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案件可能会让保守派大法官有机会允许总统在没有限制或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你认为总统有权在未获民众和美国国会批准，且无法证明国家安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情况下，于明日出兵入侵伊朗吗？”
在独立新闻机构《杠杆》即将推出的新一季播客节目《总体规划》中，重温了这极具张力的一幕。在全国电视转播的确认听证会上，时任美国参议员乔·拜登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抛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这一幕发生的近二十年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伊朗挑起了新的战火。
“这恐怕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阿利托当时回应道。“总统拥有三军统帅的权力。我认为普遍的共识以及过往判例都支持，在国会来不及反应的紧急状态下，总统有权自行采取军事行动。”
如今，阿利托的这番回答已不再是尘封的历史。本周，美国国会可能会就一项援引《战争权力决议》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试图阻止或限制特朗普在伊朗发动的最新战争。这场战争既没有国会的正式授权，也缺乏迫在眉睫威胁的明确证据。
围绕开战权的所有交锋，无论是通过新的战争决议，还是强制执行现行法规，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簿公堂。这样的案件，无疑将为保守派大法官提供他们期盼已久的契机，从而彻底终结国会限制总统开战权的能力，并明确废除这部在后越南战争时代确立、却一直备受右翼势力质疑的法律。
颁布的《战争权力决议》明确规定，只有在出现正式宣战，特定的法定授权，或美国遭到攻击而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三种情况时，总统才能“将美国武装部队投入敌对行动，或投入到根据情况明显即将卷入敌对行动的局势中”。
自从国会推翻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否决并强行通过该法律以来，保守派便一直试图对其加以限制，甚至将其架空。
在这场针对该法律的攻势中，除了阿利托，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一份题为“战争权力问题”的备忘录中，当时还在罗纳德·里根政府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担任助理的罗伯茨，建议政府反对一项向参与黎巴嫩未授权军事部署的退伍军人提供税收优惠的法案。罗伯茨的理由非常直接：政府应反对该法案，仅仅因为它提及了国会拥有宣战的宪法权力。
“我认为我们不想承认国会在终止黎巴嫩军事行动方面具有任何决定性作用，即便是通过向总统提交联合决议的形式，”罗伯茨在备忘录中写道。就在他撰写这份备忘录的几个月前，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关于黎巴嫩的战争权力决议，意图限制总统维持军队部署的权力。
尽管里根最终签署了这项决议，但他当时公开发表声明称，“施加这种武断且不灵活的最后期限，是对总统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部署武装部队权力的不智限制”。
罗伯茨随后写道，该法案“将被修改，从而删除任何提及国会在终止黎巴嫩行动中作用的表述”。
在最高法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立法者曾直截了当地询问罗伯茨，国会是否拥有阻止战争的权力。罗伯茨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敷衍称国会“掌握着钱袋子”，并表示他无法回答一个假设性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在抽象层面给出答案，”罗伯茨称，“你需要了解具体的背景、确切的事实以及立法的具体内容……行政部门的论点将依赖于总司令的权威以及由此衍生的任何权力。因此，这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实际来回答的问题。”
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态度似乎有些摇摆不定。在一份上诉法院裁决中，这位保守派法官写道，“在可受司法审查的案件中，法院不应在执行对战时活动的宪法和法定约束上有所迟疑”。
但卡瓦诺同时补充说，法院不应“单方面施加限制美国官员战时活动的新边界”，并引用了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称法院“应给予最宽泛的解释空间，以维持”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威。
此外，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也曾对国会是否有权限制总统涉及国家安全的权力提出过质疑。在最高法院一起案件的反对意见中，托马斯写道，宪法赋予总统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责任”。
“因此，本法院……曾裁定总统拥有保护国家安全的宪法权威，并且这种权威伴随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托马斯写道。“诚然，国会在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方面都扮演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必须认清一点，司法干预这些领域，将破坏把主要责任赋予单一行政官的初衷。”
在协助挑选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方面，联邦党人学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前执行副总裁伦纳德·利奥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利用数十亿美元的隐秘资金网络，帮助富裕的财团和个人隐匿他们对保守派事业的政治献金。
《杠杆》的一份调查报道曾揭露，与利奥有关联的隐秘资金网络，是如何暗中协助亿万富翁、化石燃料帝国和军火商，为那些鼓吹对伊朗开战的反穆斯林智库提供资金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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