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七年前开始不能自理的。
那年他七十九,冬天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
做完手术,医生说恢复期至少半年,需要人全天候照顾。
那天晚上,我爸给我哥打了电话。
我哥说:“爸,我这边项目正忙,走不开。让慧芳先顶着,等我忙完了回去换她。”
等他忙完。
我等了七年。
不是我没催过。
第一年,我打了六次电话。他说忙。
第二年,我不打了。
爷爷手术后的第三天,需要人扶他上厕所。
半夜两点,爷爷叫我。
我从客厅的折叠床上爬起来,扶他坐起来,再扶他站起来,再一步一步挪到卫生间。
他很重。
我一百零二斤,他一百四十多。
他一只手撑着我的肩膀,我能听到他的骨头在响。
那个冬天,每天晚上至少起来两次。
后来我学会了提前在床边放一个尿壶。但爷爷不愿意用。他说,他还没到那个地步。
所以我继续扶。
每天晚上。每个冬天。
七年里,爷爷住过四次院。
第一次,股骨头。
第二次,肺炎。
第三次,肠梗阻。
第四次,最后一次。
每次住院,我都请假陪床。
第三次住院的时候,科长找我谈话。
慧芳,部门要推荐一个人去参加后备干部培训。本来是你,但你这个月请了十二天假……”
他没说完。我说,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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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额给了比我晚来两年的小周。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跟谁说?
我妈走得早。我爸不管。我哥不在。
每个月,我的工资到账后,先扣掉爷爷的药钱。
一开始是降压药、降脂药。后来加了胃药。再后来加了安眠药。最后一年加了止痛的。
药费从每月三百多,涨到每月一千二。
再加上营养品、尿不湿、护理垫、换季的衣服。
我的工资五千八。
扣完药和日用,剩两千出头。
房租一千五。
剩下的钱,吃饭。
七年里我没买过一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
有一次同事聚餐,我说不去了,最近胃不好。其实是因为AA一个人要摊一百多。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家里人算过。
不是不想算。
是算了也没人听。
有一年过年,我试着在饭桌上提了一句。
我说,哥,爷爷的药费能不能你也分担一点?
我爸先开口了。
“你照顾爷爷是应该的。你哥在外面忙事业,挣的是大钱,你别老盯着这些小账。”
小账。
我哥当时什么也没说。
嫂子钱丽低头夹菜,嘴角有一个弧度。
不算笑。但我看见了。
后来过年的红包——
志刚的儿子,两千。崭新的票子,装在大红包里。
给我的,没有。
不是二百,是没有。
从我二十三岁开始照顾爷爷那年起,就没有了。
我爸说:“你都工作了,还要什么红包。”
我哥的儿子那年四岁,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二十三,每天半夜爬起来扶一个老人上厕所。
一个有红包,一个没有。
谁更需要那两千块钱?
没人想过这个问题。
也不需要想。
答案在每个人心里都是一样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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