周恩来握着翟云英的手，低声道：“空军司令人选难挑。”一句短短评语，比千言万语更沉重。银幕上播放将军生前影像，他曾站在跑道尽头，挥手示意战机起飞，背景是漫天朝霞。翟云英默默注视，她知道，丈夫一生只认天空，如今终于同蓝天融为一体。
秋天到了，空军大院的银杏叶黄得耀眼。老飞行员说，风一吹，“哗”的一声，像整整一个编队从头顶掠过。没人再去数那两百棵树，可每片叶子都像是一枚小小的军功章，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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