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以来，宋人普遍将“恢复燕云”视为影响北宋国运以及导致北宋亡国的肇始。但是，长期以来，对权臣蔡京与童贯在这一重大政治决策中所持的态度及其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学者张延和总结、辨析前贤论述后认为，“恢复燕云由徽宗、王黼、童贯集体推进，蔡京持反对态度”，蔡京的反对者赵挺之、朱胜非以及同僚郑居中、邓洵武等人，却在私家著述中“塑造了蔡京主导谋燕的形象”。（张延和：《蔡京与宋辽关系及其历史书写》，《宋史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
但是，如美国学者史乐民所说，“河湟开边巩固了权相蔡京的权力，开启了童贯（1054-1126）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崛起之路，并成为压制异见的试验场。在北宋灭亡的见证者们看来，这正是徽宗朝政治文化的写照。从诸多方面来看，那场灾难性的‘燕云之役’乃至最终导致女真人征服华北的祸根，正是始于河湟的山谷之间”。（史乐民：《复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新法与神宗父子经略河湟（青海、甘肃高地），1068-1108年》，参见伊沛霞、毕嘉珍编：《宋徽宗与北宋后期中国：文化和政治》，剑桥，马萨诸塞州，2006，第84页）
事实上，哲宗绍圣以及徽宗崇宁以来相继把“继志述事”奉为“国是”的政治叙事下，“熙宁开边”与“恢复燕云”作为神宗未竟之志，早就内在于“绍述”的政治逻辑中，是赵宋必欲实现的政治目标与历史任务，也是徽宗与蔡京、童贯君臣的最大公约数，更是蔡京与童贯攫取乃至巩固权力的重要政治资本。至于蔡京与徽宗、童贯的主要分歧，更多仅限于具体时机、策略及其实现方式。
影视剧中的童贯
一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史臣曰”称，神宗“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总之，恢复燕云，既是神宗重用王安石推动变法的初衷，也是神宗皇帝的夙愿与未竟之志。
治平四（1067）年正月八日，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即位之初，他就绕过中书与枢密院，亲自指挥西北名将种谔收复绥州，“有复衡山之意”，遭文彦博、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按下暂停键。
熙宁元（1068）年十二月，神宗以王韶管幹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拉开跨越北宋神、哲、徽三朝熙河开边的序幕。王韶，字子纯，今江西德安人，与苏轼、苏辙以及曾巩、曾布都是科场同年。王韶不甘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继续困守在基层岗位上，积极寻求出路，诣阙上《平戎策》三道，认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很快成为熙宁开边的破局者。
熙宁二年二月三日，王安石除参知政事。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拜相，“主韶议”，极力支持同乡王韶主导的熙河开边，以控制位于渭河上游与洮河流域。七年二月十六日，宋军遭遇踏白城惨败，受此影响，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元丰年间，神宗定于一尊，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夏的左翼，主要是陕北与陇东一带。元丰四（1081）年，宋军“五路伐夏”，败于灵州城下。次年，宋军又在永乐城下全军覆没。神宗“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
神宗驾崩，哲宗幼年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逾年改年号为元祐元（1086）年。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入朝，极力主张“息兵富民”的绥靖政策，为此主动向西夏弃地、讲和。当初，吐蕃名将鬼章在踏白城诱杀宋将景思立，“神宗深轸之”，“下募赏之令”，“命李宪等购之十余年”，却一无所获。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种谔亲弟、知岷州种谊生擒鬼章，收复洮州，却遭苏辙弹劾与打压。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哲宗亲政，拜章惇为相，重启开边计划。宋军接连收复失地，在河、湟一线取得辉煌战果，赢得对西夏军事与战略优势，一度完成神宗“建熙河兰会路”的完整拼图，“乃成先帝之志也”。
西夏不得不转向辽朝求援，“夏国疆宇日更朘削，乞起兵援助”。元符元（1098）年十一月，辽道宗“遣枢密直学士李俨使宋，讽与夏和”，极力在宋、夏之间促和。（脱脱等撰，陈述补注：《辽史补注》，卷百十五，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第3675页）
哲宗以蔡京为馆伴使，具体负责与辽使交涉工作。仰仗战场优势，哲宗君臣对辽朝与西夏态度转趋强硬，哲宗命人向辽使传话，“西人累年犯顺，理须讨伐”。（曾布：《曾公遗录》，第3页）辽朝目的与期望，“止为夏国游说息兵及还故地也”，一时难以达成，李俨等人不得不持续与蔡京周旋，“留馆颇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1版，第48页）
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终于争取到“（西夏）若至诚服罪听命”，宋朝“当相度许以自新”书面承诺后，李俨等人回国复命。但是，很快，宋朝知河州、洮西安抚王赡认为，邈川与青唐政权内讧，“吐蕃可乘乱取也”，并率一支孤军于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五，“乘虚而入”，“遂克邈川（后改名湟州，今青海乐都）”，俘虏瞎征，九月二十日“入取青唐（后改名鄯州，今青海西宁）”，陇拶出降，却因大帅孙路争功，故意迟滞援军，导致王赡“孤军深在贼境”，“不通信息几二十日”。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病逝，弟徽宗即位。二月二十八日，“命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兼知河州姚雄统领军马救援青唐”，“合赡军弃鄯州以归”。九月八日，章惇罢相。十月四日、五日，分别拜韩忠彦、曾布为左、右相，一反章惇积极进取的对外策略，转趋保守。
十一月二日，徽宗宣布“自来年（1101）正月一日改为建中靖国元年”。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十六日，宋廷以降宋西蕃邈川大首领、河西节度使隴桚知湟州，“元置守臣及官吏兵将悉追还”。宋廷被迫放弃在该地区“创置郡县”的计划和努力，重新恢复旧有的羁縻政策。蕃将王赡虽以“不世出之略”，“取青唐、邈川”，建下奇功，却流放海南，“至邓州缢死”，副手王厚则流放湖南郴州。
二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徽宗宣布“自来年正月一日改元为崇宁元年”，表明自己将恢复和延续父亲神宗以及兄长哲宗亲政以后的政治路线，“奉神考初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这与他在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布《诫谕中外诏》的政治意涵一脉相承。诏书将“神宗政事”归纳为“内修政事，外辟境土”，亦即“变法”与“开边”，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第417页；卷一九五，第718页，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1版）
七月五日，“蔡京自尚书左丞入相，日以兴复熙宁、元丰、绍圣为事”，并且把替王赡、王厚平反作为起手式。十月二十七日，蔡京弟蔡卞知枢密院事，兄弟俩“对掌二府”，有宋一朝，绝无仅有。十二月三日，蔡京授意御史中丞钱遹“乞除雪赡、厚罪名，及正当时议弃地者之罪”。史称“蔡京谋取青唐，遹助成其议”。
张延和认为，“徽宗朝能久任宰相者，需要在政治上支持绍述，军事上主持开边，经济上善于敛财”。毫无疑问，蔡京充分满足以上三大要件。“蔡京初拜相”，就发挥理财专长，轻松偿还章惇“开边”以及曾布“罢边时”欠下“巨商”的“合三百七十万緍不能偿者”，为徽宗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至会罢边弃地之费，乃过于开边也”，有力地驳斥了反对开边者关于“收复穷远之地，费财劳师”的指责，更为徽宗与蔡京君臣接下来的开边计划营造舆论氛围。（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668页）
崇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徽宗与蔡京重新启用王厚，“命厚知河州，兼洮西安抚。厚请择人以自助，诏遣内客省使童贯与偕”。王厚吸取父亲以及前任经验与教训，主动乞请皇帝心腹宦官童贯为监军，以便赢得徽宗信任，为开边行动保驾护航。“收复湟、鄯之谋，自此始矣”。（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九，第8779页）
王厚是熙河开边先驱王韶之子。四月二十一日，童贯至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十四日，“王厚、童贯发熙州”，大军出征，势如破竹，于二十四日黎明（丑时）收复湟州。当初，徽宗扶植吐蕃首领隴桚知湟州，一旦宋军撤离之后，隴桚就被其弟溪赊罗撤势力逐出湟州。崇宁三年四月十二日，“王师入青唐城”。十九日，“复廓州（今青海尖扎）”。五月，“以鄯州为西宁州”。
宋军沿途还相继收复一公城、宗哥城等。元符二年十月，熙河战事吃紧，朝廷以名将种朴知河州，“诏朴星夜之官”，结果在一公城“堕羌伏中”，种朴误中埋伏，以身殉国，“自种朴之死，熙河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者”，而且，“青唐道路不复通”，朝廷因此与王赡孤军失联。
至此，“厚、贯提兵出塞，曾未数月，青唐一国，境土尽复”。“尽复青唐故地”，即“唃厮罗之地”，吐蕃人建立的唃厮罗政权。崇宁四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徽宗发布赦书中称，“朕承神考之宏休，述泰陵之丕志”，“念兹湟、鄯之故封，时乃熙丰之遗烈”，将宋军收复湟州、鄯州，“复汉唐之郡县”，定义为“继志述事”、完成父兄遗志的关键步骤。
按照王韶《平戎策》熙宁初与神宗达成的战略设计，“先复河、湟”的战略目标已然在神宗与王韶之子徽宗、王厚君臣手中基本达成，接下来，“取西夏”也应该提上日程。
正如元丰四年秋宋军“五路伐夏”战略设计，“泾原、环庆会兵取灵州渡，讨定兴州；麟府、鄜延先会夏州，候兵合齐，进取怀州渡，讨定兴州”，无论哪一条线路，都需要“济渡之备”，以便渡过黄河，但是，夏州、灵州均位于腾格里沙漠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周边地区缺乏木材，为“及河造栰”，“种谔乞计置济渡桥栰椽木”，神宗却认为，“军中自有过索、浑脱之类，未闻千里运木随军”，结果，环庆、泾原两路大军会师于灵州城下，却“皆无攻具”，而久攻不下，最终败于灵州城下。
当然，即使宋军攻下灵州，同样面临无“济渡之备”的难题。因此，“蔡京当国，经营湟、鄯，以开边隙，欲使（邢）恕立方面之勋，起为鄜延经略安抚使，旋改泾原”，邢恕“欲使熙河造船，直抵兴、灵，以空夏国巢穴”。（脱脱：《宋史》，卷四百七十一，《邢恕传》，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704页）
鉴于“灵州之役”溃败的教训，王厚收复青唐的大约同时，蔡京未雨绸缪，“方鄯、廓未下，而旁谕泾原邢恕，令为战具，旦夕结队，以为深入西夏之形”。邢恕进一步建议，由位于黄河上游的熙河路转运司，“打造三百料及五百料船五百只，将造成船于黄河顺流放下，至会州西小河内藏放”，“限一年了当”，“邢恕欲用此船载兵，顺流而下，去取兴州（西夏都城，今宁夏银川）”。
蔡京、邢恕的造船计划，遭到熙河路转运使李复的断然否弃，李复客观分析后认为，该计划极度缺乏可操作性。（李复：《潏水集》，卷一，《乞罢造战车》，钦定四库全书本）换言之，宋、夏之间地理形势的天然阻隔，难以克服，宋军要想渡过黄河，收复兴州，因而剿灭西夏，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崇宁四年六月十六日，徽宗发布《放陕西、河东人夫保甲诏》，宣告“黠羌敛戢”，都意在单方面为对夏战争按下暂停键。
另一方面，“灭西羌，乃图北伐”，最终收复燕云，完成统一，确立赵宋正统，是检验神宗以来，尤其是哲、徽两朝新党鼓吹的“绍述”政治路线能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况且，对于徽宗而言，终结“绍述”叙事，才能走出父兄的光环与滤镜，从而开创出唯独属于徽宗时代的国家主旋律。
崇宁四年九月四日，徽宗发布的一份赦文表明，如果经略西夏，收复燕云，是为了将“茫茫禹迹”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是所谓的“缵禹之功”，意味着“功成治定”，接下来，徽宗的兴趣及其政治理想与抱负将急不可耐地转向“穷制（礼）作（乐）之妙”，“过周之历”。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童贯“入燕奏表”遥相呼应了徽宗这一政治纲领与野心，但是，如童贯所云，“艺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极，载勤继伐之谋”，在徽宗与童贯君臣的观念里，“收复燕云”仍属于上一时代的历史任务，迟早是要翻篇的，因此，收复燕云作为徽宗实现超越父、兄的历史定位，是注定绕不开的必要步骤，更加势在必行。（《宋大诏令集》，卷149，第553-554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115页）
崇宁后期，宋朝经略西夏的战略企图明显遇阻，徽宗与蔡京君臣势必不能继续固守神宗与王韶最初的战略设计，急需另辟蹊径。同一时期，蔡京也面临来自新党内部的巨大挑战，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与政治地位，也需要奋力一搏，而辽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权力之争，又为蔡京转移战略目标创造契机。
蔡京像
三
哲宗亲政以后，章惇始终独相。崇宁元年七月五日，蔡京拜相，十月二十七日，蔡京弟蔡卞取代蒋之奇知枢密院事。蔡氏兄弟“对掌二府”，终有宋一朝，绝无仅有，而且，徽宗也长期未再命相。
崇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蔡卞先罢政，出知河南府，公开的原因是出于“兄弟之嫌”，“遽求避位”。二月十五日，张康国知枢密院事，刘逵同知枢密院事。三月七日，赵挺之拜为右相。“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和”，“挺之多智”，“每阴启其端而使逵终行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七，第686、690页）
总之，当宋军无法在西北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蔡京也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面临赵挺之与刘逵势力的步步紧逼，蔡京必须要有所作为。（霍无忌：《赵挺之与宋徽宗朝前期的政局演变》，《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五月二十九日，蔡京主导推出包括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系列社会公共福利与服务。九月五日，全国州县普及“小学”，“垂髫幼稚”，“令入小学”，“依大学例量合支数破与饮食”，广泛招收适龄儿童，而且，像“大学”一样，由政府提供免费食宿。
早在元符元年十月八日，详定一司敕令所就向哲宗建议设立居养院，以收容鳏寡孤独、生活无依之人，蔡京时以翰林学士兼详定重修敕令，应该是居养院的主要倡导者。为确保上述公共福利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朝廷还将居养院收容人数以及安济坊“治疗痊失”的效果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殿最”）的重要内容，对于相关政策的执行细则，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居养院需要收养灾区“孤遗及小儿”，“候有人认识，及长立十五岁，听从便”，收养期间衣食、住宿标准都有明确规定，“成宪具在”。
后世对蔡京开创的社会福利与救济制度，毁誉参半，蔡京罢相以后，也一度遭到废罢，不过，很多措施最终仍然延续至南宋时期。（张呈忠：《宋代社会福利史研究的整体回顾与理论反思——以“蔡京悖论”为中心的讨论》，《史林》，2015年第6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措施都与蔡京早年关于“足国裕民”的主张一脉相承，而绝非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七月二十二日，以“赋役未均”，开始推行“方田”政策。
就在集中推出福利措施的大约同时，崇宁四年五月十六日，“命林摅为辽国回谢使，客省使高俅副之”。林摅，今福州长乐人，林邵之子，林邵是林希弟，林希与曾巩关系密切。（曾巩：《黄氏墓志铭》，《曾巩集》，卷第四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第609页；林希：《（曾巩）墓志》，见《曾巩集》，附录，第797页）另外，赵挺之先与曾巩弟曾肇一起被指为“刘挚党人”，后又受到曾布提携，而且，“（赵挺之与）林邵是两姨妹夫”。（曾布：《曾公遗录》，卷七，第33页）
哲宗朝，林摅为敕令所删定官，是蔡京僚属。徽宗朝，蔡京初相，效法王安石，“置讲议司，辟摅为财赋检讨”，林摅也因此被视为“蔡京死党”。南宋人陈均、李埴均称，蔡京欲启边衅，密谕林摅“激北虏之怒”。（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第十六，第450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七，第685页）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史源，即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埴则是李焘幼子，而李焘是重修《徽宗实录》的关键人物。（蔡崇榜：《宋朝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第104页）张延和认为，蔡京崇宁间启衅、谋燕相关叙事的原始材料应当出自《赵挺之行状》，随着私家著述进入官修实录与国史系统，而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史》袭用。
《赵挺之行状》称，“张康国与京密相关通，门下侍郎吴居厚、左丞何执中、右丞邓洵武阴助之”，张延和考证，“此时张康国已与蔡京决裂，其主张当与徽宗同而不可能‘与京密相关通’”，由此认为蔡京对恢复燕云持否定态度。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赵挺之行状》称张康国“阴助之”，而张康国与蔡京关系不睦，因此就否定蔡京崇宁间谋辽意图，逻辑链条稍显薄弱。况且，该文既认为《行状》“不可视为信史”，却又引以为据。
诚然，《宋史·张康国传》载，徽宗“恶京专愎，阴令（张康国）沮其奸，尝许以相”，或许可以支持张延和“张康国已与蔡京决裂”的推论。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否定张康国与蔡京在对外政策上存在某种共识的可能性。
仔细寻绎同一时期的相关决策，大概可以管窥徽宗及其大臣的潜在意图与立场。崇宁四年五月十六日，林摅使辽，十七日，诏王厚赴阙。六月十六日，“放散陕西、河东路保甲”，十七日，“以西人请命，权罢经制司”，“陶节夫罢经略五路”。
蔡京奏请以陶节夫经制五路，成为抵御西夏的西北战区最高军政长官。陶节夫“陈异日取兴、灵之策甚备”，大致延续已故名将种谔的“横山战略”，即收复西夏楔入黄河东岸的侵宋桥头堡与补给中心——无定河流域，该计划遭赵挺之反对，陶节夫被罢免，“知枢密院是张康国因力陈节夫之奏为是”。次年，“康国再陈鄜延非节夫不可为”。可见，张康国作为曾经的“京党”，执政以后，或与蔡京存在权力争斗，却并不意味着事事要与蔡京扞格不通。（《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第686页；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十一，第728页）《宋史·陶节夫传》也称，“节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张康国从中助之”。
同样，史籍将“陶节夫罢经略五路”主要原因归结为徽宗态度，“会上意厌兵”。但是，崇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徽宗严厉惩处太常寺少卿冯澥，原因在于冯澥对王厚“耗内帑，极生灵膏血而取”湟、廊、西宁三州，提出批评。徽宗重责冯澥反对开边，“动摇国是”，并且重申“湟、廊，熙宁神考疆理，哲宗开拓，大勋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绍前人之心，获申孝友之义”。
由此推断，王厚赴阙，陶节夫罢经略五路，或许并非宋廷有意放弃开边计划，而是因为徽宗与蔡京君臣意识到彻底剿灭西夏的战略意图与目标难以实现，长期的胶着与对峙将成为宋、夏关系的新常态。因此，宋廷尝试转移战略目标，林摅衔命使辽，目的或与政和元年“童贯奉密旨使觇其国”一致，即窥探辽朝情势，为恢复燕云做准备。
“陕西罢兵”的同时，宋廷却加强了京师与河北的防御。崇宁四年，为了“拱翼都邑”，宋廷“于京畿四面置四辅郡”，“兵力各以两万人为额”。五年十月，将“拱神都之根本”、“控朔部之襟喉”的北辅澶州升为开德府。次年，即大观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瀛洲为瀛海军节度，河间府”。
景德年间，宋真宗亲征，驻跸澶州，随后与辽朝签下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也是宋朝黄河防线的关键所在。瀛洲，旧称关南，后晋时割让契丹，是后周收复的“三关”之一，更是抵御对辽朝的前沿要地。“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基本维持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而崇宁末、大观初，朝廷不顾辽朝的警惕，而骤然提升两地行政级别与地位，同时，“宿兵置师”，加强防御力量，似乎无法排除对辽用兵的企图与准备。
四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次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十三日，辽道宗崩，他唯一的孙子燕国王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帝。二月一日，天祚帝发布诏书，为祖母、辽道宗懿德皇后案平反。十月十七日，又追尊皇考昭怀太子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皇妣为贞顺皇后。
当初，辽圣宗驾崩，皇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是为辽兴宗。兴宗虽为圣宗元妃所生，却由齐天皇后养育成人。兴宗即位以后，生母萧氏与诸弟密谋，害死齐天皇后，自立为皇太后，是为钦哀后。“（兴宗）诸舅满朝，权势灼奕”，钦哀后又与诸弟密谋废掉兴宗，改立次子重元。
兴宗驾崩，长子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辽道宗母亲仁懿皇后是萧孝穆之女，妻子懿德皇后是萧孝惠之女，萧孝穆、萧孝惠都是钦哀后的兄弟。辽道宗清宁九（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耶律重元与其子发动叛乱，进犯滦河行宫，史称“滦河之变”。
影视剧中的耶律洪基
“仁懿太后亲率卫士与逆党战”，辽道宗外祖父萧孝穆一系在“栾城之变”中站在辽道宗一边。辽道宗对于后族势力的疑忌并未消除，为抑制与削弱皇室、后族对皇权的威胁，辽道宗开始提拔和培植出身于契丹中下层的官员以及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耶律乙辛与李俨家族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新贵。（关树东：《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崛起》，见《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7年第1期）
辽道宗的表兄弟、萧孝穆之孙德良与耶律乙辛联手构陷出自萧孝惠一系的懿德皇后，另立德良长兄德温之女萧坦思为皇后，萧德温另一女儿嫁给耶律乙辛之子为妇，可见萧德良与耶律乙辛的利益是一致的。
辽道宗也仅有一子，为懿德皇后所生，即皇太子耶律濬，而萧德良与耶律乙辛担心耶律濬即位之后必为懿德皇后复仇，于是，又设计陷害了皇太子濬与太子妃。太子妃即天祚帝生母，是钦哀后另一兄弟萧孝诚的孙女。（本文关于钦哀后诸弟之间的后族之争，参见康鹏：《辽道宗朝懿德后案钩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5年第1期）
天祚帝即位不久，便为自己的祖母、懿德皇后案平反，“为耶律乙辛所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势必让耶律乙辛昔日党羽心存疑虑。而李俨之父仲禧就是漏网之鱼。“乙辛荐仲禧可任”，“乙辛等诬陷皇太子，诏仲禧偕乙辛鞫之”。耶律乙辛集团覆灭时，李仲禧或已亡故，其子李俨“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李俨将妻子献于辽道宗，似乎不仅是为献媚邀宠，更可能是救命之举。（陈述：《辽史补注》，卷九十八，《耶律俨传》，第3401页）
李俨兄弟、子侄与蔡京势力有诸多交集。元丰六（1083）年，蔡京使辽，“俨馆之，情好颇厚”。绍圣元（1094）年，韩粹彦使辽，“李俨者来就馆燕公”，韩粹彦是蔡京亲家。（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七，《赠特进资政殿学士韩公行状》）元符二（1099）年，李俨使宋，“留馆颇久”，“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馆伴北阙泛使”，负责接待，“一日，俨方饮，忽持盘中杏曰：‘来未花开，如今多幸。’京即举梨谓之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蔡京与李俨易位而处，大概彼此更多了一份默契。
元符三年（1100）冬，陆佃、李嗣徽为回谢辽朝使、副，李俦为馆伴使，负责接待。李俦是李俨弟，是年底，“兄俨新入相”。（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1版，第48页；《家世旧闻》，卷上，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1版，第191页）元祐六年，蔡京调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辟李嗣徽为郓州钤辖，蔡京与李嗣徽曾共同参与拥立哲宗的行动，而陆佃是陆游祖父，与蔡京兄弟俱为王安石门生。
此外，天祚帝初年，李俨侄李处温使宋，“自中朝使还，植与奭相迎于良乡之驿舍”。李处温使宋，必在崇、观年间。另考辽乾统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祚帝“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陈述：《辽史补注》，卷二十七，第1141页）这一时期，必定是耶律乙辛党羽“反侧”之际。
李处温“自中朝使还，植与奭相迎于良乡之驿舍”，“议既决，乃使不肖先归朝，乞收复幽蓟故地”，此时，李处温及其子奭、好友马植就已有鼓动宋朝“收复幽蓟故地”的打算。（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第57页。另卷九引《北征纪实》，“李处温者，辽国故相李俨之子也”，但《辽史·李俨传》载，李俨三子：处贞、处廉、处能，无处温者。）
崇宁三年，“蔡卞为馆伴”。（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十一，第728页）蔡卞时知枢密院事，却为辽使馆伴，绝对是一不同寻常的安排，背后或与辽使人选有关，比如蔡京旧识李俨侄李处温。
同年，宋朝收复廓、鄯二州，对西夏构成一种无形的威胁，而辽、夏唇齿相依，这一情势大体契合马植、李处温“极言戎狄所以将亡之状”。由此推断，李处温或于崇宁三年使宋，并与蔡京兄弟达成某种默契。可惜，《宋史》、《辽史》对宋、辽当年交聘的使节均失载，难以考索。当然，这一年，也是宋朝中枢权力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关键时期，九月五日，蔡京的主要政敌赵挺之为门下侍郎，而张康国也于同日执政，势必给蔡京造成压力，或有意借“收复燕云”来巩固权力。
马植入宋后，徽宗赐名赵良嗣，李奭是李处温之子。宣和末年，天祚帝出逃，李处温、李奭父子与李俨幼子李处能共同拥立燕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耶律淳是辽道宗弟和鲁斡之子、天祚帝的堂叔，耶律乙辛与李俨父仲禧谋害皇太子濬之后，“欲立淳为储贰”。辽道宗、天祚帝两朝，不同的政治势力更三度打算拥立耶律淳为帝，势必是天祚帝猜忌的主要目标。（张功远：《辽末贵族政治斗争管窥——以耶律淳三次被拥立事件为中心的考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李俨父子、耶律淳都与耶律乙辛集团密不可分。当天祚帝对耶律乙辛剖棺戮尸的时候，耶律淳与李俨家族必定无法高枕无忧，而耶律淳父子世守南京，与宋朝邻境，关键时刻，南奔宋朝就是选择之一。辽南京正是徽宗渴望收复的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宣和末年“李处温父子常遣易州富户赵履仁、刘耀赍文字通童贯”，“约日以燕山降及萧后归”。
崇宁年间，李俨叔侄或许就有意与宋朝里应外合，说服耶律淳“以燕山降”。如此一来，宋朝兵不血刃，就可以完成统一大业，所以，蔡京一度自诩，“北事只我了得”，大概并非虚言，而崇宁四年林摅使辽，很可能就是蔡京谋复燕云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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