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这个名字，在党史里总让人觉得特别沉重。他1905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穷苦佃农家里，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受毛泽东和何叔衡影响，他投身革命。1926年参加北伐，进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当排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本想去南昌，结果警卫团转道参加了秋收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根据地，陈树湘先当连长，后来当过特务营党代表和支队政委。红四军时期他积累了不少山地作战经验。1930年后，他调到闽西，先后指挥过汀连独立团、福建独立第七师和第九师，还当过红十九军第五十六师师长。1934年3月，他正式出任红三十四师师长。那时候这支部队已经很能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立过功。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红五军团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红三十四师又被放在全军最后面，成了名副其实的后卫。师里大约五千到六千人，大部分是闽西子弟。陈树湘带领大家边走边打，多次在险要地段阻击追兵。部队装备差，行军条件苦，但任务完成得扎实，为前方争取了时间。
主力过江后，陈树湘按照军委指示，率领残部向湘南方向突围，打算打游击战。队伍只剩几百人，弹药和粮食都快没了。他们翻山越岭，避开大路。12月上旬，在湖南道县附近又和国民党正规军、民团遭遇。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中弹，伤势很重。身边战士抬着他继续撤退，但还是没躲过搜索。
12月中旬，残部在道县冯督庙一带被敌保安团包围。陈树湘率队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不幸被俘。敌人把他放在担架上，准备抬到道县或长沙去邀功请赏。押送路上，陈树湘抓住机会，从腹部伤口伸手进去，用力扯断肠子，就这样牺牲了。时间是1934年12月10日左右，他才29岁。
红三十四师的这次阻击，直接保障了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整个师几乎全部损失，只有极少数人突围成功。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绝命后卫师。他们的行动让国民党围歼计划落空，为红军后来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陈树湘的牺牲方式，在红军高级指挥员里也特别惨烈。
现在来想，如果陈树湘当时没被俘，而是顺利突围跟上主力，他的路会怎么走下去呢？这个假设不是乱猜，而是看他真实履历和同期干部情况。陈树湘从秋收起义老干部起步，指挥过多个师级单位，实战经验丰富。湘江断后任务的贡献，又是战略性的。这些条件放在一起，分量很足。
拿同师的朱良才来说。他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因为早些时候负伤，没参加最后那场阻击，转到红五军团部救治。后来坚持到建国，1955年授上将，还当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朱良才的资历比陈树湘晚一些，职务也低一级，却拿到上将。
再看一百团团长韩伟。他在突围时率小队跳崖脱险，活了下来。之后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1955年授中将，当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韩伟是陈树湘直接下级，团长级别。陈树湘作为师长，资历更完整，贡献更大。
其他同期红军师长里，坚持到建国的，大多按类似标准授上将或中将。陈树湘的秋收起义身份，加上长征前就指挥主力师，还有湘江掩护的特殊功劳，这些在授衔时都是硬指标。1955年军衔评定看重革命资历和战场表现，他完全符合上将条件。
长征结束后，如果陈树湘活着，会继续在红军大学或抗大学习，提升指挥水平。抗日战争时期，他很可能带队打敌后游击，当军分区或旅级领导。解放战争阶段，随着部队扩大，他可能指挥军级单位。渡江战役或三大战役里，都能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开始正规化建设。陈树湘这种实战型干部，会被安排到大军区或兵种领导岗位。1955年授衔时，上将军衔对他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同期很多类似背景的指挥员都走上了这条路，他的经历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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