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诚：论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吏治书写与颂圣意识丨2602096（3372期）|吏治|张鑫诚|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

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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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吏治书写与颂圣意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研究发现欧阳修建物记中，具有文教与美治两种循吏传统下的吏治书写，其远源自汉代儒家“吏”与“师”双重职能责求，近则受北宋中期庆历士风下的吏治思考所影响。欧阳修在建物记中也有意识颂圣，一则缘于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构建赵宋政权正统与威权的期待；再则颂圣成为士人调合儒家理想与中央控制间矛盾的手段，士人亦通过颂圣温和讽谏。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吏治书写与颂圣常呈现为一体两面：一方面优良吏治有以发扬也得益于天子教化恩德，由于天子施政布泽得宜，使得四海安宁，地方官员教化有方，民风淳朴乃至岁时丰稔。另一方面从宣扬王政、对国家正统宣扬与维护的层面而言，吏治书写起到了映衬天子功德之作用。先铺写官员在地方勤政易俗，揭示其实乃代天子履行王政与控制地方；次则论述学校对于王政兴废的重要性，记载太守之兴学祭孔，亦彰明国家能上接先王德教之统治正统。

关键词：欧阳修、建物记、循吏、颂圣、王政、北宋士人

一、前言

欧阳修（1007—1072）对北宋散文之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蔚为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地位可见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见［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又南宋陈郁云：“欧公，宋文章之师，故苏子美、梅圣俞为之徒。”见［宋］陈郁：《藏一话腴》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上。研究其建物记中书写元素与作者意识的变异与扩展，可作为观察北宋记文新变之一切面。从记体文的写作发展而言，吴讷（1372—1457）《文章辨体》认为北宋欧苏之后，记体文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许多以议论为主的“变体”，吴讷云：“记之文《文选》弗载。……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卷二九，明天顺八年刘孜等刻本，第33页下。自其以下学者多就此对欧阳修记文展开进一步探讨。王水照指出宋人记体发展变化为以“人”为主，将人的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借以表现社会意识，或释放自我意识。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谷曙光述论记体文在宋代的主要变革途径即为“以论为记”，使记体堂庑日大，内涵益深，这也与宋人尚思辨且深于义理有关，而其中欧阳修之建物记避俗出新能为代表。谷曙光：《“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15页。同时学者亦发现欧阳修建物记中尤能呈现“以论为记”之特色。例如洪本健认为欧阳修对北宋亭堂楼阁记的影响，首先即是充分淡化或略化营建记中的建筑元素，而人事元素却在其中得到不断的强化。洪本健：《欧阳修承前启后引领营建记演变的贡献》，《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55页。

承此多有学者论欧阳修建物记多议论，或论其夹议论于叙事，曾枣庄认为北宋记体常记小事而从宏大的历史、政教主题入手展开议论（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7—758页）。祝尚书讨论了欧阳修记文中运用假借相形法、形容法之说理艺术（祝尚书：《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96—105页）。刘相雨指出欧阳修记体较柳宗元之记，更加乐观旷达且多发议论（刘相雨：《欧阳修的记体文及其对桐城派的影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33—36页）。亦有学者就此对欧阳修记文与其他文类的互动阐发，崔际银认为欧阳修记文创作过程中，对论说、寓言、辞赋、说明等文类有所取法（崔际银：《试述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方式》，《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53—58页）。黄丽月认为欧阳修记体文在结构、寓言、艺术技巧及“讽喻”“颂扬”的精神上，与辞赋联系紧密（黄丽月：《试论“以赋为文”——以欧阳修诸“记”为例》，《语文学报》2002年第9期，第135—162页）。从宏观角度勾勒欧阳修对于记体写作手法之创格。然时贤所论欧阳修建物记中人事元素之强化，是否能再作深入的抉发？同时关于欧阳修如何将吏治政教职责及明显颂圣表达之书写，融入地方官员日常并体现在建物记中，这种书写策略与北宋政治环境、士大夫的儒学思想与治政传统有何联系，皆是前人研究欧阳修记体文时所未作深入研探的面向。张虹曾论及欧阳修建物记中书写内容之扩大，涉及忧国忧民、改革意识、循吏形象等方面，然谨简要举述，并未深探吏治、政教等书写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时代背景。从政治文化史与思想史脉络重审欧阳修建物记文，或许有助于揭示从记体传统有所突破的深层原因。

北宋中期曾经出现过士大夫知州积极营建公共景观的热潮，士大夫们始终是共乐建筑的兴建者，共乐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与书写者。丁义珏：《自适·共乐·教化——论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观营建活动（1023—1067）》，《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3期，第173—174页。建物记作为带有私人议论抒情色彩的公领域文章，是呈现北宋士人文学特征的重要媒介，同时建物记也为欧阳修记体文中最主要之部分。据笔者统计，欧阳修亲自编订的《居士集》中，记体文十八篇，建物记十一篇（含学校记），园林、山水游记五篇，杂物记二篇。《居士外集》中，则有记体文二十一篇，而建物记占十三篇。王基伦也提到欧阳修的记体文，大都是关于建筑物的碑记，较少见到单纯的山水游记（王基伦：《北宋碑记文的发展》，《宋代文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第149页）。宇文所安也启发性地指出欧阳修《丰乐亭记》等文中透露出士人复杂层面的乐，涉及士人与百姓乐的由来、乐的偶然性、从战争和苦难中来之不易的乐，以及隐含的一种很容易失去的乐。而作为太守则给当地人的乐蒙上一层阴影，使其更加珍惜并对国家心存感激。参见Stephen Owen,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42.然作为士大夫之乐，与百姓、天子之乐有何联结？其中又有何北宋士人所发扬的儒家传统与君臣关系？似有待进一步对话。故有必要从文本出发，通过吏治书写与颂圣意识的两条进路，探究欧阳修的建物记，从写作内容、主题与心志呈现，乃至预期读者上，展现哪些士人理念与时代文化风貌。

就建物记之发展而言，中唐至宋初地方官吏笔下亭台记文，多有意在俗务以及人间之昏浊喧嚣反衬下，突显山林田间的安恬幽丽，呈现一种“游”的姿态。吏隐观念与幽赏山林的意趣一直是其中占主流的书写要素。州县官积极入世的事实反促使他们在余闲的游赏与创作中突出高蹈山林、闲雅自适的姿态。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第70页。虽有韩愈（768—824）《燕喜亭记》王基伦指出韩愈《燕喜亭记》文中前两大段详叙出游人物、地点，解释各景点的名义，合称为“燕喜”之名的由来，满怀游赏之乐。末段忽然宕开一笔，引发出“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全文主旨固不限于描摹山水之美与宴游之乐，而在显扬王氏的才德品行（王基伦：《北宋碑记文的发展》，第139页）。，柳宗元（773—819）《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零陵三亭记》柳宗元《零陵三亭记》叙述“君子必有游息之物，然后理达而事成”，揭示当政者进行游观活动，实亦静气养志。同时实行仁政，践行儒道的过程，自也可不局限在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参王基伦：《中唐入北宋古文家的“道统”说》，收入氏著《宋代文学论集》，第13页。等叙及太守为政的建物记，然唐人此类作品矩式，一般以物为主，多作客观、静态的记述，重在本事，如建构程期、地理位置、自然景色等。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第440页。整体仍较重视游赏山林雅趣之抒发，或偶议论陶养情志亦有助吏治，或是表达对案牍生活的疲乏，然并无如欧阳修建物记那样，重视吏治与颂圣这类对朝廷的“向心力”写作。至宋初王禹偁（954—1001）《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苏舜钦（1008—1048）的《沧浪亭记》亦大体承袭唐代建物记笔法，仍重在为官闲暇时的安憩，并杂有在地方为官时飘零或苦闷情结，与欧公建物记中充满政教寄寓的书写颇相异趣。对于王禹偁、苏舜钦建物记诠释，亦参王基伦：《北宋碑记文的发展》，第146—147页。是知前人作品与欧阳修及其后的建物记中，“师”与“吏”兼之践行的循吏传统仍有所差别。

而关于“官吏”元素在唐代记体文的出现，循吏传统常集中于厅壁记，如吕温（772—811）《道州刺史厅后记》即标举循吏，以为士大夫之榜样，言虽或超过实际情形，然宜于厅壁记之文体。［唐］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昭昭吏师，长在屋壁，后之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予自幼时读《古循吏传》，慕其为人，以为士大夫立名于代，无以高此。”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39页。北宋建物记的“官吏”元素出现在更广阔的写作对象上，诸如地方州郡中亭、台、楼、堂、学校之兴造，其自地方营建亦被纳入官员考课的北宋官制有关。吴渊《太平郡圃记》：“昔者艺祖皇帝之开国，立考课之制，凡州县廨宇之修废成毁皆书之，以行殿最赏罚，今课历犹有存者。”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六八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4册，第35页。然欧阳修在建物记中的循吏书写有何拓展与新变？吏治书写成为被强调要素，又是否与仁宗朝政治改革有关？欧阳修《丰乐亭记》云：“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丰乐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18页。已然可见欧阳修将颂圣与治民，作为地方郡守职责之一体两面。本文将探究在记体文中循吏传统与颂圣意识如何有机结合，而这两种书写要素在记体中相互联结，甚至成为一体两面的原因与必要性为何？

“颂圣”书写在唐宋应诏诗赋颂赞，以及各类陈谢、乞请表状中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关于韵文中的颂圣书写，可参吕家慧《盛世的营构：张说〈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与圣王论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9期，2019年，第39—61页。关于谢表之颂圣，宋末元初陈绎曾总结唐宋谢表的大致规模：“五·式：谢官、谢赐物杂表皆四段：一破题，二自述，三颂圣，或先颂圣后自述，四述意。”［元］陈绎曾：《文章欧冶·四六附说》，收于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册，第1271页。然而自欧阳修以前，甚少出现在建物记中，韩愈集中七篇记文仅《汴州东西水门记》一篇略及天子施政功德，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天子之武，维陇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维陇西公是宣。”见［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3页。柳宗元的亭台记更远离了“颂圣”书写。柳宗元在永州所作《零陵三亭记》《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皆以描摹亭周胜景为主，偶有叙及吏治，但皆无涉皇权的影响或教化。柳宗元在《钴

潭记》中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显然他内心深处仍带有昔日改革失败的创伤，而使他在记文中有意远离代表王政、中枢的故土长安。见［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99页。又如陈弱水即指出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记中呈现出，他与自然的无尽结合，将他从世俗的束缚与烦扰中解救出来。柳宗元吸纳《庄子》哲学，进入自然创造的“方外”世界中躲避并自我疗愈。见陈弱水著，郭英剑、徐承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并且距欧阳修时代稍晚的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6—1101）等人的建物记，“颂圣”书写出现的比例也较欧阳修为少。经笔者审慎考察曾巩、王安石、苏轼之文集，发现统计如下：《曾巩集》中有建物记25篇，其中涉及颂圣书写者仅《归老桥记》一篇。见［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王安石文集》中有建物记16篇，其中涉及颂圣书写者有《桂州新城记》《虔州学记》二篇。见［宋］王安石著，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苏轼文集》中有建物记27篇，其中涉及颂圣书写者仅有《喜雨亭记》一篇。在欧阳修许多亭台楼阁记中，建造过程或建物外观并不成为重点，而着重叙写地方吏治之功与宣上恩德，有何政治背景、需求与写作心态？

影响欧阳修建物记写作元素的背景，除了贬谪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北宋时代下的思想文化因素？例如，北宋中期儒家复兴思潮，对建物记的书写模式与要素有何影响？“颂圣”书写与北宋士人对大一统王朝与国家威权的想象是否有关？欧阳修自身的史学素养及北宋史学风气，对其建物记的写作笔法有何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循吏与颂圣书写的深入剖析，来解答以上疑难，期待不仅能在聚焦经典篇章的视野上，重新对欧阳修建物记的整体面貌进行更加还原性的认识，并将其作为观察北宋记体新变与唐宋变革的一个切面。

二、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吏治书写与循吏传统

分析欧阳修建物记中循吏的书写形态之前，首先应说明北宋循吏传统之渊源及其发展。《史记》与《汉书》中的循吏传统较有差距，《史记·循吏传》共收五人，皆春秋战国时代者，《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史记》卷一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17页。司马迁（B.C. 145—？）眼中的循吏观念更接近汉初文景之治风格的吏治。而班固（32—92）能看到更多昭、宣以下实干教化型的循吏，《汉书》中的循吏更强调儒家的积极有为，他们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在他们的治理下地方“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4页。从思想源流观之，循吏代表了儒家的德治，并且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吏，奉行朝廷法令妥善治理地方；另一方面又兼具了儒家文教（儒师）的功能，兼有儒家教化民风的理想。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收于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197—198页。显然《汉书》之循吏传统对后世影响更大，以唐代而言，安史乱后，唐人面对州县凋敝、百姓疲敝的政治现实，而实际的为政能力的在地重要性被显现，士人也更加以循吏的观念从政，吕家慧：《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与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114页。可见更符合《汉书》以来有为的循吏传统。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循吏传统与书写，也同时重视“善教”与“善政”两方面的循吏传统。

（一）循吏传统与地方美治书写

先以欧阳修《居士集》中最早的一篇《泗州先春亭记》作为切入，观察欧阳修建物记笔下“善政”之循吏书写。是文虽名“亭记”，重点却不在记叙先春亭营建始末，而在叙述张夏据篇题下注，欧阳修《泗州先春亭记》作于景祐三年。张夏于明道元年至景祐二年（1031—1036）知泗州，知张侯应为张夏。见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72—173页。在泗州的一系列民生政绩，从修葺城外淮河之堤，到建立迎送宾客的“思邵亭”，再至修造观漕运出纳、寓舟者的“通漕亭”，最后才叙及官民游宴同乐的“先春亭”。开篇首先详叙张夏修建淮堤、陂梁之经过：

景祐二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来守泗上。既至，问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旧而广之，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万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泗州先春亭记》，第991页。

短短二字句“既至”，立即接续的是张侯“问民之所素病”，显示张侯关心民情之切，于是在第二年春季立即着手修建堤坝。中间穿插一段官民相得的对话，民亦深感“为政者之私我也”，愿献粮米为一份力，已见官民相得之循吏事迹。最后也较具体描摹了堤成之后的形貌，使得修堤过程成为记文重点，其后三处营造，则以略笔叙之：

既曰：“泗，四达之州也，宾客之至者有礼。”于是因前蒋侯堂之亭新之，为劳饯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会也，岁漕必廪于此。”于是治常丰仓西门二夹室，一以视出纳，曰某亭；一以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后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筑州署之东城上为先春亭，以临淮水而望西山。《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泗州先春亭记》，第991—992页。

从“既曰”“又曰”“然后曰”，即见次序井然有致，可见欧公笔下依次安排太守张夏依重要性（百姓需求）先后之顺序修葺民生工程。盖重要性相对不如修堤，故没有具体描摹亭舍之形貌，甚至记叙“先春亭”的建造则最为简略，亦详略得宜。欧阳修在记文的后半段叙说周单子过陈国时的识鉴：“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见其道秽，而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遂知其必亡。”《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泗州先春亭记》，第992页。以此解释而如此的行文顺序，周单子事源于《国语·周语》，《国语·周语中》：“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蓻，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单子归，告王曰： ‘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旧题［春秋］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63页。而欧阳修略有改动，叙写张侯在泗州之民生功绩，与周单子在陈国所见的负面案例一一对应，反衬张侯厥公至伟。故茅坤评云：“记先春亭却本堤，次之以宾客之馆，而后及亭，以周单子之言论为案。”［明］茅坤编：《欧阳修文钞》，收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影印清云林大盛堂刻本，第4册，第1897页。由此亦见欧公作此篇之笔法详略、次序有度。最终又借修造之顺序，归结为张侯善为吏治的论断，茅坤评云：“所谓以经餙吏治，欧阳公之文亦然。”［明］茅坤编：《欧阳修文钞》，收于《唐宋八大家文钞》，第4册，第1897页。此语源于《汉书·循吏传》，传中的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三位儒者，由于能够很好地将经术学问实践到吏治中，而被天子器重。《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第3624页）可见欧阳修在亭记中，尤属意突显张侯善治民所病之能，知其为吏治政符合的儒家循吏传统。

欧阳修景祐三年（1036）五月被贬夷陵县令，十月至夷陵，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9、87页。《夷陵县至喜堂记》便写于他到夷陵后不久：

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三年夏，县功毕。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于某有旧，且哀其又以罪而来，为至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第994—995页。

在记文中，欧阳修先记叙夷陵屋舍、道路弊漏，百姓穷困等缺乏有效行政管理之现状，太守朱正基一方面是作为一州之长，在物质层面上优化州府设施，还可见其注重交通、商业贸易方面，显示官吏之美政与勤政。文中还记载到朱正基从基层官吏人事之角度改善吏治，着手“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强化朝廷政令发布，改善官员办公居住条件，可谓“吏治之吏治”。欧阳修在文末总结作记缘由，夷陵物产丰富，江山美秀，虽然民俗一开始粗鄙，但同时也淳朴而便于治理，仍是能令官吏居而喜之的美地：

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作《至喜堂记》，藏其壁。夫令虽卑而有土与民，宜志其风俗变化之善恶，使后来者有考焉尔。《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第995页。

“令虽卑而有土与民”，至此“吏”与“风土民俗”之间被建构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不仅仅是行政上的管辖，已然杂入了官民相得的情感所在。“风俗变化之善恶”，成为应被记载的吏治之功，同时在提醒秉持儒家勤政、教化观念的士人官吏努力改变风俗。而在风俗改变之后，为吏者又能享受到当地物产丰富、民俗淳美的“乐”。关于朱公的吏治，正可与欧阳修同时期所作的《峡州至喜亭记》相参照对读，欧阳修前半部分交代建亭缘由：

岷江之来，合蜀众水……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诗》所谓“恺悌君子”者矣。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第998页。

欧阳修在此记前段形容长江上游的湍急山水，而后才交代作亭之缘由，故而楼昉评云：“不言险之不测，则无以见人情喜幸之深。”［宋］楼昉：《崇古文诀》卷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页下。这也是“至喜亭”命名之由来。其实不仅是突显了人情之喜，这背后也正是再次突出朱公仔细体察民情作亭，造福县民之盛功。

地方官的收入本就差京官许多，况职田是地方官的重要收入来源，若所守地穷，则自然收入很有限。范仲淹在《十事疏》中提及咸平（998—1003）之后物价飞涨，导致部分地方官俸禄不足，家庭生活窘迫，以至于最后背弃儒家理想，不守名节，在地方与民争利，甚至鱼肉百姓。［宋］范仲淹撰，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卷上《十事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69页。故而欧阳修在此特别指出“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正以突显在俸禄瘠薄的处境下，朱公善政爱民之可贵。言岁数大丰，又可见建物记在叙吏治之功时，也常将年岁丰收与太守之功相联结。“自公之来”至“而人有赖”的八句四言，概括而言，岂非正即《汉书》中谓循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不过朱公也顺应时序民俗，兼备《史记》中的黄老循吏传统。

还有一篇着重写郡守事功的《偃虹堤记》，乃欧阳修庆历六年（1046）应滕宗谅（990—1047）邀请所作，也着重在强调为民谋便利的视角：

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问其始作之谋……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三《偃虹堤记》，第1689—1690页。

欧阳修写作建物记时，有时并未亲自见到所写对象，而以议论发想的笔法为之，这种以虚笔代替实写的手法，后人称之为“宋调”。王基伦：《北宋碑记文的发展》，第156页。欧阳修在此记中通过对答了解建堤的建者、利害、形制、谋划等方面，层次井然。同时从次序与篇幅，也可见欧公尤为属意者即建堤之利于民者，盖岳阳出于长江舟船往来要冲，而在郡城附近没有便于舟人停泊之处，故建堤以为民谋利。可见欧阳修笔下循吏应当“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真正站在百姓的立场体察民情，如欧阳修所言，为人治病主要的是能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不是外在看起来的架势，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云：“（欧阳）公尝语人曰： ‘治民如治病。……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见［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第26页下。治民则同理。《峡州至喜亭记》《泗州先春亭记》《偃虹堤记》三篇相近之处在于详细叙写太守修堤或亭以便舟人往来停泊，既保障百姓生命安全，同时也利于州郡的经济发展，这与《汉书》中杜诗、王景等人兴修水利以“富民”的循吏传统也是异曲同工的。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第226页。可惜偃虹堤最终没有建成，只留下了传世的记文，《麈史》记载滕宗谅建堤即求文于欧阳修之经过，但最终未能竟功。《麈史》载：“岳阳西濒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与天际，而州步无舣舟之所，人甚病之。庆历间，滕子京谪守是邦，尝欲起巨堤以捍怒涛，使为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 ‘滕未及作而去。’”见［宋］王得臣撰，黄纯艳整理：《麈史》卷中，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欧阳修虽写成此记然留有遗憾，没有真正达到循吏传统下造福于民的目的，或许正因此，欧阳修没有将此篇记收入《居士集》。

（二）循吏传统与文教职责书写

“文教”的循吏传统在欧阳修学记文中明显呈现，正如汉代的循吏在发挥“师”的功能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吏”的位置；所奉行的不再只是朝廷法令，而是儒家大传统的中心教义。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第198页。北宋之初偃武修文，孔庙、官学在朝廷的鼓励下蔚为兴盛，而他们的直接设立者即是太守或县令。因而北宋独特的学记之体日多，恰显示北宋地方官吏与“文教”关系之最为明显者。兹先以《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为例以观之：

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今又废，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欢哉！《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第1010页。

此段足可见在欧阳修对吏治的期待中，文教礼乐与吏治的联系甚为明显而紧密。仅一段文字尽宛转曲折之妙，“慨古礼之亡处多韵折”，［明］茅坤编：《欧阳修文钞》，《唐宋八大家文钞》，第4册，第1925页。先叙学者见师荐馔、学官祭师等礼仪，在古代各种纷繁的祭祀中已经算简易者，然而释奠礼中“乐舞、授器”等细节却又被省略。而后笔锋上扬，叙今之民虽不得见上古时生活中常有的“乡射、宾燕之礼”，还好最基本的“社稷、释奠”等礼仪，还能保存先王时的大体样貌。而后笔触又转向下，但是地方官吏没有承担起“礼师”的职责，自身没有良好的礼仪修养，举办祭祀时“举多不中而色不庄”，导致民无所仰，乃至于“古礼”在民生教化中的可用性都被质疑。可见欧阳修对地方官吏教化弘礼之职能有着很高期待。

欧阳修先叙当世礼仪简脱之情形，而后反衬谷城县令狄栗（990—1045）弘扬文教的功绩：

谷城令狄君栗，为其邑未逾时，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其正位，为学舍于其旁，藏九经书，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然后考制度，为俎豆、笾篚、樽爵、簠簋凡若干，以与其邑人行事。谷城县政久废，狄君居之，期月称治，又能载国典，修礼兴学，急其有司所不责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谓有志之士矣。《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第1011页。

可见狄君任县令之后，在数月之内即处理好一般政务，得有余力兴修孔庙及学校。应注意欧阳修写作此记在宝元元年（1038），而实际上北宋庆历四年（1044）之后，朝廷才下令各州、县普遍广设官学。《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76页）狄君立学舍、藏经书，率子弟进学，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的必须职责，而是儒家循吏传统下所自发，教化百姓意识下“师”的职责，欧阳修着力突显此难能之处。

欧阳修结尾又将行政上的吏治，与修礼兴学的文教合而论之，作为对狄君为政的总体褒扬，可见吏治与文教在北宋循吏传统中是紧密联系的，并且承接了汉代“先富而后教”的循吏实践。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第230页。但更重要的是文教职责，正有如《汉书》中载“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1页。以建立文化秩序为吏治的最终追求。欧阳修在记体文中构建的狄君等循吏形象，其身份意义已不仅是一般奉公行法的行政官僚，而具有了“儒师”的儒家大传统。同时狄君施政立学“諰諰然惟恐不及”，与“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谓之不急”相对应，也突显了循吏对国君政令的贯彻。欧阳修在这篇记文中对礼制的态度，还可与他的《本论》相参照。欧阳修非常重视礼义教化对王政之重要性，以先王之礼义排佛。《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一七《本论上》，第511—514页。认为当下时代礼制应在人民实际生活中践行，进而得以恢复上古之制；并认为恢复上古礼乐，一方面在国家大典上已经皆举行之，但在百姓的生活细部，更需要靠积极有为的循吏来“浸之以渐”，教化万民，《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一七《本论下》，第517页。故其所论也正符合此篇孔庙记之旨归。

《居士集》中《吉州学记》为书循吏与颂圣书写交织紧密者，颂圣意识姑置于本文第三节详细讨论，本处讨论欧阳修如何将兴学之吏，与“代天子而教者”的身份紧密联结建构：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5页。从循吏“教”的职责而言，李侯（李宽，1006—1065）作为太守，十分主动关心地方学校之建立，也即循吏“文教”之职责，甚至在获得诏书之前，即有意请命立学。而后欧阳修言州官由于磨勘转官，立学着难以久处其地以深教化，然而随后“入于人者渐”的教化百姓职责，则需要“惟后”的官吏持续兴行礼义，直到风俗纯美的王政目标得以实现。欧阳修在本文篇末还特别抒发对“学之道成”之期待，预想吏治教化当地之后，百姓能有公卿之姿，出行举止皆合礼义，同时接近孝慈友睦的大同社会。可见建物记中欧阳修尤其注重发扬：为吏者不仅仅是在政务政绩上有所表现，而应更深入地、不嫌迟劳地“躬亲于教化”。同时也可见循吏传统与颂圣意识被紧密联系，天子的王政命令是否遵循并被发扬，同时天子德政与恩泽能否被百姓知晓，成为记体文中循吏传统与颂圣思想结合之显明特征。欧阳修在《吉州学记》的初稿中也写道：“天子明圣，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农桑，而继以学校，将以衣食饥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三《吉州学记初稿》，第1700页。欧阳修显然即在有意识呼应汉代“先富而后教”的吏治开展。王政诏令的期许并不止于兴学本身，更在于兴学之后能够长久地教化“使趋于善”，而此过程中吏正是天子治政的执行者。

又如《夷陵县至喜堂记》中，欧阳修不仅记叙到朱正基建造道路、吏舍等“县功”，更重要的是还突显了其对民风民俗的改造：

（夷陵）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欤？……（主公）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夫令虽卑而有土与民，宜志其风俗变化之善恶，使后来者有考焉尔。《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第994—995页。

州人贫穷，固然有物质层面上种种限制，但想要养民富民，民俗、观念上的改变更为重要。一段文字中五次提到“民俗”，前三次都是反复强调朱公到来之前峡州民风之鄙陋，因信鬼神而不愿意居瓦屋；再以后两次“风俗”变化，朱公移风易俗推行瓦屋，使得居住更加安全便利，这背后也显示出“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教化。显然风俗教化的贡献，不仅是一种更深远的行政治理功绩，也体现吏治书写中的文教职责；只是相对于学记中的礼乐人心教化，此篇中更加具体落实为对风俗的劝导。

（三）建物记书写与北宋中期的吏治改革理想

欧阳修以下记体文的循吏传统兴盛，应与庆历新风下士大夫对地方官吏期许与吏治改革的理想有关。虽然有些建物记写作于庆历新政之前，然庆历诸贤对地方吏治的关心，应是有着他们长期实际的吏治体验与观察之基础。庆历诸贤有许多吏治与民生的改革方针，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989—1052）、富弼（1004—1083）上疏奏劾地方官吏多不合格的问题：

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81页。

观之欧阳修建物记中对太守的颂扬，尽管各州可能有因地制宜的政绩，然亦可见庆历士人对吏治的共同期待。记文中的吏治期待恰与范、欧之奏议互文，如范仲淹《上执政书》云：“赋税得均，狱讼得平，水旱得救，盗贼得除……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仲淹全集·文集》卷九《上执政书》，第181页。欧阳修《论按察官札子》云：“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八《论按察官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05页。皆对地方郡守提出了很高要求。

欧阳修自己对地方政务也非常重视。后生张舜民即在《与石司理书》中，叙说比起司马光、王安石等京师名流，欧阳修更加属意吏事，于是舜民便向欧阳修请教为何对来谒者多谈吏事。［宋］张舜民：《与石司理书》，收于［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二〇，《四部丛刊》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第5页上。欧阳修自叙在贬谪夷陵期间，因无书可读，取读积累的公家文书，多见枉错之吏治，因此自誓不敢轻忽郡吏小事，并向晚辈张舜民提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规训，［宋］张舜民：《与石司理书》，收于［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二〇，第5页上—5页下。此“物”即泛指百姓。由之恰可再次印证，欧阳修在夷陵所书写诸篇带有循吏意识的建物记，显然有着自身的吏治理想寄托。并且从张舜民的记载中甚至可见，苏轼亦自云其为吏之道师自欧阳修。韩琦（1008—1075）在墓志铭中评价欧阳修的治政风格与后人追思情形：“历典大郡，以镇静为本，明不及察，宽不至纵，吏民受赐，既去追思不已，滁、扬二州皆立生祠。” ［宋］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五九，第40册，第120页。欧阳修对民生政事的关注，还可参酌他在策问中的意见，在其中欧阳修质疑《周礼》大小礼仪过于繁琐，扰动官民，影响正常生活和经济作业，以至于官不安府，民不安居，以之策问进士。［宋］欧阳修《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周礼》之制，……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其斋戒供给，期召奔走，废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 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八，第1197—1199页。可见欧阳修认为不应盲目袭用古礼，亦应注重当代如何调整适用，同时欧阳修对制度与民治的协调尤为关心，成为他建物记中重视书写吏治民生的原因之一。

同时可以发现欧阳修记文叙太守游赏之亭、堂之营建，必然在吏治有成之后，如《丰乐亭记》“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丰乐亭记》，第1017页。《夷陵县至喜堂记》也是叙述朱公对峡州、夷陵的治理，“三年夏，县功毕”之后，自己被贬到夷陵，才盖了这座至喜堂。《泗州先春亭记》也是“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最后才建造太守自己休息的先春亭。至如《真州东园记》，同样赞美施正臣等三人为吏真州，能审知轻重先后，优先“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而后再建造园亭开展休闲活动，与四方同乐。《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泗州先春亭记》，第1030页。又如朱熹（1130—1200）详细记述了欧阳修的治郡风格：公尝语人曰：

“治民如治病。……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考欧阳文忠公事迹》，第26页下—27页上。

欧阳修的吏治风格还荫及南宋，楼钥（1137—1213）曾记载庆元四年（1198）欧阳修的后代欧阳伋在会稽县新修一堂，请楼钥命名并作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为郡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五三《会稽县宽简堂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80页。可见欧阳修心目中的循吏、良吏的最主要评判标准就是便利于民，不强求政绩的展现，而强调有为的“宽简”，这在其建物记的写作中也多有呈现，如《夷陵县至喜堂记》《泗州先春亭记》《偃虹堤记》等。欧公对吏治的思考重点是便利于民，可以兼容汉代文景治下宽简的循吏，或昭宣以来致力有为的循吏。楼钥便直接承用朱熹对欧阳修为政的评价，可见其为政在南宋之影响。参朱熹、楼钥对欧阳修地方吏治功绩之揄扬，正可见循吏传统在北宋记体中的发展。

三、欧阳修建物记中的颂圣意识

郑玄《诗谱序》谓：“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诗谱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第555页上。《尚书正义》孔传云：“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第303页上。即将礼乐典章视为太平盛世的基础与标志。唐代学者总括南北朝学术传统，在《五经正义》中确立了对于“礼乐太平”的诠释传统。孔颖达云：“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以成之。”《毛诗正义》卷九，第859页上。邢巨云：“臣闻礼乐，其所由来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伦，以致太平也。”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应文辞雅丽科对策》，第3055页。唐宋士人基于礼乐典章制度能反映王朝之秩序与和谐之观念，当身处盛世有意以文章润色鸿业时，往往尤其注重呈现王朝礼乐文教之盛况。例如盛唐时期的盛世观念是兴礼乐以致太平，盛唐文士以颂美盛世、润色鸿业为职志，张说《封禅颂》总结盛世观念时，“儒臣志美”是其中的一环；苏颋力图以其颂“助亲文之化”，即是要以雅颂之文参与盛世的文化建设。参见吕家慧：《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中唐政治观念与文章新变》，《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58页。而随着北宋王朝统一海内，王朝也期许文人能从历史功绩的角度进行盛世建构，如进士试律赋即曾用“六合为家”之题，［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页。宋初亦诸多文士以献赋颂得官，此时王者期待颂美太平以张扬皇权。张兴武：《经史之学与两宋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然而至欧阳修之前还鲜有人以颂圣之笔进入记体。以下以建物记中的学记与亭堂记为考察重心，分别观察欧公建物记如何从礼乐建制、历史功绩等角度抒发对君王、时政之揄扬，最后再试图还原建物记颂圣笔墨的政治，分析颂圣与吏治在建物记中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一）学记：天子之德政与德教

今为众人所熟悉接受的《吉州学记》见于《居士集》卷三九，然今见欧阳修《居士外集》中有附一篇与《居士集》中的《吉州学记》文辞较有出入的另一篇异文（下称《吉州学记初稿》）。《四部丛刊》本《居士集》卷三九后有周必大等人的校勘按语：“又《吉州学记》，以校承平时闽本，往往异辞。疑是初稿，先已传布，今录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后，使学者有考焉。”《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三《吉州学记初稿》，第1701页。今观《居士集》中《吉州学记》文辞诚较《外集》中《吉州学记》更后出转精，然借由此两版本的改动，亦可见欧阳修写作时值得发微的颂圣意识。以下分举两版本《吉州学记》中，开篇述庆历兴学之本末中的异同：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赐之坐，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书于纸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明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农桑。三月，又诏天下皆立学。（《吉州学记初稿》）《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三《吉州学记初稿》，第1699—1700页。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吉州学记》）《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4页。

可见在初稿中政事之臣八人虽然惶恐，认为兹事体大，不敢当下答复，但最后还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顺接劝农桑，次年诏立学，似乎这些行政举措的功劳较多出自臣子。然而在正式刻石的版本中，却变成了八人“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为”。而后就顺承“诏书屡下”云云，不仅较初稿多了“责吏课，举贤才”两件皇帝功绩，并且完全抹去了大臣建言之功，将一系列美政归功于皇帝的英明智慧，颂圣之意图尤为明显。并且正式稿较初稿，更进一步扩大叙写了兴学对海内的积极影响：“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也正即是指天子之圣明造福海内。

复观正本《吉州学记》中如何将循吏的文教职责与颂圣书写相联结：

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5页。

先从宏观角度叙立学之盛美久而后致，表面写立学之美与喜，若与开篇相参照，也暗笔写出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的英明决策，甚至超越了前代皇帝。按“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至于大备欤？”与“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两小段盖《居士外集》所收初稿所无，亦体现欧阳修在决定稿中更加强化了颂圣意识的传递及循吏传统下的吏治书写。又接笔转到地方官吏身上，“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显示出地方循吏对天子诏令的有效服从性，这一点从初稿版本中所记“惟幸吉之学教者，知学本于勤渐，迟久而不倦以治，毋废慢天子之诏”也可看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三《吉州学记初稿》，第1700页。东英寿注意到，此篇初稿中用了大量与“勤、渐”相关的语汇，论述为学必须不倦且长期实行，反应了他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吉州兴学的期待；然而在正式稿中，这一部分被大幅删减了。（日）东英寿：《从〈吉州学记〉看欧阳修的文章修改》，收于氏著《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81—93页。也即《吉州学记》原本的论述重点在于理想教学方法（勤、渐）；而在正式稿中欧阳修强化了颂圣与吏治相结合的论述模式，使得学记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欧阳修叙及吉州民众亦以私钱相助立学，与前《泗州先春亭记》中泗州民众主动“出米千余石”相似，体现民风淳厚亦有以辅益吏治。

从《吉州学记》中的一些其他细节也可以观察欧阳修有着明显的作为官吏颂扬天子恩泽的意识，如“予世家于吉，而滥官于朝，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5页。此句源自东方朔（B.C. 160—B.C. 93）《非有先生论》“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68页。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尚书》中诸侯代天子守土宣王政之儒家思想，如《尚书·舜典》注云：“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尚书正义》卷三《舜典》，第268页。学记文末曰：“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5页。亦明显是颂圣之表现，呼应了开篇天子下诏立学之德，借由循吏对天子教化恩泽的宣扬，完成了颂圣的写作实践。

相似的颂圣书写还可见于欧阳修其他文类，如《梅圣俞诗集序》云：“若使其（圣俞）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二《梅圣俞诗集序》，第1093页。即谓梅尧臣若得用，可以其诗歌长才，歌咏大宋功德，如《诗经》之商、周、鲁颂一般，恰呼应《吉州学记》中“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的期许。《吉州学记》被刻石以流传，欧阳修《吉州学记》：“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以俟。”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第1015页。诗集序依附文集亦必多为人所见，尽管颂圣未必是其文章写作的重点，但二者皆具备一定公领域传播的性质，或许“颂圣”成为欧阳修笔下士人公领域生活中的某种要素。

（二）亭堂记：一统之历史功绩及承平颂美

欧阳修《有美堂记》虽以论述杭州之美为重，然亦掺杂许多吏治与皇恩之关系的语句，开篇即叙建堂缘起：“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有美堂记》，第1035页。开篇即可知美堂记之建造源于天子赐诗的恩泽，这在亭台建物中并不多见。《庚溪诗话》载：“嘉祐初，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挚公仪出守杭州，上（仁宗）特制诗以宠赐之……梅既到杭，欲侈上之赐，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欧阳修为记以述之。”［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上。由之可知，欧阳修受托写此记，有为友人梅公仪颂圣之意所在。

《有美堂记》在叙钱塘之风景民风之美后，篇末云“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再次呼应开篇所云“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说明梅公来到这块胜地也是天子的恩泽，“侍从”一词兼有亲近意与明显的尊卑感。一方面天子让臣得以在这个美郡任官，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同时，又能亲身体验杭州“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的“至美”与“至乐”；同时民“民幸富完安乐”，也是天子任免得宜的功德。

另值得注意的是《有美堂记》为写杭州之美，回顾杭州五代时的历史，并以金陵相参照，此段历史书写恰可与《峡州至喜亭记》相对读：

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有美堂记》，第1035页。

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第997页。

可见两篇建物记皆回顾书写对象所处地域在五代时的历史，多次强调“圣宋受命，海内为一”的历史贡献。并举反面事例，以南唐不能及时归顺天命，导致其旧都金陵如今颓败，叙天子统一四海使得“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并且南方的物产可以往来于天下，再次强调圣宋江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以今时四方之民富裕安乐，映衬北宋开国君王功业之宏伟，而现今天子继承开国帝王“昔”的功业，维持“今”的安乐平和，地方郡守也正宜修造亭台以宏天子德政之美，也宛转达到了颂圣的意图。

类似追叙五代宋初史事，以衬仁宗朝四海升平的写法，最为闻名的其实是《丰乐亭记》：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丰乐亭记》，第1018页。

此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贬谪滁州之时。可见欧阳修建物记中叙史事最终皆归结为“天下无事”，无论是直接叙述天子统治之下的太平，还是通过今夕对比，叙述五代乱世，而圣宋统一，结束战祸，强化了大宋功德的说服力。正如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评云：“由滁州感南唐之亡，遂至吴、楚、越、汉，为群雄作一大结束，然后归重本朝之功德，分外有力。”见［清］林纾著，江中柱编：《林纾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册，第390页。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记文中将赵匡胤称为圣人：“圣人出而四海一”，这并不常用在王朝继位君王上，同时也不符合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自惕。［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4页。然而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已尊统一四海的刘邦为圣。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见《史记》卷一六，第760页。可见在古典传统中，统一天下者则有资格冠以圣人之名，而圣人之名很早就与至高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

从叙述视角而观《丰乐亭记》，“孰知上之功德”是从朝廷之角度出发；然“民生不见外事”则从百姓的角度而言，远离战乱即代表不用承受苛重的徭役赋税，也自然感念天子之功，可见欧阳修作记亦有共情于民的关怀所在。由此延伸，《丰乐亭记》也可作为循吏传统与颂圣书写结合的一个典范。孙琮评此篇云：“此篇纯是颂宋功德，以见身为刺史，宣上德意、与民同乐，皆分内事也。”［清］孙琮：《重刊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卷二四，哈佛燕京图书馆康熙二十年序刊本，第9页上。欧阳修将刺史之身份认同与职责，含括在宣扬上德及与民同乐两个部分。欧阳修叙述滁州自五代战祸不止，至今和平安乐的历史发展及其原因，一方面是在颂圣，另一方面建亭与滁人游乐山水，同时“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丰乐亭记》，第1018页。也是在履行向滁州百姓教化的“儒师”职责，宣扬了大宋天子统一四海，并维持至今的德业。林纾将《丰乐亭记》归入厅壁体云：“此文本厅壁体，杂以游览，满口说官话，却无纱帽气，所以成为大家。”［清］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见江中柱编：《林纾集》，第5册，第390页。其实不如说欧阳修在建物记的书写中，扩大写作元素与主题，纳入厅壁记中“循吏”与“颂圣”的特质，使其成为北宋建物记的新变与特色。

欧阳修自己对在地方的治理也有很高的自我期许与实践，他在滁州时写信给梅尧臣，谈到自己的治政成效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二十》，第2454页。由此观照出北宋中期《孟子》的政治与修身思想，逐渐被应用到士大夫的生活中，孟子的政治理念以庆历新政为契机，影响到地方官的施政、创作。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第77页。深受《孟子》思想影响的欧阳修，欧阳修自云“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一六《与张秀才第二书》，第1760页。李峻岫也论及孔孟道统在北宋已成为当时思想界普遍认同的观念，孟子道统中枢的地位愈加突显。北宋中前期的古文家大多尊韩，经由尊韩而尊孟，待嘉祐年间（1056—1063）欧阳修主盟文坛后，更提出孟韩并称的道统观。参见李峻岫《唐宋古文运动及道统说与孟子地位的变迁》，《国学学刊》2013年第3期，第49页。在建物记中书写北宋吏治风格重视郡守与百姓相得共乐，突破了唐代借百姓之称赞来突显太守功劳的写作模式；不过较之《孟子》，更加从“君民”共乐的相处模式进入“君士民”共乐知模式。

正如宇文所安指出，北宋士人“乐”的层次也与社会阶级相对应；阶级越高，对“乐”的自我意识就越强。Stephen Owen,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p. 42. 综上亦可见欧阳修建物记中隐含三个层次的“乐”：首先百姓生活在太平盛世、“安于畎亩衣食”之乐；其次，作为太守一则耕耘吏治与民同乐，同时使民知安乐是源于天子“休养生息”之功（“宣上恩德”），教民过程中亦有践行儒道之乐；最后，作为天子，恩德能被士人向百姓宣扬，享受盛德广播之乐。欧阳修在建物记中，将君王优游治天下之乐与士人治政教民之乐相联系统一，这成为欧阳修建物记颂圣书写的另一特色。

同时除了宣扬上德之书写，欧阳修诸建物记还有许多笔墨叙写当下时代之安详和谐气象的元素，此般笔墨虽未必是宏大气象，而予人岁月安闲静好之感，成为一种异于唐代的“盛宋气象”。实则仁宗朝统治前期面临着内忧外患与灾异频仍，导致真宗朝以来“太平”论述已岌岌可危；庆历改革表示北宋统治策略的转向，仁宗必须积极面对灾异为天谴的诠释，并在察纳朝廷论谏雅言的修德过程中，重新谋求太平。张维玲：《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年，第265—266页。欧阳修在记文中感怀“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所颂的对象不仅停留在天子，也包括如今安乐祥平的时代，反映出欧阳修的时代关心，在庆历改革失败后，有意重新呼唤仁宗对“太平”的信心。诚如沈德潜所评：“中间休养生息一段，见仁宗之滋培元气，养以风雨，子孙不用更张，隐然言外。”［清］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唐宋八家文读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393页。而将时代之美归功于天子，或又是欧阳修记体颂圣传统之体现。

（三）颂圣书写的政治背景与写作心态

五代乱世之中，文人常无立身之地。宋初皇室采取偃武修文的姿态，对文人大量拔擢任用，集中士人修纂各大丛书、类书与文学总集。在宋初几十年间，赵宋王朝对于知识阶层的礼遇和对于文化事业的支持，渐渐使知识阶层恢复了文化自信，也赢得了知识阶层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故在11世纪初成长的儒士如欧阳修等，常常着意构建赵宋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与威权所作。重建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是宋初以来士大夫的关注焦点，孙复、石介、欧阳修等士人都注重突显国家权威、汉族文明和儒家观念。而北宋的正统论和汉代大一统的天子绝对观并不同，王朝合理性的论证，需要同时拥有历史传统、政治空间与文化权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73页。因而欧阳修作《正统论》，正出于北宋统一天下的正统确认，呼吁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欧阳修《正统论》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见《居士集》卷一六，第496—497页。

欧阳修建物记中的“颂圣”书写，首先与其有意宣扬大宋王朝的威权与正统性有关。首先礼制、仪式对于古代社会确立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尤有重要意义，如宋太祖对礼制的态度即由“吾祖宗宁识此”变为“古礼亦不可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巳，第211页。在欧阳修活跃的时代，礼制终于完备，国家系统也获得民众的认同。欧阳修首先从礼制角度入手突显此方面，主要体现在学记中。《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中记载天子为孔子加崇“至圣文宣王”尊号，同时谷城狄君能遵从天子德意，在县城附近兴修孔庙，根据制度举行祭祀典礼。《吉州学记》构建了北宋各地学校兴建，与王政盛衰之关系：“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第1014页。欧阳修通过记载学校与孔庙礼制层面的恢复与重建，确保了国家威权与统治的正统性。国家威权的确立，另一方面涉及朝廷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北宋对地方的掌控意识大于唐代。而欧阳修在亭堂记中，通过回顾五代战乱时杭州、滁州、峡州等地未尊服正统，后来终于被大宋统一平定的史事，而如今地方各郡守皆能有效掌握地方行政，翦除盗贼，与民同乐，保证了北宋统治的稳定，以此来确认大宋统一之功德与正统性。

然而循吏的教化和朝廷法令、对地方之控制，未必都是相循而行的，有时可能存在某些矛盾。韩延寿（？—B.C. 57）在《汉书》中名列循吏，然而他因为在东郡“好古教化”，引起了宣帝的猜疑，并且他出于爱民，擅将公款贷给民众以供徭役，最终遭萧望之的诬告，以至获得弃市的结局。韩延寿的礼乐教化源于“师儒”的大传统，并通过“吏”的职权来建立文化秩序，然而这与朝廷对于“吏道”的需求发生了冲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第207—208页。北宋中央与地方吏治之嫌隙也时常出现，官员在地方的优良吏治也可能引起皇帝猜疑或异党攻击。例如欧阳修熙宁三年（1070）知守青州，时王安石主政推行青苗法，欧阳修以为青苗法在实行上不利于民生，遂五月时未待朝廷指挥，擅自于京东东路各州停放秋料青苗钱。很快朝廷降诏诘责此事，并仍令起散放，只是未深加罪。欧阳修：《言青苗钱第二札子》，见《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四，第1733页。又《长编》载：“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第5131页。北宋士大夫强调“明理辨性”，对自身与其他官员有着比唐代士人更严苛的道德要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62—163页。北宋士大夫，以儒家原则为最高权威（而非君权），认为正确的价值内蕴于自我的道德质量之中。（美）包弼德（Peter K. Bol）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217页。然他们出任地方官时，官员之身份与职能又受权于皇帝，其政治理想恰与作为“吏”的职能之间，有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张力。故而地方官吏可以通过“颂圣”书写，向朝廷表达对朝廷政令的服从性与对王朝威权的尊奉，自身在地方施政文教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使得“颂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调合儒家理想与中央控制之间隙或矛盾的一种柔化剂，同时颂圣书写中对理想君主形象和盛世的描绘，亦是一种温和的以颂为讽谏方式。

此外，欧阳修深于史学，负责撰写《新唐书》之《本纪》《志》《表》，其撰作《本纪》中之论赞率多新创，王鸣盛比较新旧《唐书》论赞云：“新赞尽黜旧文，驾空凌虚，自成伟议，欲以高情远识含跨前人。”［清］王鸣盛著，陈文和主编：《十七史商榷》卷七○《新书尽黜旧书论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54页。欧阳修在论赞中多有对《旧唐书》成见之突破，其中颇能洞见帝王自身德性、为政，对国家治乱、政风、民生之影响。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118页。唐五代君王的前车之鉴让欧阳修更加重视天子施政是否得宜，使他在建物记中关注天子的治理教化成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书法也每每体现其对乱世礼崩乐坏，人民死生如草芥的惋惜。同样在建物记中，欧阳修也屡屡使用回顾五代祸乱以比照今夕的笔法：知五代纷乱之祸百姓之深，对如今承平年代倍加有感且珍惜，自然而然发出对天子、时代的颂美之声。而北宋前中期，国势尚未特富强，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儒者重视史学，其主要目的也是出于显示政治之考虑，期望通过考订回顾前代史事，成为当下政治的借鉴。何泽恒称：“宋初儒者之关注政治，其始在谋解决眼前之问题，及政治渐上轨道，乃欲求其政治之可大可久，遂转而重视史学。”见氏著《欧阳修之经史学》，第22页。而对乱世历史的关怀与儒家作为循吏的关心面向又是相向而行的，因而在颂圣时多以百姓之安乐为发端。

将欧阳修颂圣书写的部分原因，归于他被贬谪之后的输诚或弘扬美政，于是也需考虑，欧阳修所作建物记的传播情形如何？接受者的扩大，或者说欧阳修在写作时的预设读者意识，成为记文“颂圣”书写的又一部分需求要素。我们可以参照《醉翁亭记》刻石之后的传播情形，推测欧阳修刻石之记体文传播情形。欧阳修诗《赠沈遵》序云：“予昔于滁州作醉翁亭于琅琊山，有记刻石，往往传人间。”《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六《赠沈遵》，第161页。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云：“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第23页下。且欧公记文名篇有时不止一次被刻石，《醉翁亭记》即三次被刻石，而以苏轼所书之刻流传最广。王兆鹏、王星：《〈醉翁亭记〉的石刻传播效应》，《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第92页。《却扫编》载：“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宋］徐度：《却扫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47页。据此推见欧阳修建物记被刻石流传之广。欧阳修其他带有颂圣书写的建物记也常有名家书碑刻石，如《乾道临安志》载：“有美堂在郡城吴山。……欧阳修记，蔡襄书碑。”［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0—51页。陆游（1125—1210）《入蜀记》载：“晚至陕州，泊至喜亭下。……《至喜亭记》，欧阳公撰，黄鲁直书。”［宋］陆游撰，李昌宪整理：《入蜀记》卷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56页。书家蔡襄（1012—1067）、黄庭坚（1045—1105）为欧阳修之记文书碑，则记文之传播更叠加一层书法价值，流传益广其可知。欧公在写作记文时，必然也有写作之后将被刻石，甚至广泛传播的写作自觉，故而会考虑接受者可能涵盖中央朝廷，甚至皇帝本人。尤其欧阳修被贬泗州、滁州等地时，宣上功德自带有某些政治输诚的需求，此或亦是欧阳修建物记常蕴“颂圣”书写的原因之一。

结论

欧阳修突破前人建物记书写模式，在建物记中加入了许多循吏与颂圣的书写元素。建物记中呈现的循吏传统，缘于北宋中期儒家士大夫对吏治的关心，亦符合庆历新政改革的期待。自汉代昭宣以下发展出的儒家循吏传统影响深远，在唐代中期复兴，其具有政治和文化（“吏”与“师”）双重功能，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循吏传统与书写，也同时重视“善教”与“善政”两方面的循吏传统。

建物记中的颂圣意识，肇因于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有意构建赵宋正统性与威权的期待。其次来源于欧阳修作为史家的关怀，唐五代君王的前车之鉴、五代纷乱之祸，让欧阳修更加重视天子施政是否得宜。随着唐宋变革之下“士”之转型，北宋保有文化传统而缺乏政治权力的新型士人，最主要的政治依靠就是皇帝，（美）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70—71页。因此颂圣书写应有欧阳修贬谪处境下的政治意图考虑，即争取皇权政治认同。

通过探析欧阳修建物记中循吏传统下的吏治书写与宋代王政观念下的颂圣意识展现，也正可重新审视欧阳修建物记的整体书写要素与特征。综而论之，欧阳修建物记中将“颂圣”和“吏治”紧密结合，在记体文发展脉络中呈现了独特风貌，以下将欧阳修建物记之书写特色与政教意涵，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以循吏之地方实务治理而言，欧阳修在建物记中“以经术饰吏治”，在建物记中着重书写地方郡守造堤亭便利于民，改善地方物产商业，改造民风民俗，以利民生。循吏在自身道德修养上，清正廉洁，呈现秉持儒家励精图治的“有为”的官吏形象，与《汉书》中谓“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循吏传统相符。

2. “文教”的循吏传统则在欧阳修学记文中明显呈现，并称儒家理想的儒者型官员，刘子健认为唐宋官场不乏两种士人形态，追求个人仕途的机会主义官僚，与追求儒家伦理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收于段昌国、刘纫尼、张永堂编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124—128页。兴建学校孔庙，承担“儒师”职责教化百姓，以建立文化秩序为吏治的最终追求。欧阳修在建物记中特别揄扬礼教，也源于其自身重视王政中的礼义教化，需要靠积极有为的循吏来“浸之以渐”。

3. 在学记中颂圣，往往首先记载地方循吏对天子诏令的有效服从性，进而叙官学、孔庙之建立，根源也来源于天子的行政诏令，体现天子修礼崇儒之功。明确自身作为地方官吏，有着“扬天子之盛美”的职责与意识，借由循吏对天子教化恩泽的宣扬，完成了颂圣的写作实践。

4. 在亭堂记颂圣中，一方面运用今夕对比，叙写所守之地五代时战乱景象，强调大宋统一天下的历史贡献，并以此突显历代君王“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的功德，由此延伸歌颂如今安乐祥平的时代，而将时代之美归功于天子。另一方面表明地方治理成果乃天子任免有方，向百姓宣上恩德是刺史的职分，并袒露希望实现天子能“优游而无为于上”的政治理想。同时欧阳修将士人治政教民之乐，上接君王优游治天下之乐，以“共乐”之角度来颂圣。

5. 欧阳修巧妙运笔使吏治书写与颂圣成为一体两面。一方面从宣扬王政、对国家正统宣扬与维护的层面上而言，循吏职责的叙写又为颂圣而服务，起到映衬突显天子王政教化的作用。以“吏”的职责履行而观，欧阳修宣扬作为“天子之侍从”官员之地方治理政绩，对民风民俗的改易，其职责实回归到代天子治理地方，也显示朝廷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从“师”的儒家教化职责而推之，教化百姓的同时亦以彰显天子盛德；并且论述学校对于王政兴废的重要性，记载太守在地方修建学校，恢复古礼，说明大宋能上接先王的德教，确保了国家威权与统治的正统性。

6. 另一方面循吏传统之发扬也得益于天子教化恩德。由于天子施政布泽得宜，派遣适切，使得四海安宁，地方官员教化有方，民风淳朴，甚至岁时丰稔。而地方官员对百姓的教化，也包括宣扬圣上统御海内，施政有方的功德。由此而观，循吏传统与颂圣意识在建物记中互为表里。

通过探析欧阳修建物记中，循吏传统下的吏治书写，与宋代王政观念下的颂圣意识展现，也正可重新审视欧阳修建物记的整体书写要素与特征。若从欧阳修建物记观察宋代循吏观，可以发现从汉代循吏“先富而后教”的儒学实践，又增添了“教而后颂圣”的宋代循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