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最怕拉到两种人：喝醉的，和去郊区的。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在火车站排队等活儿，上来一个男的，浑身酒气，往副驾驶一歪，嘟囔了个地址——北郊，三十多公里。我心里骂了一句，还是打表出发了。

车开出市区，路灯越来越稀，他靠在车窗上，脸埋在阴影里。我瞥了他一眼，四十岁上下，穿得邋遢，袖口磨得发白，手背上不知道是泥还是疤。

“师傅，能开快点不？”他嗓子哑得像砂纸。

我没吭声，踩了踩油门。

到了地方，是一片待拆的棚户区，黑咕隆咚的。他掏手机扫码，扫了半天，屏幕亮一下灭一下。最后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揣，说：“哥，我忘带钱了，你等我一下，我进去拿。”

我扭头看他。

棚户区的路灯从他背后照过来，照见他半边脸。瘦，黑，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颗豁了的门牙。

我的手抖了一下。

那颗牙是我打掉的。二十年前，在老家院子里的枣树下，他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我一砖拍他嘴上，牙当场掉了半颗。我妈追着我们俩满院跑，我爸坐在门槛上笑。

他叫建军。我弟弟。

“建军。”我听见自己说。

他愣了一下，凑近了看我的脸，看了足足五秒钟，然后往后退了一步，撞在车门上。

“哥。”

就这么两个字。不是问句。

我们俩谁也没动。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远处的狗叫了几声，又停了。

“你……”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低下头去摸口袋，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没接。

他把烟叼自己嘴上，打火机打了三四下才打着，火苗照见他的眼睛，红的。

“哥，我欠人家钱，跑路的。”他说。

我攥着方向盘，攥得手指头发酸。

二十年前他离开家，说是去南方打工，头两年还往家里寄钱，后来就没了音讯。我妈临终前还念叨他，让我去找。我去他最后打工的城市找了三天，没找到，回来我妈已经咽气了。

“欠多少？”我问。

“三十多万。”他把烟头摁灭在手心里，也不嫌烫，“高利贷，利滚利。生意赔了，老婆也跑了。”

我看着他。他比我小六岁，今年应该三十九。可他看着像五十多的人。

“哥，你……”他往我这边探了探身子，“妈还好吗？”

我没说话。

他等了几秒钟，突然明白了，手在半空中僵了一下，慢慢收回去。

“什么时候？”

“三年了。”

他把脸扭向窗外，肩膀抖了一下。我看着他后脑勺上那撮白头发，想伸手拍拍他，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走吧。”我发动车子。

“去哪儿？”

“派出所。或者高利贷那儿。你自己选。”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怒，就只是看着。然后他笑了一下，又露出那颗豁了的门牙。

“哥，你还是这样。”

我踩下油门，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他从后视镜里看着那片棚户区越来越远，什么也没说。

开了十分钟，我靠边停车。

“下车。”

他愣住。

“下车。”我又说了一遍，“往前走两里地有个加油站，二十四小时的，去那儿待着。我天亮来接你。”

他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哥……”

“少废话。”我从扶手箱里翻出两百块钱，拍在他腿上，“买个面包吃，瘦得跟猴似的。明天跟我回老家，给妈上坟。上完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他攥着那两百块钱，攥得紧紧的。车门开了又关上，他站在路边，风把衣服吹得鼓起来。

我掉头往回开。

开出老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那儿，站在黑漆漆的路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融进夜里。

我踩了一脚刹车，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停了很久。

然后我又掉头开了回去。

他还在那儿，蹲在路边抽烟。车灯照过去，他眯着眼睛站起来，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我摇下车窗。

“上来。”

他跑过来，拉开车门，坐进后座。

“哥，我不去派出所？”

“后座不能抽烟。”

他把烟盒塞回口袋，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我没看他，重新把车开上路。

“爸呢？”他小声问。

“去年走的。”

他半天没说话。车子开过一段坑洼路，颠得他脑袋撞在车窗上，他也不吭声。

“他走之前，”我说，“念叨你。”

后座传来一声闷响。我从后视镜瞥了一眼，他拿拳头抵着嘴，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继续开车。

窗外偶尔掠过几盏路灯，光影一道一道从他脸上划过。我想起小时候，他五岁，我十一岁，我带他去河里摸鱼，他滑进深水里，我揪着他头发把他拽上来，他咳了半天，抱着我胳膊不撒手，说哥我害怕。

那年他掉的不是牙，是刚长出来的门牙，磕在石头上，豁了半颗。

后来我妈说，那是你欠他的，你得护着他。

我没护住。

车子开进市区，天快亮了。他靠在车门上睡着了，嘴巴张着，像个累极了的孩子。我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绕了个远路，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路边有早点摊出摊了，炸油条的香味飘进来。他动了动，没醒。

我想起来他小时候最爱吃油条，那时候家里穷，一个月吃不上一次。每次村里来炸油条的，他就站在旁边看，口水流多长。

我把车停在早点摊旁边，熄了火。

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