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杨成武将军曾经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他晚年回忆时说道：“不馋嘴是好习惯，我当年凭借着习惯躲过一次刺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37年底的华北，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群山连绵，荒草伏地。
杨成武带着独立团踏进这片土地时，城市已被日军占据，铁路被封锁，敌人重兵盘踞，想在敌后站稳脚跟，只能靠山吃山、借地形周旋。
狼牙山，很快进入他的视野，这座山并不算巍峨雄壮，却胜在险，山体如刀削斧劈，沟壑纵横，峰峦叠嶂，层层石壁如天然屏障。
杨成武站在山脚，望着山势，心中一动，这或许是天然的屏障，他没有轻信直觉，带着参谋和侦察员，他亲自踏勘。
一路走，一路看，他观察山口的位置，记下几处可设伏的拐弯；他用目光丈量山脊的宽窄，推算能容纳多少兵力；他甚至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掌心搓开，判断土质松紧。
走到半山腰时，他忽然皱起眉头，一路上，除了偶见几株顽强的灌木，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水源。
游击战，靠的是灵活，但部队要吃饭，要喝水，要养伤员，要存粮。
当年红军在江西打游击，山里有水有田，百姓基础深厚，可眼前这狼牙山，却是一座石头山。
登上著名的棋盘坨时，山顶孤零零立着一座小道观，青瓦斑驳，墙体剥落，仿佛也在风中苦撑。
杨成武想起山下百姓提过，这山上还有道士，进了道观，只有一个姓李的道士守着空荡荡的院落。
杨成武与他攀谈起来，李道士语气平缓，却带着一丝掩不住的苦涩，他说师父不久前去世了，几个徒弟也熬不住清苦，下山谋生。
原本山中还有几处庵观，香火鼎盛时，山路上常有人来往，可自从战火蔓延，百姓不敢上山，香火断绝，庵观渐散。
他说到山里的水，只能苦笑：“有是有，一口小泉眼，喝水勉强够，种地不行，人多了，更撑不住。”
说着，他带杨成武去看那泉眼，泉水细如线，从石缝间缓缓渗出，落入一个浅浅的石槽，水清，却少得可怜。
站在泉边，杨成武沉默了，这一刻，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很清楚。
若是敌人“扫荡”时，部队被逼入山中，这里可以作为暂时的落脚点；若要长期经营，建成根据地腹地，这里并不适合。
下山时，杨成武步伐很稳，同行的人还在议论山势的妙处，他却已把思路转向另一条路，平西的平原地带。
那里没有山的庇护，却有田地、有水源、有百姓，平原意味着更危险，日军依托铁路、公路，机动迅速；平地无遮无挡，一旦暴露，退路有限。
但也正因为危险，那里才有空间，山中可藏兵，却难养兵；平原难藏兵，却能生兵。
他没有放弃这片山地，只是给它重新定位，不是腹心，而是屏障；不是粮仓，而是险境中的退路。
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次踏勘，是他在晋察冀布局中的重要一步。
易县一带的冬天，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紧张，城里插着太阳旗，乡间却暗流涌动，赵玉昆，就是在这样的乱世里冒出来的人。
他原本出身东北军，九一八之后随部南撤，队伍打散，人也没了着落。
七七事变一爆发，华北烽烟骤起，赵玉昆回到易县老家，举起一面旗帜，自称“华北抗日第十路军总司令”，一时间招兵买马，声势颇盛。
从表面看，这支队伍与八路军一样，也喊着抗日的口号，也打过几场与日军的遭遇战。
但赵玉昆的部队多半是临时拼凑，成分复杂，有旧军人，也有土匪、闲散壮丁，打起仗来或许凶狠，但军纪松散。
粮草从哪来？靠征，银钱从哪来？靠要，所谓“要”，在百姓眼里便是抢。
杨成武的独立团也在晋察冀站稳脚跟，八路军人数起初并不多，但发展极快，靠的是一套与众不同的做法，不扰民，讲纪律，官兵同吃同住。
不到一年时间，杨成武所部由不足两千人扩充到近万人，村村有联络，户户有耳目，山间平原逐渐连成一片抗日网络。
赵玉昆看在眼里，心里难免发紧，他的“十路军”人数虽多，却像一块松散的沙堆，扩到五千人后，便再难增长，再招人，百姓顾虑重重；再扩编，内部矛盾丛生。
杨成武年纪不大，却行事老练，打仗有章法，处事有分寸，易县周边几股杂牌武装，或被收编，或被瓦解，渐渐都归入八路军体系。
赵玉昆坐在自己的大院里，烟雾缭绕，心里却越发不安，权衡再三，他选择了归顺。
最终，十路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原有十几个团压缩整编为三个团，番号换了，旗帜换了，制度也要换。
谈判桌前，赵玉昆提出条件：要发军饷，伙食标准要高；要让自己的心腹继续当团长；还要第五支队相对独立行动。
这些条件，表面是为部下着想，实则为自己保留权力。
杨成武看得明白，团长人选可以暂时妥协，毕竟稳定军心重要；军饷问题可以折中解释；至于“自由行动”，则断然拒绝，既然纳入八路军体系，就必须统一指挥。
谈判结束时，气氛虽未撕裂，却已埋下裂纹，赵玉昆脸上带笑，心里却并不痛快。
他原本在易县一带说一不二，军队听命于他，钱粮由他分配，如今旗号虽在，实权却渐渐被制度削弱。
他表面上归顺，骨子里却始终保留着“司令”的心态，在众人面前，他大声谈抗日大义；在私下里，他却盘算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
杨成武并非没有察觉，只是当时的局势，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对方身上带着旧习气，也只能边走边改。
改编的命令下达之后，第五支队的营地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潮翻涌，旗号换了，番号改了，可人心并非一夜之间就能翻篇。
最先抵达的是政工干部，那天清晨，几名穿着朴素军装的年轻人踏进营地，行李不多，神情却格外沉稳。
他们不像赵玉昆原来的军官那样前呼后拥，也不摆架子，进营第一件事不是训话，而是和士兵坐在一起吃饭。
一口大锅里炖着粗粮和咸菜，士兵们围坐一圈，那几名政工干部端着同样的碗，蹲在地上，与大家聊起家乡、聊起日军扫荡、聊起为什么要抗日。
有人起初嗤之以鼻，觉得不过是嘴上功夫，可听着听着，心里却悄然起了波澜。
夜里，各连队开始开会，灯油昏黄，屋里烟气缭绕，政委、指导员逐个找人谈心，问出身、问过往、问心里最怕什么、最恨什么。
过去在十路军里，士兵只是枪杆子，谁敢多嘴？如今却有人耐心听他说家里被逼债、被抢粮的苦。
几夜之间，营地里的气氛悄然改变，士兵们开始议论纪律，议论“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议论“官兵平等”。
有人悄悄把私藏的几枚银元交出来，说愿意入党；有人主动报名参加识字班；还有人开始质疑过去那种动辄向百姓摊派的做法。
赵玉昆发现连原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连长，也在会议上谈“集体利益”，谈“纪律高于个人”时，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
过去，他一句话，粮食怎么分、谁升谁降，全凭心意，如今政工干部插进来，连处分一个人，都要开会讨论。
他开始烦躁，开始频繁召见心腹，低声商量对策。
就在这种微妙的对峙中，他最信任的心腹李蛮子突然消失了，连夜出走，带着一个侦察科科长，踪迹全无。
消息传来时，营地一片震动，后来查明，两人暗中与外界有联系，背景复杂，赵玉昆表面震怒，心里却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李蛮子的出逃，等于撕开了一道口子，杨成武顺势下令整训，全支队进山驻扎，远离原本相对舒适的村落环境。
可在赵玉昆眼中，进山，意味着彻底脱离他原有的地盘和人脉，意味着那些他熟悉的地主、财主，再也无法成为他的依靠，更意味着，他将彻底被纳入一个他无法掌控的体系。
而一个习惯掌控一切的人，是很难接受失去掌控的。
腊月将尽，那一年春节前夕，赵玉昆忽然显得格外热络。
他主动提议，说第五支队归顺八路军已满一年，理应摆上一桌，庆祝一番，也算给一分区的首长和各团、营干部们拜个年。
宴席设在赵玉昆驻扎的村子里，提前几天，他便命人宰猪杀羊，堆起酒坛，院子里张灯结彩。
那是一个夜色深沉的傍晚，一分区副司令高鹏等几十名团、营级干部陆续赴宴，院子里觥筹交错，笑声不断。
唯独杨成武，没有出现，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除夕临近，他要留在司令部值班。
他向来饮食简单，不贪口腹之欲，平日里部队吃什么，他便吃什么，酒桌上的应酬，他本就不热衷。
宴席上，赵玉昆坐在主位，酒杯举得高高，席间，他一边大笑，一边低声与心腹交头接耳。
原本的计划，是待主要首长到齐，借酒酣耳热之际骤然动手，枪声一响，群龙无首，一分区将陷入混乱。
可此刻，主座空着，动手，风险太大，不动手，又不甘心，心腹们数次靠近，请示是否照计划行事。
赵玉昆端着酒杯，目光阴晴不定，他很清楚，杨成武若不在场，即便除掉几名干部，也难以掌控局面。
司令部尚有部队，一旦调兵合围，他手中不过一个警卫连，插翅难飞，更何况，赴宴的团、营长个个带枪。若混战起来，鹿死谁手未可知。
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可那一夜，枪声始终没有响起，宴席散去，众干部带着几分酒意陆续返回驻地。
杨成武在司令部一夜未眠，那场突如其来的热情，让他隐隐不安，他坐在油灯下，翻看地图，耳边不时响起风声与远处的犬吠。
直到一支支部队报告团长、营长安全归队，他才松了口气，这场杀局，因为一个人的缺席而胎死腹中。
夜深之后，赵玉昆意识到时机已失，索性铤而走险，他趁着众人松懈，借口去动员尚未进山的一支游击队，连夜离开驻地。
支队政委王道邦察觉异常，带着警卫紧随其后，走到半途，赵玉昆突然加快速度，直奔日占区方向。
王道邦这才确认，对方已决意叛变，一场追逐在夜色中展开，最终，王道邦趁乱脱身，赶回司令部报信。
而赵玉昆，则带着一部分死心塌地的旧部，投向了保定方向，向日军献上“投名状”，成了日本人手中的保安团团长。
熟悉地形、熟悉兵力部署、熟悉百姓情况，他带着日军反扑，根据地屡遭重创。
易县、涞源、定兴一带，接连陷入血火，后来日军大扫荡时，他更充当前锋，引路入山。
如果那夜宴席枪声骤起，历史或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而那场未赴的宴席，也成为晋察冀风云中最惊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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