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挪威议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时，全世界都感到一股巨大的荒谬。不仅东亚各国对此嘘声一片，日本国内也觉得这个奖项给得莫名其妙，主流媒体《朝日新闻》用黑色幽默来形容这次获奖。
日本社会党和左翼阵营发表声明，直接表示这是对诺贝尔奖精神的亵渎。这不仅是因为佐藤荣作本人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的亲弟弟，同时，他在任期内不仅没有做任何和平贡献，反而对美国马首是瞻，将日本完全变为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后勤中心。
在安倍晋三之前，佐藤荣作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而这位“长寿首相”在任期内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右翼绝不甘心日本做一个被“阉割”的国家，窃取冲绳实际控制权，便是他在任内的最大“成就”。
不要被佐藤这个姓氏骗了，由于日本复杂的社会文化，一家人之间的姓氏也往往各不相同。佐藤荣作是谁？他不仅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同时还是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但与他那个“天才”哥哥相比，佐藤荣作的前半生相当平静。他的二哥岸信介是日本顶尖大学的优等生，年纪轻轻就在伪满洲国呼风唤雨。
佐藤荣作虽然同样优秀，然而与二哥比起来就平庸得多。他毕业后就职于旧日本帝国铁道省，从一个小站长开始，一步步做到铁道总局长官。虽然官位也不小，但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没有左右日本政坛的实际权力。如果没有二战，那么佐藤荣作会作为一名高官退休，结束这略显平淡的一生。然而，日本战败反而带给了他意料之外的机会。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坛在美国主导下开始了一场旨在根除右翼势力的“公职追放”。
虽然“公职追放”后来跟走过场差不多，但还是深刻影响了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坛。作为纯粹的技术官僚，佐藤在二哥岸信介被当作甲级战犯嫌疑人抓进监狱的同时，被判定为无需承担战争责任。这让他成为战后初期少数可用的行政精英，他也就这样进入了那位右翼保护伞，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视野。
吉田茂执政时代，佐藤荣作是他的两位亲传弟子之一，他的师兄就是日本经济的总设计师池田勇人。在当时的日本，佐藤荣作的政治血统堪称天花板：他的老师是战后亲美官僚集团的核心，他的亲哥是战前右翼保守势力的核心，他的师兄是点燃日本经济的“火炬手”。
密不透风的关系网，让他在池田勇人因病辞职后，并没有费多大功夫就接任自民党总裁，并成为新任日本首相。可是在成为首相后，他想的事情却并不完全是继续池田勇人的道路，让日本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世界级经济强国，而是在基本解决经济问题之后，接过亲哥的接力棒，在向右的道路上狠狠踩下一脚油门。
对于东亚而言，池田勇人在1964年因病辞职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与岸信介和佐藤荣作比起来，池田勇人是纯粹的经济官僚。他在执政期间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日本经济能否起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正常化可以后延，中日关系可以缓和，只要有利于日本经济，那么一切都能谈。
池田勇人的务实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他在政治上几乎成为一个被各方高度赞赏的“完人”。然而，当池田勇人去世后，他所留下的巨大威望，就成了一剂“毒药”。经济崛起为自民党带来的压倒性支持，意味着他之后的日本首相不管做什么、怎么做，只要不是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的上升势头，都会被国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当佐藤荣作成为日本首相之后，他便开始利用这份威望疯狂右转。如果说他的哥哥岸信介是用《日美安保条约》为日本右翼在战后登堂入室搭建了舞台，那么佐藤荣作做的事情，就是给这个舞台填充装饰品、设计剧目。在佐藤荣作的任期内，他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向右打方向盘，几乎每一条都能在今天看到影子。
第一，继续强化美日同盟。1969年，他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公开叫嚣“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至关重要”和“台湾地区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极重要的因素”。这不仅是对日本宪法“专守防卫”原则的一次实质性践踏，也为今日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政客炮制错误言论，提前埋下了伏笔。
第二，1966年，他强行通过决议，将每年的2月11日，也就是在战后被明令废除的神武狗皇即位日，重新定为“建国纪念日”，为日本的狗国史观招魂。
第三，1965年，他强行与韩国朴正熙政府建交并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利用朴正熙发展经济的需求，用一笔所谓的“独立祝贺金”，一笔勾销了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赔偿责任，从根源上恶化了日韩关系。
第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他放任自民党内部推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为靖国神社国营化以及重新供奉甲级战犯铺平了道路。日后的靖国神社问题，责任源头就在于佐藤荣作本人的默许。
第五，他对新中国的态度极度反动，以至于到了无视经济利益、甚至连美国的态度都开始无视的地步。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尼克松开始寻求与中国和解时，佐藤荣作依然无视美国的态度转变，在联合国大会上拼命阻止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充当反华急先锋。
而他的最后一条罪行，便是与美国联手突破《波茨坦公告》的限制，用半偷半骗的方式拿到了琉球的实际统治权。琉球并不是日本领土，如果严格依据奠定战后秩序的《波茨坦公告》，即使到今天，琉球的归属权实际上也处于一个待定的状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因此，冲绳北方四岛以及其他小岛屿，从《波茨坦公告》讲，都应由中苏英美四国联合协商确定归属。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中苏英美四国根本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日本问题，于是冲绳问题就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过，《波茨坦公告》依然要遵守，就算中苏插不上手，美国也不能将此地直接还给日本。于是，在1951年那份美国单方面推动的《旧金山和约》中，美国也只敢说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而不敢直接决定琉球群岛归属日本。
70年代之前，琉球的地位是纯粹的美国军事殖民地，不仅其最高统治者是美国委派的高等专务员，流通货币也是美元；如果琉球人想去日本本土，需要申请类似于护照的渡航证明书，在生活上与日本完全算是两个国家。按理说，如果目的是维持远东和平，琉球应该成为一个独立且中立的国家。然而，对于美国而言，对琉球的控制又是必须的。琉球的位置太过致命，不仅是封锁亚洲大陆的要塞，也是距离东亚大陆最近的前进基地。在冷战前中期，美国将琉球完全转变为一个军事基地，不管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琉球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补给中转站。
然而，大量驻防的美军为琉球带来了大量的治安问题。于是，在60年代，琉球人认为，与其放任美国危害琉球本地，还不如寻求并入日本，以减少美军基地的数量。因此，当时的琉球要求并入日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日本获得琉球主权创造了巨大的舆论主动性。
然而，琉球人却忽视了一件事情：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对于琉球人的安全并不在意，他只想通过拿到琉球主权为自己增加政治砝码。于是，在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之后，日美两国达成《冲绳归还协定》，并在1971年表决通过。然而，这份协定是一项几乎招致全世界反对的闹剧。因为所谓的《冲绳归还协定》，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核心精神，同时完全没有履行对琉球人的任何承诺。在琉球的美军军事基地不仅没有减少，甚至面对琉球造成过巨大伤害的日本军事人员还卷土重来。协议签署当天，琉球爆发大规模反对，日本左翼政党在表决当天全体退场抗议。在境外，中国、苏联和朝鲜等国都进行了强烈谴责与法理上的反对，就连与日本勾勾搭搭的国民党当局都对此表示了抗议。
然而，佐藤荣作本人依然选择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甚至将拿到琉球施政权作为自己的政绩大肆宣传。不过，美国为何会同意日本拿到琉球主权？在佐藤荣作的右翼路线下，日本核武装才是真正无法忽视的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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