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那年屯子来了五名上海女知青，她们是我心中的五朵金花|上海市|五朵金花|女知青|张国栋|往事悠悠|李雪梅

那年那月：屯子里来了五名上海女知青，村里的小伙子眼睛都亮了

我不是知青，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可在当年，我们屯子里曾经来过一帮上海知青，我们一同参加过生产劳动，朝夕相处了好几年。特别是那五名女知青，一个比一个漂亮，他们是我心中的五朵金花，也是梦里追求的对象。可惜她们后来都招工进城了，至今想起她们来，我心里还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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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1969年的4月9日下午，我们太平屯三队来了一帮背着大包小包的青年男女，穿着很时尚，一共十一个人，六名男生五名女生，年龄都在十六七岁的样子。队长李胜平大叔安排他们暂时住在了队里的三间土坯草房子里，并安排我大嫂帮他们烧火做饭。

那年我刚出毕业，之前也听说过我们屯要来插队落户的知青。我虽然是初中毕业生，可当时对知青这个词还有些模糊，后来才明白就是知识青年的意思。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应该算是知识青年，可没人承认我是知识青年，我只能臆想一下。

上海知青来我们屯子插队落户的第二天上午，我大嫂要去队部为知青们做饭，她就喊我：“老三，你在家也没啥事，帮我去挑两趟水。”“好的，我就来。”当时我虽然不想去，可大嫂开了金口，我也不好拒绝，就穿好衣服，还跑到大哥屋里，对着镜子梳了一下头。毕竟我也算是知识青年，怎么也得注意一下个人形象。

大嫂在前面走，我跟在大嫂后面，保持着前后脚的距离。大嫂过门快一年了，刚开始还管我叫三弟，后来直接叫我老三，弟弟也不叫了。不叫就不叫吧，反正我排行老三，在家里爸妈都叫我老三，大哥和二哥也叫我老三，叫老三也没啥。其实，家里人叫我老三我倒觉得亲切，但我不希望外人叫我老三，因为我有大号，我叫张国栋，我为这个名字感到自豪。没事我总是在想，爸妈都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大老粗，咋还给我起了这么有意义的名字，我从小就渴望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到了队部院子里，我走进上海知青居住的那三间房子，在外屋地（烧火做饭的地方）挑起水桶就去队里的牛棚挑水。队部大院到牛棚也就五六分钟的路程，我一口气挑了三趟水，水缸满了，我放下水桶就准备回家。我大嫂又叫我：“老三，你把那些劈柴帮我抱进来。”

看几名女知青站在旁边盯着我上下打量，我感觉浑身不自在，帮大嫂抱了两趟劈柴，就逃跑似的离开了队部大院，一溜小跑跑回了家。

第二天大嫂又叫我去帮忙挑水，我虽然不太情愿，还是跟着大嫂去了。等我挑满了水缸，一名女知青递给我几块大白兔奶糖，笑着说：“老三，辛苦你啦……”“我叫张国栋……”我出于礼貌，接过了那名女知青递给我的糖块，红着脸对她更正道。那名女知青笑着说：“我听雪梅嫂子叫你老三，我以为老三就是你的名字呢……”那位女知青很大方很开朗，普通话说的虽然有些生硬，但我能听懂她说话。这时我才发现，她长得那么漂亮，白皙透亮的皮肤，细皮嫩肉的，她的美当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像传说中的仙女，在我们太平屯，反正是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原来她是听大嫂喊我老三，她也跟着喊老三。我大嫂这个人天生是个爽快人，自来熟，刚帮人家知青做了一天饭，人家就知道了她的名字（我大嫂叫李雪梅），肯定是她自己告诉女知青的。

那天回到家，我自己留下一块奶糖，剩余的都给了我妈。当时那位女知青给我奶糖，我还觉得她是拿我当小孩，心里有些不舒服。可说句实话，长到十六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奶糖。那块奶糖在我衣兜里放了好几天，后来有点化了，我才把那块奶糖吃到了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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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农忙开始之前那段时间，不用大嫂叫我，我天天都去队部帮忙挑水，帮着劈柴，还赶着牛车到公社磨坊帮知青们磨过一次面。我最先知道了那个给我糖块的女知青的名字，她叫王玉芳，也是十六岁。另外四名女知青虽然没说过话，可我也见到了她们的庐山真面目，这五名上海来的女知青一个比一个漂亮，穿衣打扮也很时尚，都像下凡的仙女。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也和知青们一起出工劳动，上海来的知青虽然年龄和我差不多，可他们都不太会干农活，还特别讲究卫生，去大田撒粪，他们都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伦不类，社员们也看不惯他们的这种行为。毕竟人家是大都市来的知识青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看知青们不太会干农活，社员们就教给他们怎样使用劳动工具，怎样扬粪（撒粪），怎样挑担子。特别我们同龄人，知青们更愿意跟我们交流，我们就主动教他们干农活。一次往拐沟那边挑粪，我返回的时候看王玉芳挑着两筐牛粪挺吃力，我就帮她挑到了地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们渐渐和我熟络起来，特别是男知青，和我们年轻社员打成了一片，经常一起说说笑笑，有时还跟着我到家里玩。女知青虽然不怎么和我们男青年说话，但我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是王玉芳告诉我的。因为我经常帮张玉芳干农活，帮她修理农具，她对我挺感激的，有时也到我家玩，其实是来求我大嫂帮她钉扣子，借针线啥的。我大嫂总跟我开玩笑：“老三，有能耐以后就找个上海知青做老婆……”

自从屯子里来了上海知青，我们队里的年轻人，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穿着打扮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好多人都跑到供销社买来牙膏牙刷，跟着知青学刷牙，有的大姑娘还把两条辫子散开扎在一起，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城里来的知青。我们男生也注重穿着打扮了，我每次洗脸的时候，都会把头发弄湿了，然后跑大大哥屋里，照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溜光。我大嫂总取笑我像个汉奸翻译官，说我不像正面人物。

我们男青年私下里没少议论上海来的这五名女知青，大家都说这五名女知青是我们屯子里的五朵金花，一朵比一朵漂亮，以后谁要是能娶一名女知青做老婆，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不光是我有这个贼心，我们屯子里的年轻小伙子都在暗地里偷偷帮助女知青，默默关注她们，都想让自家的祖坟冒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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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秋天，王玉芳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太平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当时的小学校条件很差，教学设施简陋，教室的门窗也破烂不堪的，黑板也不像样子。王玉芳到学校当老师的第二天傍晚，学校放学后她来到了我家，笑着对我说：“老三，不是，张国栋，你抽空帮我们学校修理一下门窗和黑板吧，挂在墙上的黑板都快散架了……”

第二天中午，我利用歇晌的时间，到学校帮着把黑版用钉子钉了一下，又刷了黑墨。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我帮着修理好了教室的门窗和黑板，还帮王玉芳弄了一根教鞭和一个粉笔盒，王玉芳很高兴，夸我心灵手巧干啥像啥。

自那以后，王玉芳经常找我聊天，把她从上海带来的小说借给我看，还鼓励我空闲时间多看书学习，她说多学点知识有好处，不定什么时间就能用上。

因为我经常跟王玉芳在一起，屯子里就有了闲话，说我跟上海来的女知青谈恋爱了，说我家祖坟上要冒青烟了。虽然我和王玉芳八字还没一撇呢，可听到这样的传言我心里很高兴，我多么希望美梦能成真啊。

过了不久，厂矿企业开始陆续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先后就有两名男知青和两名女知青离开了太平屯，有人去了开纤厂当工人，有人到供销社当售货员，还有一人到延边财贸学校学习去了。1974年秋天，王玉芳被推荐到延边师范学校上学，她离开太平屯时，推荐我到太平屯小学当了代课老师。当代课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可我心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王玉芳离开了太平屯，我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每当站在讲台上拿着王玉芳曾经用过的教鞭，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和失落。

到了1977年春天，在我们太平屯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走了，最后离开的女知青陆春梅是病退回沪的，她离开的那天是星期天，是我赶着队里的牛车把她送到的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她笑着对我说：“张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关爱和帮助，有机会欢迎你去上海……”

五朵金花都离开了太平屯，我们屯子里似乎一下子就冷清了很多，就像沸腾的热水里突然倒进了一桶凉水，不光我心里失落，我们屯子里的年轻小伙子心里都很失落。

恢复高考后，我也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可当时王玉芳已经毕业分配工作了，听说她当了三年中学老师，后来调到教育部门工作了，从此我们就断了联系。我之所以能考上延边师范学校，王玉芳功不可没，要是没有她的鼓励，要是她不推荐我到学校当代课老师，我就没有时间看书学习，绝对考不上师范。这辈子，我都感激她，感激上海来的所有知青，是他们的到来，给我们贫穷落后的村屯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我们屯子里的年轻人都开阔了眼界，心里也都充满了希望。尽管谁都没能娶一个上海知青做老婆，可在我们心中还是留下了很美好的过往。

当我再次见到王玉芳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秋天了，那时她都回上海生活了。那年她是回延边参加上海知青赴延边插队落户四十周年庆典的，当年一起到太平屯插队落户的十一名知青来了八个人，其他三人没来，各有各的原因。

时隔多年再相见，王玉芳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笑着叫我老三，还送给我一个很精致的男士皮包。我盼了大半生的这个拥抱虽然来得迟了一点，可我心里还是感到很幸福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