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岁这年的清明，我蹲在老周坟前拔草，指尖触到碑上他名字的刻痕时，突然就想通了。风卷着纸钱灰往我鞋上扑，我没躲，就那么看着那堆快要燃尽的纸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原来女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让心跳漏掉半拍的生理性喜欢，其实就那么一次。

这话要是搁十年前说给我听，我准得骂你胡扯。那时候我总觉得，日子嘛，过着过着就有感情了，哪来那么多讲究。就像我跟老周，年轻时经人介绍见了三面，他话少，我嘴笨，俩人站在巷口都能把空气聊得发僵。媒人说“老周人老实，会修收音机，以后家里电器坏了不用求人”，我妈戳我后背“过日子就得找这样的，花里胡哨的靠不住”。我想想也是，就点了头。

婚礼办得简单，红被子是邻居家借的，搪瓷盆上的“囍”字都磨掉了角。新婚夜他坐在床沿搓手，半天憋出一句“我工资卡放抽屉里了，密码是你生日”。我“哦”了一声，心里没什么波澜，就像小时候妈说“今天吃面条”，哦一声，端碗就吃。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他每天早上去厂子上班，中午回来给我带个肉包子，晚上蹲在灯下修收音机，零件摆得整整齐齐。我呢，在百货大楼站柜台，卖雪花膏和蛤蜊油，下班回家就淘米做饭。他话少，我也懒得多说，俩人凑在一张桌上吃饭，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都比说话声大。

有次我发烧，迷迷糊糊听见他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忙。醒来时看见他举着个豁口的搪瓷杯，里面飘着几根姜丝，手烫得直搓耳朵。“趁热喝，”他把杯子往我嘴边送，“隔壁李婶说的方子，生姜煮可乐。”我抿了一口，辣得直皱眉，却没推开。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也没那么木头。

三十五岁那年，百货大楼裁员，我成了下岗大军里的一个。回家时天阴沉沉的，我站在楼下抽烟，烟是偷偷买的，老周不知道。他下班回来撞见，没骂我，也没问，就站在我旁边，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一根递过来。“抽我的，”他说，“劲儿大。”

那天我们俩就那么站在楼道里，抽完了一包烟。他说“我托人给你找了个仓库管理员的活儿，不累，就是得记台账”，我说“嗯”。他又说“工资没你以前高”，我说“够花就行”。没什么豪言壮语，可我心里那点慌劲儿，就那么一点点散了。

后来我在仓库管了十年账，他在厂子改制成了技术员。儿子上大学那年，他送孩子去车站，回来时眼眶红着，却跟我说“咱儿子行李箱轮子特结实，摔了好几次都没坏”。我没戳破他，就笑着说“你当年给我修的那台电风扇，不也转了十五年吗”。

五十岁生日，他突然从背后拿出个红绒盒子，打开是条金项链，款式老气，坠子是个小小的“福”字。“超市抽奖中的，”他嘴硬，“人家说戴着辟邪。”我知道他撒谎，超市哪有这么大的奖。那晚我戴着项链睡觉，链子硌得脖子疼，却舍不得摘。

真正觉得离不开他，是他六十二岁突发心梗那天。我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他醒过来第一眼就瞅我，嘴动了半天，说出句“你鬓角白了”。我当时就哭了，不是怕，是疼——像有人拿锥子在我心口剜了一下，疼得直哆嗦。

他走的时候是去年冬天，早上我煎了俩鸡蛋，喊他吃饭没动静，过去一看，人已经没了。我没哭，给儿子打了电话，给亲戚报了信，有条不紊得像在处理别人的事。直到葬礼结束，我一个人收拾他的工具箱，看见里面躺着那把修了无数次的螺丝刀，木柄被他的手磨得发亮，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哭得比谁都凶。

现在想想，那些年我总以为，喜欢就是脸红心跳，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为了对方要死要活。可到老周坟前这一趟，我才算明白，女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的心动或许有过几次，但那种刻在骨头里的生理性喜欢，是藏在日子缝里的——是他递过来的那杯生姜可乐，是他塞给我的那根烟，是他撒谎时红着的耳根，是他走后，我摸着空荡荡的枕边，心口那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抽痛。

风停了，纸灰落在鞋面上，像一层薄薄的雪。我拍了拍碑上的灰，轻声说：“老周，我好像有点想你了。”

远处传来卖早点的吆喝声，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这辈子就这一次了，被一个人这么实实在在地放在心上，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