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放眼世界文坛，丹尼尔·门德尔松是一个独特而令人难忘的存在。他出身于纽约犹太移民家庭，少年即展露语文才华，和远在南非的著名历史小说家玛丽·瑞瑙特通信长达十余年。瑞瑙特以文学手法重建出迷人的希腊世界，直接影响了他选择以古典学作为终身志业。从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他首先以自由作家的姿态，一方面致力于不乏批判的文化评论，一方面诚实书写自我的生命体验。门德尔松曾经表示，身为犹太人又是性少数，对于早年矢志成为文学评论家的他而言是最佳训练，因为这两重身份同样刺激他怀疑老生常谈的故事并不真实，驱策他寻找隐藏的含义。也恰恰因此，他绝大多数的回忆录-自叙传作品才必然要采用追寻叙事。他运用扎实的学术功底乃至兼通西方文明希腊-希伯来两大源头的特殊优势，多年以来创作着隽永耐读的作品，深受国内读者喜爱的《与父亲的奥德赛》以及刚推出中文版的《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均为当中代表作。后一部书里，门德尔松在查访大屠杀遇难亲属下落的类侦探故事之上，交织融合了相关主题的圣经文本诠释，并对照古今，从人性角度重新逼视经典，令读者为之震撼，甚至隐隐标志着一个独此一家的“门德尔松文类”的生成。
以下作者访谈译自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13年版《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之附录。
今天回顾，你如何看待自己致力于此书的旅程？出书以来，你是否发现了关于自己家族的新细节？
丹尼尔·门德尔松：我致力于这本书距今已十年了，从今天的视角看来，老实说它已仿佛有点儿虚幻。首先，我难以相信自己有过那种执迷的决心，那种前进的冲劲；老实说，我现在未必能够再次集结那样的能量了。也不得不说如今一切完结后，它有时仿佛是一场梦。当我想到那些充斥于我致力此书五年间的众多体验，研究、访谈、旅行，还不说那些发生过的非凡事情，奇妙的巧合、稀罕的相遇、不可思议的好运气，我自己都几乎无法相信——其实我有时会半夜醒来，一时感到慌乱，以为那就是一场梦，就不是真的。但当然那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恐怕那场我在书中讲述的旅程（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将始终是我身为作家、身为人类的一生中最非同寻常的经历。
至于新发现，唯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布若妮亚（我伯公什米尔最小的孩子）的，多亏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一份原始资料，它在2006年最初的美国版出书不久后浮现出来。因为首个平装本尚未推出，我有幸把该信息写进后记中，随后所有的版本和译本里都有它。除此以外，家族中同样有人跟波勒霍夫有渊源的人士主动提供的一鳞半爪而十分感人的信息，构成了读者反馈的一大部分；许多波勒霍夫后代读了此书便跟我联系，你可以想象。（这些反馈开始潮涌起来后，我父亲喜欢调侃说，“谁晓得波勒霍夫有五十万人口呢？！”）有段时间我心存企盼，希望波兰语译本的出版会发掘出一点埋藏的东西，关于那个试图营救我家亲属的波兰小伙子齐什科·希曼斯基，会有新信息出现，但什么也没发生。现在我倾向于认为那些踪迹已湮灭了，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东西重见天日。不过正如《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的叙述不断证明的那样，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会发生。
此书的一个惊人特色是含有对《创世记》选段的分析。可否谈谈这个部分是如何形成的，在你看来它又意味着什么？
丹尼尔·门德尔松：圣经诠释起初不是此书的一部分。当时我已在写第二部分——那个部分里，我发现了什米尔伯公写给美国亲属的信札，包括写给我姥爷的——我不得不努力思考兄弟间的关系。什米尔跟姥爷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什米尔在别的兄弟姊妹都离开以后仍然待在欧洲？他们俩关系和睦吗？美国的亲属有没有依从什米尔的请求汇钱过去？凡此种种。某一个时刻，我不得不考量他们也许关系失和的可能性——并非我认为这是事实，而是身为记者和作家，我不得不将之作为故事的潜在成分来思考。同时我也在思考兄弟姊妹，思考兄弟姊妹间的争斗，我觉得如果我从文学中引入一个以此为主题的短小段落，把一段引语包括进来，也许能给此书这部分增添一点深度。
很自然地，我把目光投向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多年来第一次）重读了它，并感到很大的兴趣。我开始深入研究那文本，它揭示出兄弟间心理层面上太多令人着迷的东西。（值得一提，希伯来语原文里始终没有交代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然后我读了评注，然后我读了拉什，然后我已经觉得一切都太有意思了，干脆把整个架构都放进书里好了。接着我开始审视我这故事里别的跟《创世记》主题相呼应的地方，忽然，我看出那些圣经分析如何能构成一种影子叙述，从一个不同的、文学性的且较抽象的角度来探入我的主题。比方说，当我去到世界各地，倾听幸存者们谈论他们失去的城镇波勒霍夫时，我忽然看出挪亚故事是西方叙事中第一次讲述身为彻底毁灭的幸存者意味着什么。类似地，我从罗得之妻的故事里看见它的主题之一是怀旧的危险，是始终回望过去——这是我家族历史里的一大问题，此书有所讨论。还有《创世记》的开篇是关于一个具体家庭的长故事从何说起，那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书开篇处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那些圣经诠释具有主题相关性。但是我也认为它们有结构上的重要功用。首先，我认为读者拥有一个“外在于”我家族故事的空间会是有益的，他们可借此反思从那故事中生发出来的一部分主题——怀旧、记忆、亲密相处者之间的暴力、讲述一个家庭故事所包含的意义——以一种较抽象、较考验智力的方式反思。其次，虽然我的追求演变为一种侦探故事而且——由于是侦探故事——叙述节奏随着追寻的持续而变得越发紧迫，它毕竟不“只是”娱乐；它决不只是个喧腾热闹的侦探故事，而是个关于种族灭绝、苦难与背叛、生与死的故事。所以那些圣经文本分析是一种促使读者放慢的方式，促使她或他停下思考主题何在，而非身不由己地追逐情节，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跟我有交流的读者都说他们深深感到此书的这个层面丰富了阅读体验。
这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对于你弟弟马特的摄影作品的运用——并不用在一个光鲜发亮的图片专区，而是穿插于文本各处。你可以稍微谈谈这个特色吗？
丹尼尔·门德尔松：某程度上，在文本内运用照片是向已故德国作家W. G. 塞尔巴德的一种致敬，他是我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他情绪化而困恼的小说世界非常精彩，总以某个方式被“二战”阴影所笼罩，每一部都有照片散见于文本——你永远不太确定照片上的人是谁，照片之间有何关联，然而它们却会给你的阅读体验增添一种无助的滋味，仿佛你永远不能完全把线索扣连。这当然正中作者下怀：湮灭的如此之多，很多线索终将是不可扣连的。
在《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里，照片的放置不至于像塞尔巴德小说中那样随机（其中图像与叙事之间往往缺乏清晰的联系）。照片从未打断一个文段，且通常出现在它们予以点明或被谈及的小故事之前或之后。我愿意将之设想为某种影像性的标点。常有人问我为何我不加上图片说明，但那是有意为之——你得自己付出一点努力来建立关联，来记住照片所点明的故事，或者你暂时接纳那照片，等待稍后的故事来为你识别，（我希望）到时候你会有一个恍然领悟的瞬间——那种体认的兴奋感，对于我自己寻求答案、寻求真相的故事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这书以故事和照片组成，它们恰是我开始追索自家亲属的信息时要的两种事物。多年前我研究家族历史之初，我过目的照片往往不带文字说明——我得自己搞清那些人是谁，得借着端倪来猜测，得要推断。此书渐渐成形的时候，我一度有意添上文字说明，然后转念一想：读者凭什么唾手可得？！毕竟这是一本关于寻求的书——关于对过去的努力思索，关于查考真相。所以未加文字说明的照片便构成一种迫使读者去努力思索的手段——要思索那些图像意味着什么，而其中的意味又多么容易失落。
《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
你得到的最不同凡响的读者反馈是什么？
丹尼尔·门德尔松：我获得的最不同凡响的反馈，无疑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医生，他生于加拿大，父母是战后从乌克兰移居该国的。我的书出版时，他在本埠报纸上读到一篇书评，认出那个城镇的名字是他父母出身的地方，就买了书，心想读读自家祖居的小镇的历史会是饶有趣味的事。书读到一半，在我谈到最臭名昭著的乌克兰通敌者的一个段落里，他认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那是个特别残忍的、杀戮成性的人。（不消说，那父亲在移民文件上对自己战争期间的活动撒了谎，同样不消说，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们全都对此一无所知。）“你无法想象从一本书里发现自己父亲是战犯是何滋味。”他告诉我。我们有一个时期以电邮和电话频频通讯，如你可想象。然后他做了一桩惊人之举：他去到我去过的那些地方，跟波勒霍夫幸存者们会面，代表他的家庭进行了象征性的悔罪。
我们通讯期间，我自然向他问起过他父亲的性情，他对我说他是个难相处的、狂暴的男人，而且经常被噩梦困扰。我听说时想道：“好。”
你说过在《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之后，你不打算再写犹太人大屠杀了。为什么？
丹尼尔·门德尔松：唔，不妨这样回答吧，首先我并不真觉得《追寻六百万中的六人》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以我想来，它关乎家族、记忆和历史，也关乎努力了解过去所意味着的一切。大屠杀刚巧是对这些主题展开沉思的叙事载体——应该说，这些是我每每写到的主题。的确我第一本回忆录《难以触及的拥抱》便以这些为主题，我敬仰的很多作家（普鲁斯特、W. G. 塞尔巴德、写《西法拉》[Sepharad]的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Antonio Muñoz Molina]）也以这些为主题。我总是喜欢提醒别人我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专家，甚至不是这方面的严肃学者；大屠杀本身——除我上面提到的主题之外——并非我的题材。所以我将不会再写它了：除了我已经写出的，我再无可说。但是关于我的家族，我将会一直继续写下去。
来源：郑远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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