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日本对华战争赔款时，有一种声音称：日本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赔款，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政府累计为中国提供了3.65万亿日元的各类援助，在事实上充当了对中国的战争赔款。这种观点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3.65万亿日元的数额看上去有些惊人，但如果把这笔钱拆开来看，大多数都是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真正的无偿援助连可怜的5%都不到，而且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本身就充满了政治算计与博弈。用这笔钱为日本的战争责任开脱，实际上是对日本侵华受害者的侮辱，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的一次洗白。
虽然在战争反省问题上，德日这两个轴心国做得都不完美，但即使是“差生”，也有高下之分。在谈日本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德国看看真正的赔款与谢罪应该是什么样子。
赔款的前提首先是承认罪行。1951年，西德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承认犯下了难以言状的罪行，必须进行道德和物质上的赔偿。此后，西德通过了《联邦赔偿法》，将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上升为联邦德国的法律义务。因为是赔偿，所以几乎所有款项都是直接的现金或物资支付。同时，不仅有直接向国家支付的赔款，也有向受害者个人支付的赔款。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德国战后支付的各类赔偿金额累计已超过900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德国政府实际支出的赔偿仅从数额上看，就三倍于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而且与日本不同，时至今日，德国依然在对二战受害者进行赔偿。例如，2023年德国就批准了14亿美元，用于支付全球大屠杀幸存者的养老与医疗费用。
当然，德国的赔偿并不全面，饱受诟病的“只赔犹太人、不赔斯拉夫人”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德国至少跨过了谢罪的门槛。而与之相对，日本不仅毫无谢罪之举，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之所以能实施，大平正芳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角色。对于来自日本政府的援助，如果非要感谢，我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日本，而是大平正芳这个人。
70年代末，日本外务省和通产省虽有扩大对华贸易的意愿，但对于直接提供政府贷款却非常犹豫。当时中国是标准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且拥有核武器，而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转移，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属于越线行为。大平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通共”的帽子。
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想法，全部出自大平所属的宏池会。他们的逻辑是：日本对中国在道义上有亏欠，而且一个贫穷且动荡的中国，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因此，通过经济援助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所以，即使是清醒且务实的宏池会，在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纯粹的赎罪才向中国提供援助，长远的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核心动力。
然而，这样一个务实的想法，在提出之初就在日本国内受到了巨大反对。以福田赳夫为首的福田派，以及以中川一郎、时原圣太郎为首的极右翼团体“青岚会”，强烈反对日本人出钱援助中国。他们不仅认为日本应该把更多钱投向东南亚，构建反华前线，还有一部分右翼分子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已经免除了日本的赔款义务，再给钱是画蛇添足。
如果在大平任期结束后，福田派再次成为日本执政党，那么对华援助计划即使不被取消，也会沦为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够真正开始实施，完全是因为大平正芳被福田派气死了。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突发心肌梗塞，不治身亡。面对大平的死讯，前一秒还在为大平不信任案通过而欢呼的福田派吓傻了。日本首相死在任上，是足以震动整个政坛的晴天霹雳。
这件事被迅速解读为“一小撮右翼分子逼死了首相”，福田派内部产生分裂，开始了相互攻讦。而由于大平死于任上，民众对这位首相产生了巨大的好感。最终，福田派在党内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但自民党在日本的影响力却有增无减。1980年7月17日，大平派的新任领袖、宏池会的另一名成员铃木善幸成为日本首相。大平的死，让对华援助计划变成了一张无人敢撕毁的“遗嘱”，顺理成章地贯穿了整个80年代。
日本的钱是怎么给的呢？从成分上讲，其中90%为低息且长周期的贷款，5%用于人才培养、法律完善、环保技术转让等技术合作，仅有5%用于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无偿资金援助。从用途上讲，大多数来自日本的贷款都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不管是秦铁路、首都国际机场还是宝山钢铁厂，许多八九十年代上马的项目背后都有日本政府贷款的影子。
从时间上讲，80%以上的援助都发生在2000年之前，“一直提供到2022年”的说法，掩盖了本世纪以来日本援助已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援助并非无偿，且用途大多有严格限定。但在日本看来，他们不仅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反而因为这些援助计划在经济上赚得盆满钵满。
事实上，日本的对华政府援助计划在投资角度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意。首先，日本政府提供的低息长期贷款看上去诱人，但并非直接给中国政府让我们随便花。在这些贷款协议中，中国在进行项目建设时，必须采购日本公司的设备、技术和服务，其日本成分至少要占合同总额的30%以上。宝钢在建设过程中，从新日铁等日本企业引进了成套设备；三菱重工、日立等企业的电梯、空调和行李处理系统也借机进入了首都机场。
在80年代，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这些订单为日本过剩的重工业产能找到了巨大的输出市场，同时让日本企业借此机会垄断了中国早期的基建设备标准，并在2000年后获得了更多订单。本质上讲，这些贷款看似给了中国，实则是日本政府出钱帮中国买日本货，钱转了一圈，从日本手里出来，又回到了日本手里。
而且日本也不是什么项目都愿意提供贷款。事实上，在贷款谈判阶段，中国的配套项目就已经在为日本经济服务。在1978年签订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中，中国承诺在1978年到1985年间向日本出口1000万吨煤炭和4710万吨石油。该条款完全服务于日本能源安全的国家战略，为了履行这项承诺，日本才愿意通过援助计划帮助中国建设大型铁路，以便将山西的煤炭源源不断地经由秦皇岛煤码头转运到日本。
不仅如此，在贷款的还款阶段，日本还吃到了巨大的汇率红利。中国与日本签订的大量贷款协定都发生在1985年之前，这些协定要求日本以日元方式提供贷款，同时中国也必须以日元方式还款。然而，1985年西方各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在随后几年迅速升值，从80年代初的1美元兑240日元，变为90年代后期的1美元兑120日元。
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大量日元储备，这意味着还款时，中国需要用美元兑换日元，再将日元还给日本。以美元计价，中国偿还给日本的贷款本息，其购买力已远远超出日本最初提供的贷款额。所谓的低息优惠，在汇率波动的影响下也显得意义甚微，甚至毫无意义。
不过，从本质上说，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是一笔双赢的生意，中国获得了启动资金，日本获得了海外市场。如果只是在商言商，双方都满足了自己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当日本右翼再度掌权后，将这件原本有利于双方的好事彻底搅成了一潭浑水。
大平死后，其继承者与田中角荣的派系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两者在自民党内部的长期制衡，是中日经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的真正基础。然而，随着田中角荣的去世与宏池会的分裂，这股曾经左右日本政坛的势力在世纪末逐渐式微。而从安倍晋三到福田康夫的右翼军国主义者，在蛰伏20年后卷土重来。
随着福田派的后人森喜朗在2000年重夺日本首相宝座，修宪与为历史翻案的右翼路线再次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旋律。获得权力后，右翼分子一方面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好转，日本无需再继续给钱，并大幅减少对华援助；另一方面则直接扭曲援助的本质，疯狂宣传“对华援助就是战争赔款”的歪理，试图为战争责任脱罪。更重要的是，在过去20年里，即便失去首相职位，右翼也并非毫无作为，修改教科书所播下的种子，在本世纪初已开始慢慢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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