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居住的社区以白人为主，散步时，极少遇到亚裔。搬来不久，我遇到了纳蒂亚和哈桑。哈桑圆脸，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纳蒂亚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眉弯眼长，一眼就能看出她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从容貌上，我推测他们来自中东地区。攀谈后，才知他们来自伊朗。我和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生人，而且都是1984年来美国。
每次散步相遇，我们总会站在路边聊，聊的时间一般都比遇到白人邻居长一点，话题也多一些。2023年春的一天，又遇到纳蒂亚夫妇。聊起我们刚结束的以色列之行，聊起海法的巴哈伊花园。我说：“那个空中花园真美，猜想已毁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不过如此？可惜非巴哈伊（Bahá’í Faith）教徒不能进入那座希腊式的大殿。”纳蒂亚说： “我们曾在那里面做过9天的灵修。”我才知道他们是巴哈伊信徒，而非穆斯林。
巴哈伊教起源于19世纪，只信奉一个神，反对神人格，在这一点上与伊斯兰教非常接近。它认为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佛陀等都是神的显现者，而最后的显现者是该教的创始人巴哈欧拉。相比世界的几大宗教，这个晚近发展起来的宗教还明确男女平等，特别强调女性教育，以及科学与宗教和谐，倡导世界和平，道德自律和社会服务等。
每次在社区碰到纳蒂亚，我们都邀请对方来家做客，但因各种不便一直拖到2026年新年伊始。那天下午，他们来我家喝茶。纳迪亚带了自己烤的波斯蛋糕，蛋糕放在高脚托盘上，橘色的蛋糕上撒了点点紫色花瓣。纳迪亚去年摔伤手腕，好久行动不便，看到她手部没有绷带，烤了蛋糕，就知已完全恢复了。
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很自然地谈起故国的经历。哈桑多少了解一些现代中国历史，但听到粮票户口，文革十年学校关闭等仍然吃惊。他们叹息管控比伊朗神权制度更严苛。说起怎样来美国，我说1976年中国向世界开放之后，我出来留学。
我知道纳蒂亚是伊朗革命后来美国，而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主要来自书籍：《我在伊朗长大》（Persperolis），《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等。十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亚的亚逸岩（Ayers Rock）徒步脱水，幸亏遇到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科医生，才不致酿成生命危险。那个医生就是伊朗革命后移民美国。除了他，我知道伊朗革命后，一些伊朗人逃到美国，聚集在南加州的贝佛利，西木，圣莫妮卡一带。西木曾被称为小波斯，因他们的聚集地位于洛杉矶西北，他们也得了个“Tehrangeles”（英文德黑兰和洛杉矶的拼合词）的绰号。“Tehrangeles”居住在美国最富裕的区域里，房产动辄5，600万。有人背后说，不知道他们带来多少财富。
纳蒂亚的房子就位于我们这个社区的最佳地段，背靠大湖。她家石砌的门廊上摆着四季鲜花，屋后泳池之外就是湖与森林。虽然年近七十，纳蒂亚的脸上并未见太多沧桑，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纳蒂亚和南加州的伊朗人一样：在故国养尊处优，去国也蛮平顺。
当听到纳蒂亚说：“我们是逃出来的！”时，我不禁大吃一惊，急切地等着她说下去。
“1979年霍梅尼当政后，迫害异教徒，200多巴哈伊教徒被杀害。哈桑在大学学机械，大学毕业在公司或政府任职的更是属于霍梅尼的清洗对象。”
通过谈话，我得知在伊朗的巴哈伊社区是全球最大的社群之一，但也是受到最严重迫害的宗教群体之一。巴哈伊教徒不能上大学，不能在政府工作，宗教机构被查封，墓地被毁，财产被没收，也不能公开聚会，经常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捕。即便只是教儿童读书，管理社区事务，维持宗教礼仪，都可能被判刑。在霍梅尼时期，巴哈伊教徒如果坚持信仰，就被逮捕。逮捕后，若拒绝改信伊斯兰教就遭处决。
纳蒂亚说：“霍梅尼杀害了200多巴哈伊教徒，9名领导成员被集体处决。1982年夏，我们决定出逃。我们没办法拿到护照合法出境，只能偷渡。通过管道，我们找到中间人，给了他一部分钱。当时我女儿出生才15天，我的儿子7岁。我们还带上15岁的侄女，因为她留在伊朗毫无前途可言。我们一行五人坐上一辆卡车，我和侄女坐在司机旁，我抱着婴儿。我丈夫和儿子坐在卡车车厢里。我们趁着黑夜，离开德黑兰，向东南行驶。”
我打断了纳蒂亚，打开谷歌地图，“我不了解伊朗地理，你指一下吧。”
“我们计划逃到巴基斯坦寻求联合国保护。德黑兰在中部的北缘，我们离开德黑兰市后，还要离开德黑兰省。继续向东南，克尔曼（Kerman），绕过扎黑丹(Zahedan), 扎黑丹已经在边境省锡斯坦俾路支内了，越境，进入巴基斯坦。我们穿着德黑兰的服装，每次经过有人烟的地方，司机就要我们低下头，免得引起注意。
“一个夜晚，突然前方出现一辆车。车灯大开，照的我们睁不开眼睛。那车子停在路上，车上的人下来端着枪，拦住去路。他们要我们下车。我们的司机放慢速度，摇下车窗，看起来，他要停车接受检查。我特别害怕，一旦查出来，送回德黑兰，我们必死无疑。就在车子靠近那几个人时，我们的司机突然加速驶下路基，疯狂地向前开去。前方漆黑一片，车后响起枪声。我能听到子弹射中车体的声音。司机也很害怕，路又不好走，车子东倒西歪地飞速行驶，几次都差点翻了。开了一阵，司机让我看看后面有无追车。我看了看，后面一片尘土，什么都看不到。司机说也许他们关掉大灯，他仍然全速行驶。又开了一阵，还是什么都看不到，黑暗中一片寂静。这时，我才想起坐在后面车厢里的儿子和丈夫。我使劲敲了敲后窗，没有回应。我侄女又敲，仍然没有回音。我要司机停车，司机不肯。又开了一阵，他才停下。”
“车子声音太大，我听不见。”哈桑插话说。
“停车后，我上去一看，发现哈桑和儿子蜷缩在一个角落，他用自己的身体包住儿子。”纳蒂亚说。
“那后来呢？”
“这个司机是普什图人（Pashtuns），清晨把我们带到普什图人的村庄。进屋后，他拿来当地人的衣服让我们换上，然后给了我们一点饼和水。那个村庄非常穷，就是几间土屋，有口井，周围都是荒野，夏天都没什么绿色，特别热。”
“你那15天大的女儿怎么样了？”
“她很乖，夜里没有哭，一直睡，我们非常幸运。”
“你当时喂奶吗？”
“我没有喂她母奶，因为太紧张惊吓，我的奶不好，只好喂糖水。”
哈桑插话道，“虽然普什图人也是穆斯林，但他们是逊尼派，不是什叶派。因此也遭到霍梅尼的迫害。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活路。因为长期游走在伊朗巴基斯坦边境，我们逃跑的路线也在普什图人控制的地区内，所以带我们偷渡的都是普什图人。”
纳蒂亚接着说：“次日清晨，那普什图人还让我们等着。终于动身后，走到一个了地方。看到了麦田，之前的路上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那里刚刚收过麦子，麦秸堆起来。司机让我们躲在麦秸堆后面。我们躲在那里，但司机一直不来。这里已是普什图人控制的地区，德黑兰管不了。但我们也听说一些逃亡的人被扔在半路上，自生自灭。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我们都很饿，就吃生麦粒。我女儿饿得大哭，这时来了人。他说‘你不能让你女儿哭了，会引起注意。’
这一次来了几辆摩托车，我和侄女分别上了一辆车，哈桑上了另一辆，抱着孩子，儿子坐在他前面。”
我问：“你用什么语言和司机交流？”
“从事这一行的人大多会讲波斯语，也会讲一些乌尔都语。那些地区基本是部族统治，他们有自己的交通网和通讯网，知道伊朗边防巡逻队和军警的活动。
上了摩托车，驾驶员告诉我抓紧。我前面有个口袋，我一抓那个口袋里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我说‘你的盐撒了。’他不答话。行驶了一阵，他说‘那不是盐，是海洛因。我们从阿富汗那边买来，质量不好，送到巴基斯坦那边去加工。’
摩托车载着我们开上一个山顶，又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当晚，我们就露宿山顶。夜里很冷，白天极热，没什么吃的，只有少量的水。”
哈桑插话道：“后来，我们骑骆驼。”
纳蒂亚：“对，普什图人牵来几匹骆驼。哈桑抱着孩子骑一匹，我自己骑一匹。那都是单峰驼，我从没骑过骆驼，也没骑过马。我特别紧张，紧紧地夹着腿，腰疼像要断了。这样摇摇晃晃下山，又上山。那骆驼突然晃动起来，我从骆驼背上摔下，摔在一块大石头上，昏了过去。”
在北非，我骑过单峰驼。虽然都是专门伺候游客的骆驼，但骑上骑下难，骑上行走也不容易。
纳蒂亚喝着茶，继续说道：“我醒来后，看到哈桑端着一杆枪。女儿放在地上，没看到普什图人。我说‘你拿枪干什么？’哈桑说‘他们说如果有人来抓你们，你就开枪。’我说‘你从来没用过枪，赶快放下，免得伤人。’我们又骑着骆驼走了一天。晚上，只有沙地，星光和骆驼的喘气声。
到巴基斯坦边境时，我们已经走了一周。这一周，我们每天只吃一点面饼，少量的水。出发前，我告诉七岁的儿子，如有人问起就说我们全家去度假。到这时候，儿子说‘这是什么度假啊？’我才告诉他真实情况，再次嘱咐他见人还是要跟人说度假。那时联合国在巴基斯坦的奎达设有难民站，从边境还要走两天才能到奎达。普什图人非常守信用，我们又坐上卡车。沿途也有检查站，检查人员看我们带着那么小的孩子，不太怀疑我们是偷渡，以为就是穷人走亲戚。
到了奎达，卡车停在靠近难民署的街上。向导说‘巴基斯坦这边还是有些人对你们不好，下车后，你们必须拼命向联合国难民署跑。到了门口就安全了。‘一下车，我们抱起女儿，拉着儿子拼命跑。到了门口，我们说是伊朗的巴哈伊教徒，寻求庇护。我们立刻就被带进去了。因为那时世界上已经知道巴哈伊教徒被杀。上厕所时，我看到自己，晒伤，各种划伤，干涸的血迹….”
我沉浸在故事中，想象着那个时候的纳蒂亚。此刻她喝着茶，神态平静。
“奎达是什么样的？”
“非常热，非常穷，非常脏。我们分配到一个房间，在那里住了1年半。然后又被转到维也纳，等待美国批准我们的难民申请。哈桑的哥哥在美国行医，他资助我们来美国。我们到达美国是1984年，已经逃出德黑兰两年多了。来美国后，哈桑在乔治亚理工大学找到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我19岁嫁给他，20岁生大儿子，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是医生。”
“你们是家庭包办婚姻吗？”我问。
“伊朗没有包办婚姻，我和哈桑是在巴哈伊教会认识的。”
“你们包头巾吗？”
“我从来都不包头巾，但霍梅尼强迫所有妇女包头巾。”
“你的英文真好。”
“是来美国后练的。我曾在理发店工作，给女人做头发时就和顾客聊天。有些人听说我是伊朗难民，就不说话了。听说我是因宗教迫害逃离，就开始说的比较多一些。但大多数听了我的逃难经历，就只会说‘我的天呐！我的天呐！’”
我对纳蒂亚说：“美国人大多是这样吧？而且与他们交谈总不如你我之间能这样深入。”
纳蒂亚说：“也许他们比较注重隐私？”
我说：“我觉得是经历相对单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难。”
1852年，巴哈伊教徒被指控刺杀波斯国王未遂。虽然其创始人巴哈欧拉（Bahá’u’lláh，1817–1892）并未参与，却仍被逮捕。他被锁在德黑兰著名的 “黑牢”中，遭受酷刑。也正是在那里，他自述第一次受到神启。获释后，巴哈欧拉被流放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巴格达。在巴格达，随着追随者增多、影响扩大，波斯与奥斯曼政府都认为他非常“危险”，1863 年，当局再将他押送至伊斯坦布尔，继而帝国边缘的阿德里安堡。1868 年，巴哈欧拉以“最危险的囚犯”身份，被送往帝国的重刑犯的流放地阿卡（Acre，今以色列境内，位于海法之北）。
巴哈欧拉的一生几乎就是一条“被迫流放的路线图”。 200多年后，他的追随者又被迫流放，而且就是坐在我面前的纳蒂亚。看着她，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经历生死逃离德黑兰！
我说：“这段生死经历，你应该写下来啊。”“我写了，也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我还有家人在伊朗，伊朗的巴哈伊教徒会因为我的书遭到迫害。我放弃出版，现在手稿在我女儿那儿。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这段经历。”
目前，纳蒂亚90多岁的老母与哥哥仍住在德黑兰。她说数年来，文明古国伊朗的60%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上，她哥哥也是靠她接济才能生活。一周以来，德黑兰的银行，通讯完全中断了，她得不到消息，卧病在床的妈妈生死未卜。
作者：杜欣欣，生于重庆，长于北京，在东西半球各消耗了一半的生命。现居美国，曾出版过著作《在时间中沉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此一去万水千山》《安第斯山脉随笔》，《星辰凝视着潮汐》，译作《乔治的宇宙》系列。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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