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那个上午，山西薛公岭的山沟里，八百多号人散在灌木丛里，大气都不敢出。露水把衣服打透了，蚊子围着人脸转，但没人敢抬手拍，谷口那边，出事了。
十几个日本兵进了山谷，端枪就朝两边山坡扫射。
子弹嗖嗖从头顶飞过，树枝哗哗往下掉。有战士本能地把头埋得更低，也有人手指搭在扳机上，等着下令。
但令迟迟没来。
686团团长杨勇趴在一棵老槐树后面，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通信员急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压低嗓子问：“团长，打不打？”
杨勇没吭声。
枪声在山谷里回响了大概一支烟的工夫，那队日本兵停火了，竖着耳朵听动静。
山坡上静悄悄的，连鸟叫都没有，鸟早被吓跑了。带头的日本兵叽里咕噜几句，一挥手，十几个人骂骂咧咧地撤了。
等他们走远，杨勇才放下望远镜，轻声说了句：“别慌，诈咱们呢。”
说这话，还得往前捯几天。
1938年秋天，日本人占了太原，顺着汾离公路往西打。他们的心思明摆着：过了黄河，就是陕甘宁，中共中央在那。
八路军总部下了死命令：汾离公路必须掐断，鬼子的补给车一辆也不许过。
任务落到杨勇头上。那年他30岁，当团长一年多了。接到命令后，他没急着拍胸脯，而是先带着几个侦察兵，沿着汾离公路走了三天。
这一走，就看出了门道。
薛公岭这地方，公路从山沟穿过去，两边是陡坡，长满灌木丛。卡车走到这，得挂一档慢慢爬。
人钻进去看不见，藏几百号人没问题。杨勇蹲在半山腰看了半天：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但侦察队长老刘皱着眉头：“团长你看，鬼子刚在那修了个碉堡。”
杨勇举起望远镜一看，心凉了半截。那个碉堡正好居高临下俯瞰整条公路。
不管八路军埋伏在哪边，碉堡里的机枪都能扫到。你还没开火，人家的子弹先到了。
撤？那是唯一能打伏击的地方。不撤？硬打就是送死。
杨勇蹲在地上抽了根烟，烟头往鞋底一摁，站起身：“打！但第一枪，必须是咱的炮，先把那个碉堡端了。”
问题是，全团只有三门迫击炮，炮弹一共三发。
杨勇把炮连连长吴嘉德叫过来：“三发，够不够？”
吴嘉德是陕西人，话不多。他看了看距离和风向：“团长，我不敢保证三发都中，但敢保证，第三发落下去的时候，那碉堡肯定没了。”
杨勇盯着他看了几秒：“我信你。”
这话听着简单，但吴嘉德回去后，整整两天没合眼。他带着几个炮手，白天躲在山背后测距离，晚上摸到碉堡附近看鬼子换岗。
那三发炮弹，他擦了又擦，炮位换了三个地方，每回都趴在地上瞄半天。每个地方都做了伪装，确保鬼子啥也发现不了。
9月13日晚上，部队摸黑上了山。八百多人钻进灌木丛，谁也不敢弄出声响。
有战士饿了，啃干粮的时候连牙都不敢露，用舌头抿。有战士想咳嗽，直接把嘴埋进胳膊弯里，闷着咳。
所有人都在等第二天的太阳。
但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来，等来的不是运输队，而是一队巡逻兵。
这帮鬼子进谷后，走到最窄的地方，突然停下来。带队的军官举着望远镜往两边山坡扫了一圈，手一挥，十几个兵端枪就朝灌木丛扫射。
子弹嗖嗖地飞，有的打在人旁边半米远的地方，泥土溅到脸上还是烫的。有战士憋不住了，手摸到扳机，身子往上拱。旁边的老兵一把按住他，咬着耳朵：“找死啊你？”
杨勇也看见了这边的小动静，但他没动。他知道，这时候只要一声枪响，八百多人就全暴露了。
那队巡逻兵为啥突然开枪？
就是试探。鬼子不傻，他们也知道这地方适合打伏击，每次过路前都会先放几枪，看看有没有人沉不住气。
枪声停了，山谷里又安静下来。那队日本兵站在原地等了大概五分钟，带队军官又举起望远镜看了一圈，一挥手，撤了。
等人走远，杨勇轻轻说了句：“他们信了。运输队马上到。”
这话不是瞎猜。杨勇之前侦察时发现，鬼子巡逻队和运输队之间有规律：巡逻队先过，如果发现情况，运输队就停；如果没情况，运输队一个小时后到。刚才巡逻队试探没反应，他们就会认为这条路安全。
果然，没过多久，轰隆隆的声音从谷口传来。
二十辆日军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山谷。车上装得满满当当，弹药箱、粮食袋摞得老高。有的士兵靠着车厢打盹，有的抽烟聊天，枪歪在一边。
杨勇趴在老槐树后面，眼睛盯着那辆打头的卡车。等它开到预定位置，他把手往下一劈：“打！”
这一嗓子喊出来，整个山谷都炸了。
山坡上的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下雨一样往谷里泼。手榴弹成片往下扔。最要命的是那三门迫击炮。
吴嘉德在第一声枪响的同时喊了“放”。第一发炮弹呼啸而出，轰的一声，碉堡顶部塌了一角。
里面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第二发炮弹到了，正中墙体，砖石横飞。第三发紧跟着落下，直接掀翻了整个碉堡，里头的机枪手一个也没跑出来。
碉堡一没，鬼子彻底没了制高点火力。二十辆卡车堵在窄路上，进退不得。前面的车想冲过去，司机当场毙命，车横在路上堵死了。
后面的车想倒回去，倒不了几步就被自家车顶住。二十辆车挤成一团，成了活靶子。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
等枪声彻底停下来，山谷里已经没几个活着的鬼子了。二十辆卡车全烧成了铁架子，黑烟滚滚，隔着几道山梁都能瞧见。
清点战果，击毙日军213人，俘虏3人。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搬了整整一夜。八路军的伤亡：轻伤十几个，牺牲的一个也没有。
这场仗打完，鬼子再也不敢走汾离公路运粮食了。西犯陕甘宁的计划，就这么泡了汤。
后来有人问杨勇：“团长，你当时咋就那么沉得住气？万一那队鬼子不是试探，是真发现咱了呢？”
杨勇笑了笑：“发现了他们早跑回去报信了，还站在那开枪干啥？他们开枪，就是没发现，想吓唬咱出来。咱要真出来了，就上当了。”
1938年的杨勇，还不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只是个30岁的团长。他手下的兵，穿的是老百姓的衣裳，拿的是缴来的枪，炮弹只有三发。
参加过这场仗的老兵，晚年跟人念叨起来，说的不是那些大词。他们说的，是那天上午的太阳，身边的蚊子，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还有团长趴在那棵老槐树后头，一直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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