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清末民初的市井纪实影像,定格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众生百态,中西碰撞、新旧更迭、民生疾苦、市井烟火,尽数藏于一帧帧旧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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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民初的山东街头,一名身着新式警服的官差正用力拉扯着一位身穿长衫的男子。被拉扯者身体后仰,表情激动,似乎在激烈争辩或抗拒。

周围挤满了围观的百姓,他们大多面无表情,眼神冷漠,呈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状态。这种集体性的冷漠,是晚清社会长期高压统治下,民众对官府暴力习以为常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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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概率拍摄于1909年前后,由美国摄影师记录。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试图通过编练“巡警”来维持统治,但这些新式警察继承了旧时代衙役的粗暴作风,对百姓动辄打骂、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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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乡间,铁匠师傅赤膊躬身,肌肉线条在火光映照下如他手中锻打的铁料般虬结有力。他双目紧锁砧上通红的铁块,扬起的铁锤在空气中划出无形的轨迹——下一瞬,那千锤百炼的铿锵之音,仿佛就要破开岁月的静默,从照片中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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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身后,乡民们静静围立。有人背手细观,有人微微前倾,孩童从人缝中探出好奇的目光。这不是表演,而是一场关乎生计的庄严仪式——每一件镰刀、锄头的诞生,都连接着土地下一季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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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02年的上海租界,几名身着长衫、留着长辫的男子,被押解在街头。他们的辫子被紧紧系在一起,两侧是身着制服的外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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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在上海等租界,外国巡捕和军队接管了部分治安权。由于需要处理的“犯人”数量激增,衙役和巡捕们缺乏足够的刑具,便就地取材,用犯人的辫子作为临时的捆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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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是晚清上海电话公司的工作场景,一排留着长辫的中国男性接线员,身着中式短打,正专注地操作着西式电话交换台。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电信从业者,负责人工转接电话线路。

长排的电话交换台是当时最先进的电信设备,每一台都对应着一条用户线路,接线员需要通过插线、拔线来完成通话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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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率先在上海建立电话交换所,开启了中国商用电话的历史。这比电话发明(1876年)仅晚了5年,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接触西方新技术的前沿。

时一部电话的年租机费高达150元大洋,再加上安装和设备费用,远超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因此,电话最初只是“沪上巨贾”的专属,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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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北平街头,一位小贩着厚实的棉袄在街边摆摊售卖食品,他头戴瓜皮帽,正倚靠在自己的货担上,他的眼神直视镜头,表情略显疲惫又带着一丝警惕,他面前的竹编大筐和木盘里,摆放着两种主要商品,大量的蛋类,个头饱满,整齐码放,旁边还有一些面食,像是窝窝头或其他粗粮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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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四川,一处简陋的户外场地,桌前的三名外国人是西方旅行者,他们正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旁用餐,桌上摆放着碗碟和一个方形的西式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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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簇拥着大量好奇围观的当地百姓,百姓们的穿着朴素,表情各异,既有好奇,也有一丝拘谨,这是晚清内陆地区百姓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的典型反应。其中有两个身穿兵勇服装的人,他们是地方官府派来保护这几位外国人的差役。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内陆旅行,地方官府有责任提供“挨站护送”的保护,以避免因意外引发外交纠纷。照片中的兵勇,正是这一制度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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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在福建厦门拍摄的,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自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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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正是摄影师约翰·汤姆森本人,他身着西式长外套、礼帽,留着络腮胡,正看向镜头,神情略显紧张。在那个没有自拍杆的年代,他需要将相机固定,然后快速跑到镜头前完成拍摄。

右侧两人是两名清朝的士兵。他们穿着传统的号服,手持长棍,其中一人的衣服上还绣有“兵”字。他们的姿态略显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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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北京一位厨师与他的徒弟,右侧的老者是经验丰富的厨师,他身着朴素的长衫,神态从容,左侧的少年是他的徒弟,背着行囊,里面很可能是师傅干活的家当,正跟随师傅外出承接堂会。徒弟从小跟随师傅学习,不仅要掌握烹饪技艺,还要熟悉出活、待客等全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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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绪之前,北京的厨师大多依附于各大饭庄。到了光绪年间,一批技艺精湛的厨师开始“自立门户”,不再受限于固定的饭店,而是主动承接民间的婚丧庆寿、团拜聚会等“堂会”。

这种模式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独立厨师的收费比饭庄更为低廉,另一方面他们也能根据客户需求,推出新颖别致的菜品,更贴合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与口味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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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05年的奉天,正值日俄战争的硝烟笼罩东北大地之时,定格了一个普通家庭在乱世中难得的温情瞬间。

照片拍摄于自家简陋的院落门口,地面是粗糙的泥土,砖墙和木门,没有任何装饰,中间的幼童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穿着简单的衣服和布鞋,面对镜头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左侧蹲着的是孩子的母亲,她正温柔地注视着孩子,眼神里满是关爱。右侧蹲着的是孩子的父亲,他身着传统的长袍,头戴瓜皮帽,正亲昵地靠近孩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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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剃头摊,地面是石板路,旁边还有小桌和杂物,是当时街头剃头摊的典型环境——没有固定铺面,找块空地摆上长凳就能营生。

坐着的男子是顾客,他留着一头长发,正等待剃头匠为他打理辫子;他的衣着朴素,脚穿布鞋,怀里还揣着东西,是典型的底层百姓装扮。站在身后的是剃头匠,他笑容满面,正用手梳理顾客的头发,准备进行剃头、编辫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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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强制推行“剃发蓄辫”,男子必须剃去前额头发,将后发编成辫子。这一规定催生了“剃头匠”这一职业,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提供剃头、编辫、刮脸等服务。晚清的剃头摊多是流动的“剃头挑子”,一头是剃头工具和剃刀,另一头是烧热水的火盆,方便随时出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