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23日，张海迪和王佐良在济南市民政局领取结婚证，整个过程没有仪式，没有宴请，只是两人带着户口本办完手续就回家。
当时张海迪的故事还没有在全国传开，王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做翻译工作，家在上海，曾经在安徽插队，生活作风一向低调。
张海迪，五岁时因为脊髓血管瘤动了三次大手术，摘除六块椎板，从此胸部以下失去知觉，高位截瘫，再也不能站立。
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却靠自学完成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课程，后来还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
1970年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放到山东莘县农村，她坐在轮椅上给村里的孩子教书，还自学针灸，给乡亲们扎针治病，累计帮助上万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长篇报道《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后，她的事迹在全国引起轰动，团中央授予她优秀共青团员称号，中共中央发出向她学习的决定，她被称作“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
1982年1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哲学硕士。
后来她出版《轮椅上的梦》《生命的追问》《绝顶》等作品，还创作了油画，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和韩国。
1982年结婚时，张海迪的名气还没那么大，他们选择不办婚礼、不请客，日子从一开始就过得安静。婚后不久，1983年她的报道登出后，外界议论多了起来。
有人在王佐良单位背后说闲话，觉得他娶一个高位截瘫的人是图名气，或者一时冲动，会影响前途。
这些声音传到他耳里，但他没有公开回应，只是继续在学校上课，下班回家帮张海迪整理稿子、查资料、处理来信。
他们的家在济南花园小区一栋普通楼房里，屋里摆着书柜占满一面墙，还有钢琴、电脑、打印机等必要物品，其余陈设都很朴素。
王佐良平时爱干净，除了做学问就是收拾家务，他给张海迪买书时常常跑好几家店，还把书目抄下来让她挑选。
张海迪喜欢画油画，王佐良就学着做木匠，用棕色和黑色鞋油调配颜色，给画框染出旧船板的质感。
那些画里有几幅在韩国展出时，有人出高价想买，她没有卖，因为画框是王佐良亲手做的，带着两人共同的痕迹。
张海迪在轮椅上能做的家务她都尽量做，比如扫地、擦桌子，厨房空间小进不去轮椅，她就配好菜谱让王佐良操作。他不擅长做复杂饭菜，两人单独在家时经常吃方便面。
1991年1月，张海迪被诊断出鼻部基底细胞癌，需要去上海中山医院做手术。这已经是她人生中第六次大手术，而且因为肿瘤位置特殊，不能用麻醉。
王佐良全程陪同，帮她办手续、收拾行李，在医院守着她度过术后恢复期。手术后她经历植皮、放疗，体力消耗很大，头发大片脱落，但他每天帮她擦身、按摩，防止肌肉进一步萎缩。
1998年上半年，两人第一次合作翻译美国作家拉尔夫·赫尔菲的《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张海迪下午翻译一部分，把比较伤感的章节留给王佐良晚上接着做。
两人曾经养过一只小狗，取名“板凳”，当作家庭成员一样照顾。
张海迪在事业上一直没有停步。她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还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
2008年她当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主席，直到2023年卸任。2014年她当选康复国际主席，2018年连任，还在2024年12月被聘为康复大学名誉校长。
她提交过关于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辆的提案，推动国家标准出台，2010年参与北京首批残疾人C5驾照的颁发工作。
这些年她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两百万字，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荣誉。
两人没有孩子。张海迪曾经说过，如果有孩子，现在也该上大学了，心里有过一丝伤感。但王佐良总是平静地和她商量以后的事，说等老了就一起去敬老院。
她在回顾婚姻时表示，对这段生活感到欣慰，觉得在各自岗位上都取得成绩，时间会证明一切。
她还提到王佐良去加拿大进修时，两人远隔重洋，书信往来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她认为婚姻需要不断更新，才能保持新鲜。
王佐良一直保持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把精力放在支持张海迪的工作和生活上，两人一起面对身体带来的不便，一起分享翻译和创作的乐趣。
四十多年过去，他们的日子没有大起大落，就是在普通楼房里，书桌前，轮椅边，一点一滴把生活过下去。张海迪的身体多次经历手术和治疗，每次王佐良都在身边帮忙恢复。
她继续从事写作和社会工作，他继续在翻译领域贡献力量。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实际支持上，跨越了身体的界限，也经受住了外界议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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