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考试中名列第三，就改名叫了“位三”，这在如今听起来简直就是“离谱事儿”。但他身上还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授衔的时候，他明明没有军衔也没有官职，却被毛主席特批“享受元帅待遇”。
这个“奇人”，就是郑位三。他出生在湖北黄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叫做“郑植槐”，后来考进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为考试成绩名列第三，就改名叫做“位三”，以此勉励自己追求进步。
1925年，23岁的郑位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黄安是著名的“将军县”，但在革命初期，这里的斗争异常残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悬赏捉拿92名共产党员，郑位三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许多人选择退缩，他却果断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联络同志重组黄安县委，自己担任代理书记。正是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黄安“九月暴动”顺利举行，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军民思想混乱，斗争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时刻，郑位三临危受命，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扛起了领导当地斗争的重担。
当时的鄂东北，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敌人的“清剿”一次接一次。郑位三的家人也惨遭不幸：父亲在深山老林中奔波，满身毒疮病死；母亲吃野菜中毒身亡；前妻在躲避敌人追捕时，活活冻死在山洞里，留下的女儿只能由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
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悲痛，郑位三也没有倒下，他对同志们说：“越是艰难，越要坚持，革命的火种不能灭。”
为了稳定局面，他提出“边战斗、边生产”的口号，组织干部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同时，他抓紧组建地方武装，短短时间内就拉起了好几个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
在游击战争中，他发现区乡干部3、5人一组、携带短枪袭扰敌人的方式很有效，就总结经验，提出建立便衣队的主张。
他在罗山县卡房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明确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让便衣队成为“没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
1934年，红25军决定战略转移，郑位三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这是他第一次做军队政治工作，但他很快上手，和战士们同吃同住，行军时很少骑马，拄着木棍跟连队一起走。
部队每到一地，他就主动跟群众拉家常，还懂点医道，经常给老百姓诊脉开方，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先生”。长征途中，他还起草了相关传单，把红军的宗旨、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让群众迅速了解红军。
1935年7月，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决定西征甘肃，郑位三再次被留下，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领导红74师坚持游击战争。
当时敌人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清剿”，他采取“兜大圈子”“化整为零”的战术，带领部队在陕南山区与敌人周旋，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还让部队从600余人发展到2100多人。
贺龙元帅后来评价：“红74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战场撒谎能够的将军靠枪炮建功，郑位三则靠着智慧和实干，在根据地写下了另一段传奇。他就像一位扎根基层的“实干家”，总能精准找到群众的需求，拿出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抗战时期，郑位三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第二师政委等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士气低迷，部队减员严重。
郑位三到任之后，没有喊什么空洞的口号，而是从群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在淮南根据地推行“三七分租”政策：地主拿三成，佃农留七成，这比中央土改政策提前了整整4年。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却实实在在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政策实施之后，淮南的春耕面积增加了不少，佃农们主动送孩子参军，新四军的兵源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乡绅们算一算反而粮食袋子更鼓了，也愿意掏钱买枪支持抗日。
这样下来，淮南根据地很快就成了华中最稳固的“铁核桃”。
除了土地政策，郑位三还很重视教育。1931年，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半年内办起了27所列宁小学，教材自己写，黑板自己漆，让山区的孩子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
后勤保障上，郑位三更是想出了绝妙的办法。新四军当年最缺冬衣，他就让被服厂“跟着部队跑”，把机器拆成小模块，用骡子驮着转移。
他就这样用土地、学校和棉衣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身边，让敌人在根据地寸步难行。
1943年，郑位三胃穿孔严重，痛得蜷缩成一团，骑马时需要用绑带捆在马鞍上。通讯员回忆，他经常吐血到裤管滴红，却还在油灯下写手册，把自己的斗争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
1946年，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的郑位三与李先念等人一起拟定“声西击东”方案，让皮定均旅佯装主力吸引敌军，主力部队则连夜穿插，成功跳出包围圈。
这次突围保存了1.7万骨干力量，为后续解放战争赢得了宝贵时间，毛主席都致电称赞：“你们完成了战略坚持的最大任务。”
1948年，长期的艰苦斗争让郑位三的身体彻底垮了，肺结核、胃溃疡等多种疾病缠身，经常大咳血，中央强令他离开一线治病。
建国后，郑位三挂名中南军政委员会副职，却主动提出辞职。有人劝他：“你为革命立下大功，该享受的待遇不能少。”他却笑着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能看到新中国成立，我就知足了。”
1955年授衔时，工作人员整理名单，发现郑位三既不在军队任职，也没有申报军衔，便没有将他列入。
毛主席审阅方案时，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道：“郑位三呢？”得知情况后，主席当即提笔批示：“位三同志功劳不亚于元帅，应享同等行政待遇。”
就这样，郑位三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无衔却享受元帅待遇的功臣。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三级，与元帅、国家副主席同级，月工资400元，相当于当时大区书记的标准，还配有专车、秘书、警卫和专属医疗小组。
面对这样的待遇，郑位三却十分低调。他婉拒了秘书和警卫，只留下保健医生：“国家刚起步，别铺张浪费。”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对自己要求严格，却对革命老区和烈士遗孤很慷慨，将大部分工资都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
1955年9月27日授衔当天傍晚，食堂特意给郑位三加了一道荤菜，他却把肉都分给了警卫员，自己端着小米粥回了宿舍。
郑位三生活极其简朴。他住的房子里没有沙发，就是简单的木椅子。有次卫士偷偷给他卖了两套的确良的衬衫，他却在箱底压了几年，最后还是退给了后勤。
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主动退回肉票，炊事员偷偷给煮了一碗鸡蛋面，他却端着面去找同院养病的陈赓，说：“你身体不好，我分你一半，咱俩都解馋，都不犯错误。”
晚年的郑位三，常常窝在家里写回忆录，稿费一分不留，全部捐给红安建学校。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被病痛折磨，但只要叹气革命往事，眼中就有了光。
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条命都是捡回来的，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他在病中曾交代：“我走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把继续再分一次。”
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实在贡献大，最终还是举行了追悼会，由邓公主持，李先念同志致辞，徐向前等一众老帅都出席悼念。
不得不说，郑位三这位“无衔元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革命先辈的初心和革命。他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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