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曾数度念想，要为大伯写下他平凡却波澜壮阔的一生，却总因世事纷扰，迟迟未敢落笔。直到前几日，九十三岁高龄的他不慎摔伤腿部，骨折住院。探望时，病榻上风烛残年的老人，与老照片里英气勃发的军装少年两相叠映——时间这柄无情刻刀，既斩落繁花，也削去了人生最美的华光。最是人间不忍见，红颜迟暮，英雄末路。那一刻，万千思绪翻涌，终于提笔，写下这篇《我的大伯》。
我的大伯姓韦名明起，字不详——那是民国年间的乡村，生计维艰的农家子弟能有大名已属不易，字则多为书香门第的专属印记。他生于1933年，籍贯永宁县王梁沟村。少年时光于乱世中度过：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匪患横行与新生力量崛起交织，在四方势力的角力与饥寒交迫的困境中，他的童年与青春始终笼罩在动荡的阴影之下。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大伯刚成年，十七八岁的少年怀着一腔热血，在红旗遍插中华大地的时代氛围中，瞒着家人毅然投笔从戎。他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豪迈旋律，随百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走出国门，踏上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那段被传颂得轰轰烈烈的战争岁月，其残酷与危险，大伯从未向家人提及。但后来我从史料与报道中逐渐了解：那三年，他之所以未寄一封家书，是因为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忠孝难两全”的抉择下，他不愿让远方的亲人因牵挂而寝食难安。"
值得庆幸的是，大伯——这个除了年轻英俊外一无所有的普通农村青年，竟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邂逅了一位美丽姑娘——杜满玲，也就是后来我的大娘。
据说她出身书香门第，曾家有县城半条街的商铺，模样俊秀，知书达理，贤良淑德，按当年成分划分属中农阶级。
大娘为何参军？她曾亲口对我说：“日本鬼子的残忍，远比书本描写更恶毒。烧杀抢掠，比土匪还凶——土匪是中国人，抢食抢衣尚留一丝情义与良心；而日本侵略者是豺狼，对我们中国人何来感情？他们的暴行比恶鬼更甚！作为中国人，怎能不扛起枪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
每次说起这些，大娘眼眶泛红，眼神却满是坚定，仿佛时光倒流，她仍会毫不犹豫地拿起刀枪，与侵略者拼命。
我大娘与大伯携手走过六十余载春秋，从未红过脸、拌过嘴。
谈及相处之道，大娘曾向我倾囊相授："夫妻过日子哪能没矛盾？除了彼此体谅，真要争执时，你大伯就一个字——'躲'。他从不给你争吵的机会，一个巴掌拍不响，架自然吵不起来。事后两人再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矛盾便迎刃而解。"
按当下浪漫说法，这便是难能可贵的"钻石婚姻"。
我曾困惑：当年条件优越的大娘，为何会看上一穷二白的大伯？大伯总笑称是"个人魅力爆棚"，大娘则望着他浅笑不语。后来我渐渐明白：在那个崇尚自由恋爱的年代，真挚的情感足以超越世俗羁绊，让两个两情相悦的年轻人无拘无束地走到一起——这份纯粹的爱情，着实令人艳羡。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抗美援朝九死一生的前线战场上，或许是新中国已获解放、“二五八团”的结婚硬性要求有所调整，又或许是领导被一对新人的真情所动而网开一面，大伯与大娘的婚礼竟在朝鲜军营里简单而热烈地举行了。
大伯后来骄傲地回忆：“我和你大娘结婚时，师长当主持人，政委做证婚人，男兵是伴郎，女兵是伴娘，婚房就是营房，所有革命战友都是喜客！”
每次听他说起，我总对那个年代的纯粹爱情心生羡慕。直到多年后西方情人节传入，大伯大娘才惊觉，他们成亲的日子竟恰好是二月十四——也就是如今我们常说的情人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韦海民，笔名韦嘉豪，1979年6月，出生于洛宁县赵村镇西陈宋村。2004年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现定居河南省会郑州。（桃李文化传媒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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