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明末的东亚海面上,最管用的不是大明朝廷的圣旨,不是市舶司的通关文书,而是一面印着“郑”字的牙旗。

只要桅杆上挂了这面旗,哪怕是艘装满丝绸茶叶的肥船,从福建开到日本长崎,再绕到菲律宾马尼拉,沿途几千里的海面,各路海盗见了绕着走,就连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船,都得乖乖给三分面子。可要是没挂这面旗,哪怕你给官府交足了税,手续齐全,刚出港口就得被抢个底朝天,能不能保住命全看运气。

这门靠卖旗子赚钱的生意,不是小说里编出来的江湖传奇。前几年大火的故事里,东海霸主俞大娘子靠一面黄龙旗定海上规矩,不挂旗的商船一律抢光,挂了旗的保一路平安,连官府关卡都得给面子。而历史上把这门生意做到极致,把整个东亚海面变成自己提款机的,正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亲爹——郑芝龙。

很多人只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却不知道他这位爹,才是明末东亚海上真正的无冕之王。他不是官府任命的水师提督,却掌控着整个东亚的海洋秩序;他没有朝廷的拨款,却一年能赚上千万两白银,收入抵得上大半个明朝国库;他手里的战船成群,眼线遍布从日本到东南亚的所有港口,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想在东亚跑船,都得乖乖给他交保护费。

别人当海盗靠打打杀杀抢货发财,他靠给海上定规矩赚钱;别人怕官府围剿,他却能让明朝朝廷主动招抚,官至总兵;他一手建立起中国古代最强大的民间海上帝国,却也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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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海霸主俞大娘子的黄龙旗,藏着古代海洋的生存密码

先从我们熟悉的俞大娘子说起,她的故事,就是古代海洋生存法则最直白的写照。

明末的东海海面,天高皇帝远,朝廷的水师烂在港口里,出不了远海,各路海盗占山为王,今天抢这艘,明天劫那艘,跑海的商人十趟出海能平安回来三趟,就算烧高香了。就在这片混乱里,俞大娘子靠着手里的船队和狠辣的手段,成了东海说一不二的霸主。

她定的规矩很简单:想在我这片海面跑船,就得买我的黄龙旗挂在桅杆上。旗子明码标价,大船贵,小船便宜,最贵的能换几万斛粮食,可哪怕再贵,跑海的商人都抢着买。

有个从江南来的商船老板,不信这个邪。他收了一整船的丝绸和茶叶,要运到日本去卖,一趟就能赚好几倍的利润。出发前,同行的老船东都劝他:“去买一面俞大娘子的黄龙旗吧,花点钱,保一路平安。”

这老板鼻子一哼,满脸不屑:“我给市舶司交足了税,有官府给的通关文书,光明正大做买卖,凭什么给一个海盗交钱?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她还能抢了我不成?”

不管别人怎么劝,他死活不肯买旗,带着船队就出了海。结果刚驶出长江口,航道还没走完,就被四艘快船围了上来。船上的汉子个个拿着刀,二话不说就跳上商船,见人就打,见货就搬。老板躲在货舱的夹层里,听着外面的惨叫声和搬运声,吓得浑身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

等外面没了动静,他爬出来一看,整船的丝绸茶叶被抢得精光,船老大被砍了一刀,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几个反抗的伙计直接被扔到了海里喂鱼。没过多久,又来了两艘船,直接把他的商船拖走了,只给他留了一条小舢板,让他自己漂回去。

老板九死一生回到岸上,肠子都悔青了。他托了好几个在道上有头有脸的人,花了不少钱,才终于见到了俞大娘子。他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她把船还给自己,以后再也不敢不守规矩了。

俞大娘子坐在堂上,连眼皮都没抬,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抢好人,只抢不守规矩的人。挂我旗的,我保他一路平安;不挂的,那就是自己送上门的肥羊,没要你的命,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老板赶紧乖乖交了钱,领了一面黄龙旗。等他再凑齐货出海的时候,把那面旗子高高挂在桅杆最显眼的地方。这一趟,别说海盗了,就连路过别的山头的地盘,人家一看是俞大娘子的旗,不仅不抢,还主动派小船送来了淡水和粮食;到了港口停靠,关卡的官兵一看这面旗,连查都不查,直接挥手放行,比他手里的官府文书还好使十倍。

你看,这就是古代海洋里最真实的生存法则。茫茫大海,圣旨管不到,官府救不了,风浪、暗礁、海盗,随便哪一样都能让你船毁人亡。你官多大、理多直都没用,能保你命、保你货的,只有桅杆上那面旗子。

而这面旗子背后,从来不是什么江湖义气,是实打实的武力,是说一不二的规矩,是能覆盖整个海面的势力。俞大娘子的故事,不过是明末海上秩序的一个缩影,而把这套规矩玩到登峰造极的,正是郑芝龙。他的郑字牙旗,比俞大娘子的黄龙旗,管用了百倍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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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福建穷小子到东亚海王,郑芝龙的逆天逆袭之路

很多人以为,能掌控整个东亚海面的霸主,肯定是出身名门,或者是官府世家。可恰恰相反,郑芝龙的出身,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可以说是底层。

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福建这个地方,山多平地少,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当地人自古就有“下南洋”跑海的传统。郑芝龙的父亲郑绍祖,只是泉州府的一个小库吏,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郑芝龙从小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他不爱读书,就喜欢舞刀弄枪,跟着跑海的人学驾船、学做生意,脑子活,胆子大,学什么都快。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惹了祸,他干脆跑到了澳门,投奔了在那里做生意的舅舅黄程。

就是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澳门在当时,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据点,也是整个东亚最繁华的港口之一,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在这里聚集,各种语言、各种货物、各种消息在这里交汇。郑芝龙到了澳门,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脑子活,很快就学会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甚至还学会了一点日语,跟着舅舅学做国际贸易,很快就摸清了海上贸易的所有门道。

更重要的是,他在澳门见了世面,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片海面上,谁手里有船、有枪、有人,谁就说了算。光会做生意没用,没有武力保护,你赚再多的钱,也只是别人嘴里的肥羊。

在澳门待了几年,郑芝龙跟着舅舅的商船,跑遍了东南亚的各个港口,马尼拉、巴达维亚、长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不仅积累了做生意的经验,还结识了当时东亚海面上最有实力的两个人:一个是号称“中国海商之王”的李旦,一个是在台湾建立基地的颜思齐。

李旦是当时福建海商的领袖,手里有上百艘大船,垄断了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连西班牙人都要给他面子。郑芝龙脑子活,会来事,嘴巴甜,很快就得到了李旦的赏识,李旦甚至把他收为义子,让他帮着打理自己的生意和船队。

1625年,李旦在从马尼拉回日本的路上病逝,他手里的大部分船队、财产和贸易网络,都落到了郑芝龙手里。没过多久,颜思齐也在台湾病逝,他的部下也大多投奔了郑芝龙。短短一年时间,郑芝龙从一个普通的海商小子,一跃成为东亚海面上最有实力的海商领袖之一,手里有了上百艘战船,上万名部众,还有了台湾这个稳固的基地。

有了船和人,郑芝龙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当时的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得下海”,不许老百姓私自出海做生意,可海禁越严,海上走私的利润就越高。福建、浙江沿海的老百姓,为了活命,纷纷跟着郑芝龙跑海,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明朝朝廷一看郑芝龙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派水师去围剿。可当时的明朝水师,早就烂到根里了,战船年久失修,士兵连船都不会开,武器更是落后,根本不是郑芝龙的对手。郑芝龙带着船队,把明朝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不仅没被剿灭,反而越打越强,势力范围从福建一直延伸到广东沿海。

但郑芝龙心里很清楚,他虽然在海上厉害,可终究是“海盗”,没有朝廷的认可,名不正言不顺,很难长久。他要的不是当一辈子海盗,而是要掌控整个东亚的海洋秩序,要光明正大地赚大钱。所以,他一边打明朝水师,一边又给自己留了后路:他从来不抢福建的老百姓,甚至还在灾年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也从来不杀明朝的官员,打赢了也留有余地。

他的这些操作,果然让明朝朝廷动了招抚的心思。当时的明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的威胁,根本没有精力再去管海上的事。与其花大价钱去围剿郑芝龙,不如把他招抚过来,让他帮着镇守海疆,剿灭其他的海盗。

1628年,崇祯皇帝登基的第一年,郑芝龙正式接受了明朝的招抚,被任命为“海防游击”,后来一路升到了福建总兵。从一个被朝廷通缉的海盗,变成了手握福建海防大权的朝廷命官,郑芝龙完成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次逆袭。

更重要的是,这次招抚,让他有了官方的身份,再也不是“非法”的海盗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朝廷的资源,扩张自己的势力,垄断海上贸易,建立属于自己的海上秩序。而那面后来威震东亚的郑字牙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海面上最硬的通行证。

3、一面郑字牙旗,比大明圣旨还好使的海上通行证

接受招抚之后,郑芝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肃清海面上的其他海盗势力,建立自己的海上秩序。

当时的东亚海面,除了郑芝龙,还有好几股海盗势力,比如刘香、李魁奇、钟斌这些人,手里都有不少船队,到处抢劫,不仅抢商船,还骚扰沿海的老百姓,甚至连郑芝龙的船都敢抢。郑芝龙借着朝廷的名义,带着自己的船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剿。

他本来就比这些海盗实力强,现在又有了官方的身份,名正言顺,更是如虎添翼。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把李魁奇、钟斌这些海盗势力全部剿灭,最后只剩下最大的一股——刘香。刘香背后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支持,手里有几十艘大船,实力不弱,和郑芝龙对抗了好几年。

1635年,郑芝龙率领船队,在广东田尾洋和刘香的船队展开决战,一战就击溃了刘香的主力,刘香走投无路,自焚而死。至此,整个中国沿海的海盗势力,被郑芝龙全部肃清,再也没有能和他抗衡的势力了。

肃清了海盗,郑芝龙就开始定规矩了。他的规矩,和俞大娘子的一模一样,甚至更严格、更完善:所有在东亚海面跑的商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必须买他的郑字牙旗,挂在桅杆上。挂了他的旗,他就保你一路平安,不管是海盗,还是官府关卡,都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要是不挂他的旗,那对不起,不管你是谁,出了海就别想平安过去,货抢光,船拖走,能不能活命全看运气。

他的旗子明码标价,按照船的大小收费,越大的船收费越贵。一艘跑中日航线的大型商船,一趟就要交1200两白银,要是跑东南亚的远洋航线,收费更高,有的大船一趟就要交上千两甚至几千两白银。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收保护费吗?和海盗有什么区别?可在当时的商人眼里,这根本不是抢劫,这是最划算的买卖,是最实在的保障。

在郑芝龙定规矩之前,海面上是什么样子?海盗遍地,今天这个抢,明天那个劫,跑一趟船,就算不被抢光,也要给各路海盗都交一遍买路钱,加起来比郑芝龙的旗子贵多了,而且就算交了钱,也不一定能保平安,遇到不讲规矩的海盗,照样抢你没商量。还有荷兰人的船队,也经常在海上抢劫中国商船,官府根本管不了。

可现在,你只要花一笔钱,买一面郑芝龙的牙旗,就能保你从福建到日本,再到东南亚,一路平安。沿途的海盗,只要看到郑字牙旗,根本不敢靠近,别说抢了,连拦都不敢拦;就连荷兰人的船队,看到挂着郑字旗的商船,也得乖乖绕着走,不敢动分毫。

更厉害的是,这面旗子在官府那里也照样管用。当时明朝的沿海关卡,对出海的商船查得很严,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扣你的船。可只要你的船上挂着郑芝龙的牙旗,关卡的官兵连查都不查,直接放行,比朝廷的通关文书还好使。毕竟,郑芝龙是福建总兵,手握福建的海防大权,谁敢不给面子?

这么划算的买卖,哪个商人不愿意做?所以,当时所有跑海的商人,都抢着买郑芝龙的牙旗,哪怕价格再贵,也心甘情愿。当时有记载,从福建月港出发去日本的商船,十艘里有八艘,桅杆上都挂着郑芝龙的牙旗。

就连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不得不低头,乖乖给郑芝龙交保护费。

荷兰人在17世纪,号称“海上马车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垄断海上贸易。他们早就想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把郑芝龙当成了最大的眼中钉。1633年,荷兰人联合了刘香等海盗,偷袭了厦门港,烧毁了郑芝龙的几十艘战船,想一举打垮郑芝龙的势力。

可他们没想到,郑芝龙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郑芝龙大怒,调集了150艘战船,在金门料罗湾和荷兰舰队展开了决战。这一战,郑芝龙身先士卒,采用火攻的战术,把荷兰人的主力战舰烧了个精光,俘虏了好几艘荷兰战船,打得荷兰舰队全军覆没,狼狈逃回了巴达维亚。

料罗湾海战,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海上彻底打败西方列强的战役。这一战之后,荷兰人彻底认清了现实:在东亚海面上,郑芝龙才是真正的老大,他们根本不是对手。想要在东亚跑船做生意,就必须遵守郑芝龙的规矩,乖乖交保护费。

从那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只要跑中日航线,就必须给郑芝龙交钱,买他的牙旗挂着,不然根本出不了海。有一次,一艘荷兰商船抱着侥幸心理,没挂郑芝龙的旗,结果刚出巴达维亚没多远,就被郑芝龙的船队截了,货全被抢光,船长被抓了起来。最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没办法,只能派人去给郑芝龙道歉,补交了双倍的保护费,才把船长和船赎了回来。

你看,连当时的西方海上霸主,都得乖乖遵守郑芝龙的规矩,他的这面牙旗,有多管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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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入千万两的海上帝国,比大明朝廷还富的生意经

靠着卖这面牙旗,郑芝龙到底赚了多少钱?说出来你可能都不敢信。

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光是卖旗子收的保护费,郑芝龙一年就能收入几百万两白银。当时每年跑中日航线的商船,有上千艘之多,就算平均每艘交1000两白银,光这一项,一年就是100万两。还有跑东南亚航线的商船,还有外国的商船,加起来,光是保护费,一年就有好几百万两的收入。

但这只是他收入的零头。他真正的大头,是垄断了整个东亚的海上贸易。

郑芝龙手里有上千艘商船,他自己的船队,跑遍了东亚、东南亚的所有港口。从中国运出去丝绸、茶叶、瓷器,从日本运回来白银、铜器,从东南亚运回来香料、胡椒、苏木,每一趟贸易,利润都在几倍甚至十几倍。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几乎被郑芝龙垄断了,日本长崎港每年进来的中国商船,大部分都是郑芝龙的。

除了自己的贸易,他还控制了所有海商的贸易渠道。所有跑海的商人,都必须通过他的渠道进货、出货,必须给他交份子钱,不然根本做不了生意。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贸易,也必须通过郑芝龙来做,不然根本买不到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

还有他在福建、台湾的产业。他在福建有大片的土地,收的地租一年就有几十万两;他在台湾建立了基地,招募福建的老百姓去台湾开垦种地,不仅收地租,还控制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他还有自己的造船厂,能造当时最先进的战船,不仅自己用,还能卖给别人,又是一大笔收入。

把这些收入加起来,郑芝龙一年能赚多少钱?根据史料记载,他每年的收入,超过一千万两白银。

一千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我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明朝崇祯时期,朝廷太仓的年收入,正常年份也就400万两白银左右,遇到灾年、打仗,收入更少,经常入不敷出,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崇祯皇帝为了凑军饷,把皇宫里的金银器皿都卖了,还是不够,最后逼得大臣们捐钱,也没凑到多少。

而郑芝龙,一年的收入,就抵得上大明朝廷两年多的国库收入,说他富可敌国,一点都不夸张。当时福建的老百姓都说,“全闽的钱,都进了郑芝龙的口袋里”,他的家产,比明朝的藩王还要多得多。

更厉害的是,他不仅有钱,还有兵。他手里的嫡系部队,有十几万人,战船超过三千艘,是当时东亚海面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明朝的水师,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的势力,到底有多大?这么说吧,当时的福建,名义上是明朝的地盘,实际上就是郑芝龙的独立王国。福建的巡抚、知府,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福建的军政大权,全在他手里。朝廷的命令,到了福建,要是郑芝龙不同意,根本执行不下去。

他的眼线,遍布从日本长崎到东南亚巴达维亚的所有港口。哪个港口来了什么船,装了什么货,要去哪里,船上有多少人,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哪怕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会议,刚开完没几天,会议内容就会传到郑芝龙的耳朵里。

别人当海盗,靠打打杀杀抢钱,抢了就跑,永远是流寇;而郑芝龙,靠定规矩赚钱,靠建立秩序赚钱,他把整个东亚海面,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海上帝国。他不是海盗,他是海上秩序的建立者,是东亚海面上真正的无冕之王。

5、海盗还是秩序建立者?被骂了几百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

几百年来,一直有人骂郑芝龙是海盗,说他的钱都是靠抢劫来的,他的生意就是海盗行径。可如果你真的回到明末的海面上,站在那些跑海商人的角度,你就会发现,郑芝龙根本不是海盗,他是那个混乱时代里,唯一能给海上带来秩序的人。

我们先看看,在郑芝龙出现之前,明末的海上,到底是什么样子。

明朝从朱元璋时期,就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得下海”,不许老百姓私自出海做生意。可福建、浙江这些沿海地区,山多地少,老百姓靠种地根本活不下去,除了下海做生意,没有别的活路。海禁越严,走私就越猖獗,为了对抗官府的围剿,走私的商人就必须武装自己,慢慢就变成了海盗。

到了明末,朝廷越来越腐败,水师越来越弱,根本管不了远海,海面上彻底变成了无主之地。各路海盗占山为王,你抢我,我抢你,没有任何规矩可言。跑海的商人,出了海就等于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不仅要防风浪、防暗礁,还要防各路海盗,防荷兰人的船队,十趟出海能平安回来三趟,就算运气好到爆了。

更可笑的是,官府不仅保护不了商人,反而还会欺负商人。沿海的各个关卡,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扣你的船、罚你的款,甚至把你的货没收,比海盗还黑。你给官府交了税,拿了通关文书,可出了海,官府根本保护不了你,遇到海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就在这个时候,郑芝龙出现了。他肃清了海面上所有的海盗,定了规矩:你只要交一笔钱,买我的旗子,我就保你一路平安。这笔钱,看起来是保护费,可实际上,是商人花最少的钱,买了最靠谱的平安保障。

我们算一笔账就知道了。一艘商船,一趟贸易的利润,大概有几万两白银,花一千两买一面旗子,就能保你一路平安,顺利把货卖掉,赚到钱。可要是不买这面旗,你大概率会被抢光,不仅赚不到钱,连船带命都可能没了。这笔买卖,哪个划算,哪个商人心里都清楚。

所以,在当时的商人眼里,郑芝龙不是海盗,他是他们的保护神。当时有海商在笔记里写:“纳饷于郑,胜于纳饷于官。官收我饷,不能护我;郑收我饷,必能护我。”意思就是,给郑芝龙交钱,比给官府交税划算多了。官府收了我的税,根本保护不了我;郑芝龙收了我的钱,就一定能保护我。

还有人说,郑芝龙的规矩,是“私刑”,是挑战朝廷的权威。可问题是,朝廷的权威,在海面上根本就不存在。朝廷管不了海盗,管不了荷兰人,保护不了商人的安全,那商人自然会去找能保护他们的人。郑芝龙的秩序,虽然是私人建立的,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却是唯一有效的秩序,是唯一能给海上带来平安的秩序。

更重要的是,郑芝龙的秩序,不仅保护了中国的海商,还挡住了西方列强的入侵。

17世纪,正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西方国家,靠着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垄断海上贸易。他们早就想打开中国的大门,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想在中国建立殖民地。

如果没有郑芝龙,以明朝水师的实力,根本挡不住荷兰人的入侵。当时荷兰人的舰队,比明朝水师先进得多,要是没有郑芝龙的船队和他们对抗,荷兰人很可能会占领福建、台湾,甚至会像后来的英国一样,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让中国提前几百年沦为半殖民地。

是郑芝龙,靠着自己的海上力量,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人,把西方列强挡在了中国的大门之外,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让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没有被西方列强甩在身后。他建立的海上帝国,是中国古代民间海权的一次巅峰,也是中国第一次,在海面上和西方列强抗衡,并且取得了胜利。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和我一样,心里冒出一个巨大的疑问:郑芝龙手里握着东亚最强大的海上舰队,富可敌国,连西方海上霸主荷兰人都要给他低头,他完全可以割据福建、台湾,当个土皇帝,甚至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海上王国。可为什么,他最后会选择投降清朝?又为什么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他一手建立的海上帝国,为什么会在他投降之后,短短几年就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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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降明到降清,海上霸主的两次选择,为何最终走向绝路?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郑芝龙的骨子里。他一辈子都是个商人,他的所有选择,都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他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民族大义的执念,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保住自己的海上帝国,赚更多的钱。

他当年接受明朝的招抚,不是因为他忠于大明朝,而是因为招抚能给他带来官方的身份,能让他名正言顺地扩张自己的势力,垄断海上贸易,赚更多的钱。明朝能给他想要的利益,他就当明朝的官;可当明朝灭亡,不能再给他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明朝,去找能给他更多利益的人。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随后,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南明的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后来又升他为福建总兵,掌握了南明在福建的所有军政大权。

可郑芝龙心里很清楚,南明政权根本撑不了多久。清军的铁骑,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他不想把自己手里的十几万大军、几千艘战船,还有一辈子攒下的家产,都给南明政权陪葬。他要的,是保住自己的福建地盘,保住自己的海上生意,不管坐在龙椅上的是明朝皇帝,还是清朝皇帝,只要能让他继续当他的海上霸主,他就可以投降。

就在这个时候,清朝的招抚来了。清朝的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和郑芝龙是同乡,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信,许诺只要他投降清朝,就封他为闽粤总督,继续掌管福建、广东的军政大权,他的海上生意,清朝不仅不会动,还会给他支持,让他继续垄断东亚的海上贸易。

这封信,正好戳中了郑芝龙的心思。他觉得,清朝和明朝一样,需要他来掌控海疆,需要他的船队,需要他的财富。只要他投降,就能继续当他的福建王,继续赚他的钱,甚至还能借着清朝的势力,把生意做得更大。

当时,他的儿子郑成功,还有他的弟弟郑鸿逵,都拼命劝他,不要投降清朝。郑成功跪在他面前,哭着说:“父亲,福建依山傍海,我们手里有船有兵,有广阔的海面可以周旋,只要我们守住福建,招兵买马,一定能和清军抗衡。要是投降了清朝,就等于虎落平阳,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们一定会卸磨杀驴的!”

可郑芝龙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儿子太年轻,不懂政治,不懂利益交换。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清军势大,南明根本撑不住,我们要是抵抗,最后只会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现在清朝给我许诺了闽粤总督,我投降了,就能保住我们郑家的家产和势力,有什么不好?”

不管郑成功怎么劝,郑芝龙都铁了心要投降。1646年,郑芝龙带着几百个亲兵,去福州投降了清军。可他万万没想到,清朝从一开始,就是在骗他。

清朝要的,根本不是一个手握重兵、掌控海上帝国的郑芝龙,他们要的,是瓦解郑家的势力,是彻底掌控福建,是消灭南明的抵抗力量。他们给郑芝龙许诺的闽粤总督,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就是为了骗他投降。

郑芝龙一到清军大营,就被清军将领博洛软禁了起来,然后派人带着他,去招降郑家的部将和船队。可郑芝龙没想到,他的儿子郑成功,根本不接受招抚,带着一部分船队和部将,跑到了金门、厦门,继续抗清。他的很多部将,也都跟着郑成功走了,根本不听他的劝降。

清朝一看,郑芝龙根本招降不了郑成功,他也就没了利用价值。于是,他们把郑芝龙押到了北京,软禁了起来。一开始,清朝还给了他一个闲职,养着他,想靠着他,慢慢劝降郑成功。可郑成功铁了心要抗清,不仅不降,还带着船队多次北伐,甚至一度打到了南京城下,给清朝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1661年,郑成功率领船队,渡过台湾海峡,打败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建立了明郑政权,继续抗清。清朝一看,郑成功不仅没投降,反而收复了台湾,势力越来越大,留着郑芝龙,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反而还是个隐患。

1662年,也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同一年,清朝的辅政大臣鳌拜,下令把郑芝龙和他在北京的全家老小,全部斩首。

这位曾经威震东亚的海上霸主,富可敌国的郑芝龙,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的时候,年仅59岁。他一辈子精于算计,一辈子都在做利益交换,可最后,还是栽在了政治的算计里,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他一手建立的海上帝国,在他投降之后,虽然靠着郑成功,延续了几十年,可终究还是没能长久。他一辈子都想保住自己的家产和势力,可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失去了一切。

7、一面牙旗的遗产,他给中国海权留下了什么?

郑芝龙虽然死了,可他留下的遗产,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他给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大贡献,就是给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只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却不知道,如果没有郑芝龙,郑成功根本不可能收复台湾。郑成功用来收复台湾的船队、军队、财富、贸易网络,甚至是对台湾的了解,全都是郑芝龙留下来的。

郑芝龙是最早大规模开发台湾的人。早在1624年,他就跟着颜思齐,在台湾建立了基地,招募福建沿海的老百姓,去台湾开垦种地,安家落户。是他,第一次把大量的汉人带到了台湾,让台湾和大陆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没有郑芝龙对台湾的早期开发,台湾很可能会彻底被荷兰人占领,郑成功后来收复台湾,也就无从谈起。

还有郑成功手里的船队和军队。郑芝龙投降清朝的时候,虽然带走了一部分人,可他的大部分船队、部将,还有海上贸易网络,都留在了福建沿海。郑成功就是靠着这些家底,才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了东南沿海最强大的抗清势力。没有郑芝龙留下的海上力量,郑成功根本不可能有实力和清朝抗衡,更不可能率领船队渡过台湾海峡,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

可以说,没有郑芝龙,就没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他虽然投降了清朝,可他留下的海上力量,最终还是守住了中国的领土,为中华民族保住了台湾这个宝岛。

8、除了收复台湾,郑芝龙的故事,还给中国的海权史,留下了最深刻的一课。

他建立的海上帝国,是中国古代民间海权的一次巅峰。在他之前,中国的封建王朝,从来都是重农抑商,重陆轻海,把海洋当成了屏障,而不是发展的空间。朝廷实行海禁,打压海商,把所有跑海的商人都当成海盗,根本不重视海权。

而郑芝龙,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海洋,完全有能力在海面上和西方列强抗衡,甚至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海上秩序,垄断东亚的海上贸易。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海商的巨大潜力,看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可他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支撑,没有国家对海权的重视,哪怕民间的海上力量再强大,也终究是空中楼阁,迟早会崩塌。

郑芝龙的海上帝国,虽然强大,可终究是私人的势力,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明朝朝廷把他当成威胁,清朝朝廷把他当成眼中钉,没有一个封建王朝,会允许一个这么强大的民间海上势力存在。因为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农业,是陆权,他们害怕海洋,害怕海商,害怕民间的海上力量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所以,哪怕郑芝龙再强大,再有钱,再有实力,只要封建王朝想收拾他,他就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他投降清朝,以为能保住自己的势力,可他没想到,清朝根本不重视海权,根本不需要他的海上力量,他们只想要他的命,想要瓦解他的势力。

郑芝龙死后,清朝更是实行了比明朝更严格的海禁政策,甚至搞了“迁海令”,把沿海的老百姓全部内迁几十里,不许下海,不许和海外通商。中国的民间海商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海洋文明,就这样被掐灭了。

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国家,正在全力支持本国的海商和船队,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发展海上贸易,开启了工业革命,一步步成为了世界强国。而中国,却因为闭关锁国,因为不重视海权,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和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最后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陷入了百年的屈辱历史。

这就是郑芝龙的故事,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重视海洋,重视海权。海洋从来不是屏障,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通道。只有掌控了海洋,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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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千年海洋生存法则,旗子背后的权力与真相

几百年过去了,东海的浪还在拍打着福建的海岸,当年威震东亚的郑字牙旗,早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风里。俞大娘子的黄龙旗,也只留在了故事里。可那两面旗子背后,藏着的古代海洋生存法则,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不管是俞大娘子的黄龙旗,还是郑芝龙的郑字牙旗,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面旗子,从来不是一块布,它是权力,是秩序,是平安,是茫茫大海里,最硬核、最现实的生存通行证。

旗子管用的背后,是绝对的武力,是说一不二的规矩,是能覆盖整个海面的势力。你能保得住挂你旗子的人,能收拾得了不守规矩的人,你的旗子才管用。要是你没有实力,哪怕你的旗子做得再好看,也没人会认,出了海照样被抢。

古代的海洋是这样,今天的世界,又何尝不是这样?

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靠旗子收保护费的时代了,可海洋的生存法则,从来没有变过。谁的海军强大,谁能掌控海洋秩序,谁就能在世界上有话语权。你的国家强大了,你的海军强大了,你的商船不管开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平安,都能有底气。

就像今天,我们的中国商船,不管开到印度洋,还是大西洋,哪怕遇到海盗,只要喊一声“我是中国船”,就会有中国海军的护航编队来保护你。这面看不见的“中国国旗”,比当年郑芝龙的郑字牙旗,管用一万倍,也让人安心一万倍。

因为这面旗子的背后,不是私人的势力,不是海盗的武力,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个民族对海洋的重视,对自己国民的守护。

郑芝龙的故事,俞大娘子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海权,从来不是靠私人的势力,靠收保护费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海权,是国家的海权,是民族的海权。只有国家强大了,重视海洋了,我们的船,才能在世界的任何一片海面上,平安航行;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海上帝国早已烟消云散,可那段历史,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海洋,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海洋,就守住了我们的未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