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柳安然，今年54岁，出生在陕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今年开春，姐姐因病走了。临终时，她紧紧攥着我的手，向我吐露了一个尘封几十年的秘密。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呆立原地，记忆如潮水般涌回往昔……
1971年的春天，柳家沟一户人家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生了！生了！是对双胞胎！"接生的王婆婆满脸汗水，兴奋地从屋里跑出来报喜。
守在门外的爷爷奶奶喜笑颜开，尤其是听到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时，爷爷激动得直搓手："咱老柳家总算有后了！"
后来听娘说，姐姐柳安宁出生时只有三斤多，瘦弱得像只小猫，连哭声都细若蚊蝇。而我生下来却足足五斤多，白白胖胖，哭声震天。
"你这小子，在娘胎里就抢了姐姐的营养。"娘总爱这样打趣我，随后轻轻摸摸我的头，"你虽是弟弟，但身为男孩子，以后要护着姐姐。"
姐姐确实比我瘦弱得多，小时候经常生病。五岁那年冬天，她发高烧，小脸烧得通红，整个人迷迷糊糊地说胡话。家里人围着她团团转，大夫看过之后直摇头，大家都以为姐姐熬不过去了。我死死拉着姐姐的手不松开，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姐姐，你说了要陪我玩的，你不能走。”
那晚爷奶要抱我去他们屋子睡觉，我却哭闹着要陪着姐姐，拉着姐姐蜷缩在床边。也不知是不是我的坚持起了作用，隔日姐姐竟然退了烧，人也慢慢好了起来。看到姐姐嫌药苦，我把奶奶偷偷给我的糖果塞进她嘴里：“姐姐吃糖，甜。”姐姐看着我，露出了虚弱却温暖的笑。
就这样，我们一同长大，一起上学，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1987年夏天，高考结束后，我们满心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可姐姐却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安慰她：“姐姐，别担心，就算没考上，大不了再复读一年。”
“安然，要是你没考上，会再复读吗？”姐姐听到“复读”二字，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大学可是我的梦。”我笑着回答，平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我并不担心自己落榜，反而有些担心姐姐。
八月中旬快结束时，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
"柳安宁的信！"他高声喊道，"是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都围了上去。姐姐颤抖着手拆开信封——西安石油学院，她被录取了！爷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爹娘更是激动得直抹眼泪。只有我，一边为姐姐高兴，一边忍不住望向村口的小路——我的通知书呢？
"别急，可能你的通知书在路上。"姐姐安慰我，"说不定明天就到了。"
然而，一天、两天过去了……直到姐姐开学的前一天，我依然没有等到属于我的那封信。
送姐姐去县城坐车那天，下着小雨。她红着眼睛紧紧抱住我："安然，姐一定好好读书，连你那份一起……"我强撑着笑，把爷奶平时偷偷给我的零花钱塞进她口袋："到了学校别省着，该吃就吃。"望着姐姐乘坐的班车渐渐远去，我站在雨里，终于忍不住哭了。
回到家，爷奶和父母正在商量事情。透过门缝，我听见爷爷说："我本打算安宁考不上，让她早点嫁人，这女娃是个争气的，安然平时学习不错，这次估计失误了，让他在复读一年，咱们咬咬牙，怎么也得让孩子走出大山，能有出息。"听到爷爷的话，我是既心疼又感动。
我去了复读班，日子一天天过去。姐姐每个月都会写信来，信里总夹着几张饭票："安然，省下来给你换参考书，明年再考一次。"信纸边角有些发皱，字迹工整却透着几分疲惫。我能想象姐姐在学校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想着给我攒钱的样子。
可没想到开春后，爹在地里摔断了腿，看着躺在床上唉声叹气的父亲，偷偷抹眼泪的母亲，我默默把复读的课本收进了箱子最底层。从那天起，我扛起了锄头，跟着村里的长辈学犁地、插秧，手上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姐姐毕业后，被分配到油田勘探队，跟着老师傅在荒原上跑。风吹日晒的，但她从不叫苦。每月发工资，她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把大半的钱寄回老家。
后来她认识了同单位的技术员，对方老实本分，不嫌弃她的农村出身。结婚那天，她穿着红裙子，在婚礼敬酒时偷偷把红包塞给了来喝喜酒的我。
"姐，你这是干啥？"我急着推拒。
"拿着。"她压低声音，"你姐夫不知道我有私房钱。"
2005年，姐姐用自己的积蓄帮我在镇上开了间农机铺子，卖农机带修理，姐说："你手巧，干这个肯定行。"
铺子开业那天，姐姐特意从大庆赶回来，帮我挂起红绸布，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看着姐姐忙得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心里满是感动。
农机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逐渐宽裕起来。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会想起那个大学梦，但看着熟睡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又觉得现在的生活也不错。
半年前，姐姐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我连夜赶到大庆，守在在她病床前。
病房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姐姐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她的手指瘦得像鸡爪，却还是用尽全身力气拉着我的手，眼泪顺着凹陷的眼角滑落："安然，姐对不起你……"
我以为她是在说治病花钱的事，赶紧安慰她："姐，别说这些，你会好起来的。"
她虚弱地摇摇头，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递到我手里。拆开的瞬间，那张带着岁月折痕的西北工业大学1987年录取通知书刺痛了我的双眼，烫得我几乎拿不稳。"当年……邮递员先送来了你的通知书，"姐姐剧烈咳嗽着，呼吸急促得像破旧的风箱，"我本想等我的也到了再拿出来，却在那晚偷听到爷爷说'要是安然安宁都考上了，咱家咋供得起两个大学生？一年光学费就得百来块，还不算吃喝'……奶奶说女娃读再多书也没用，隔壁老赵家儿子在县里工作，正打听我……"
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三十多年前的不甘、委屈、愤怒，像突然决堤的洪水般涌上来："所以你就藏起了我的通知书？"话音未落，看到姐姐脖颈处因为化疗掉光的头发，以及床头摆满的止痛针剂，所有的质问又变成了酸涩的哽咽。
葬礼结束后，我独自整理姐姐的遗物。抽屉深处的红绸布包着褪色的毛线手套、几张泛黄的汇款单，还有那个曾装着通知书的牛皮信封。在枕头夹层里，我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时纸边簌簌地掉着碎屑，姐姐娟秀的字迹在岁月侵蚀下依然清晰：
"1987年8月18日，藏了安然的通知书。爷奶说女娃读书没用，我害怕……安然，姐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纸条背面粘着一张黑白照片，是我们七岁那年在村小学门口的合影。照片上的姐姐搂着我的肩膀，两个人都笑得见牙不见眼。那时她发间别着用野菊花编的花环，我的裤脚还沾着玩泥巴留下的污渍。窗外的树枝沙沙作响，一片嫩绿的新叶飘进窗台，轻轻落在照片上，恍若时光在此刻重叠。我忽然想起姐姐临终前说的话："下辈子……换我当弟弟……换我护着你……"喉咙突然哽住，原来我们错过的何止是一张通知书，更是彼此生命里无数个本该并肩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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