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当时的伊朗王储礼萨·巴列维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接受军事训练。那成为了他记忆中故土的最后影像。仅仅几个月后,他的父亲、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便被推翻并遭驱逐。近50年后的今天,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伊朗街头爆发的激烈抗议浪潮中,他的个人形象再次获得了某种关注。上周六,他公开庆祝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离世,并将其形容为现政权的“最后喘息”。这一表态无异于再次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这个国家对于自身未来的走向尚无定论,巴列维依然在为有朝一日能够领导一个全新的伊朗政府暗中蓄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年仅七岁的巴列维就被正式册封为王储。1980年,他陪伴在父亲位于埃及开罗的病榻前,见证了老国王的离世。几个月后,他自行宣布继承伊朗王位。然而在当时,随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面建立,这一头衔早已沦为空洞的政治符号。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曾试图四处奔走以获取其他异见人士的支持,甚至一度公开发表讲话,号召伊朗民众开展一场针对新政权的“全国抵抗运动”,但这番努力最终未能激起任何水花。
据多方史料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巴列维曾暗中寻求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企图策动一场政变。这项秘密计划甚至牵扯到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而计划的首要目标直指伊朗首任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不过,随着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上台,该计划最终宣告破产。前以色列情报官员塞缪尔·塞格夫后来回忆称,沙米尔坚信自己的国家绝不应该“卷入一场全新的政治冒险”。为了在国际社会上博取认可,巴列维又在1986年高调宣布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但该组织很快便在质疑声中失去了公信力。
如今的巴列维虽然手中并无实权,却依然维系着部分海外伊朗裔群体的支持。他的公开演讲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诉求:推翻当前由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掌控的政权。在他构想的政治蓝图中,未来的伊朗应当转型为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由一个过渡内阁掌舵,并重新起草宪法,最终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的治理形态。他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反复声明,自己的终极目标既不是恢复其父时代的君主专制,也无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任何公职。
在向公众喊话时,礼萨·巴列维总是刻意描绘一幅革命前伊朗的“黄金时代”画卷:一个拥有世俗政府和自由社会、与西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盟友关系并吸引了巨额投资的国家。在那个被他美化的时代里,伊朗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周边邻国维持着有序的外交关系,国家机器也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他却对那个时代长达数十年的财富极度集中、国家机构内部的系统性腐败,以及前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和前伊朗执政党复兴党所主导的残酷镇压避而不谈。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政府公务员甚至被强制要求加入复兴党。
“许多年长的伊朗人至今还记得我出生的那一天,以及当时举国欢腾的盛况,”他最近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动情地表示,“而现在,我已经65岁了……那些年轻的伊朗人开始唤我为父亲。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珍贵。”
伊朗民众对现政权的日益失望,为巴列维赢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投票。此前的多次抗议活动也曾将矛头对准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根深蒂固的官方腐败以及针对女性的严苛限制,但从未像近期这般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并遭遇了极其严酷的镇压。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当年狂热革命、也对国王时代恐怖镇压缺乏切身记忆的年轻一代而言,支持巴列维更像是一种绝望中的本能呼救,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个站在现政权对立面的、真实可见的政治人物。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专访时,当被记者尖锐地问及,他是否应当为那些响应其号召走上街头却不幸丧生的数千名无辜民众负责时,巴列维给出了一个冷酷的回答:“这是一场战争,而战争必然伴随着牺牲。”这番言论立刻招致了其他阵营异见人士的猛烈抨击。敏锐的观察家们同时发现,那些曾经出现在他社交网络上、声援2022年女性争取基本权利运动的相关内容,近期已经被悄然抹去。
事实上,甚至在美国发动近期袭击之前,巴列维就一直是外部势力武力干预伊朗的坚定拥护者。他极力主张对伊朗革命卫队及政权核心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并呼吁配套更为严厉的经济高压手段,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围剿那些涉嫌违反国际制裁、秘密运输伊朗原油的商船。在去年6月爆发的、为期12天的冲突中,面对以色列军方发动的持续空袭,他选择了令人瞩目的沉默。独立调查数据显示,那场冲突导致约1200名伊朗人丧生。他的妻子亚斯敏却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对空袭行动大加赞赏。
三年前,巴列维曾高调造访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但他至今仍未能如愿与他一直宣称无比钦佩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见上一面。这种单方面的热情,似乎并未换来同等的回报。“他看起来是个挺讨人喜欢的人,但我实在摸不准他在自己的国家里究竟能掀起多大风浪,”特朗普在今年1月初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评价道,“我不知道他的国家是否还会接受他的领导。”
批评人士尖锐地指出,巴列维甚至连整合海外流亡反对派阵营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在流亡群体中,诸如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等既敌视现政权、又坚决反对恢复君主制的团体,同样拥有着不容小觑的话语权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此外,他与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力量之间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对话,这被视为另一个致命的软肋。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后伊斯兰共和国时代,这种脱节将严重削弱其政治合法性。
更为致命的是,他始终拒绝谴责其父穆罕默德·礼萨统治时期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现政权常常以此为把柄对其进行猛烈抨击,讽刺的是,当前的伊朗政权至今仍在使用当年由萨瓦克(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发明的酷刑和处决手段来对付异见人士。
历史的重重暗影与地缘政治的残酷博弈,将这片古老土地的命运一次次推向未知的十字路口。权力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流血与呼喊。但在喧嚣的政治口号与遥远的流亡蓝图之外,真正承受着这一切重量的,依然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他们或许暂时找不到完美的答案,或许只能在绝望中抓住哪怕一丝微弱的光亮。但无论外部力量如何干预,无论旧日的梦境被如何重新包装,人们对于和平、尊严与安宁生活的渴望,终究是无法被轻易抹杀的。历史的伤痛需要时间去慢慢抚平。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终将依靠着内心的坚韧,在废墟与尘埃中,一步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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