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中旬才过大年。武汉的街头巷尾还飘着腊肉香，公安部的人却一点过年心思都没有，手里压着个案子，烫手。
上面通知很简单，说的是：有个特务，三十五左右，湖北人，瘦高个，镶金牙，从香港过来，奔着武汉来的。
就这么几句话，连个真名都没有。湖北大了去了，武汉三镇百来万人，这怎么找？专案组的人挠破了头皮，也只能干瞪眼。
谁能想到，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个特务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事儿说出来都像编的，但它偏偏是真的。
事情得从汉阳普提巷一个女人说起。
刘玲在武汉一家工厂做工，党员。她有个哥哥叫刘人惠，好些年在外面没回来，那年春节前突然跑回武汉过年。
按理说游子归乡是喜事，可刘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自己这个大哥，从小在汉阳长大，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该熟得很，可他回来以后，成天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像个外地来的探子。
白天逛也就罢了，晚上更邪乎。天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一出去就是大半夜，回来就趴在桌上写写画画。
刘玲偷偷瞄过几眼，写的画的都是什么兵工厂、码头、长江大桥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吗？刘玲心里咯噔一下，脊梁骨发凉。
她忍不住去敲打哥哥：“你成天往外跑，看那些地方干什么？”
刘人惠倒是不慌不忙：“你也不想想，我多少年没回来了？家乡变化这么大，我看看怎么了？了解一下咱们武汉的新面貌，有什么错？”
这话听着也有几分道理。刘玲将信将疑，可心里那个疙瘩就是解不开。
她跟母亲悄悄嘀咕，把哥哥那些反常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老太太听完，脸都白了。
那是个什么年代？1958年，解放还没几年，台湾那边天天叫嚣反攻大陆，潜伏的特务抓了一批又一批。
刘家母女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也知道轻重。商量来商量去，老太太咬牙拍了板：“这事儿不能瞒，得报告。”
就这样，刘玲去了派出所，把自己亲哥哥给告了。
派出所把情况报到武汉公安部，侦查处的人一听，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线索吗？
正愁那个香港来的特务没处找，这就冒出来一个形迹可疑的。他们让刘玲回去继续盯着，有情况随时报告。
刘人惠很快就察觉不对劲了。妹妹看他的眼神变了，母亲也躲着他。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回栽了。
躲是躲不过去的，跑更跑不掉，普提巷就那么点大，左邻右舍都是熟人，他敢跑，半个小时后就能给逮回来。
琢磨来琢磨去，刘人惠琢磨出一个主意。
1958年2月24号，他自己去了武汉公安部侦查处，说是要自首。值班的人一听，哟，主动来的，态度还行啊。结果刘人惠一开口，满屋子人都愣了。
“我叫刘人惠，1946年在国民党汉阳宪兵团当兵，后来到第5军200师当少尉排长。
1949年淮海战役，200师打没了，我……”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压低声音，“下面的事是国家机密，你们得保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是咱们党安插在国民党里的地下工作者。”
侦查员们面面相觑。地下工作者？
刘人惠继续说下去，那叫一个头头是道。他说自己潜伏在200师搞地下工作，一直跟一个叫“王永生”的单线联系。
他说，淮海战役打完，组织上让他改名叫刘竟，接着派进国民党的国防部。后来调到香港，就跟组织接不上头了。这趟回武汉，是想找上线，再去北京找李克农汇报情况。
说到最后，他还加了一句：“这是咱们党隐蔽战线上的高级机密，我的真实身份，只有李克农同志知道。”
这番话说完，审讯室里鸦雀无声。
李克农的名头谁不知道？那是共产党管情报的头号人物，国民党特务听见名字都躲着走。一般人没那个胆往他跟前凑。刘人惠倒好，自己撞上去不说，还理直气壮的。
侦查员们心里犯嘀咕，可也不敢不当回事。万一是真的呢？万一真有啥秘密任务呢？这种事，宁可信其有。
案子一层层报上去，最后还真送到了李克农那儿。那时候李克农刚病了一场，1957年10月突发脑溢血，躺了好几个月，到1958年初还在养着。
听说这事儿，他把总参情报部的荣正少校叫来，交代了几句：“去会会这个人，摸摸他的底细。”
荣正是个老情报了，见过的牛鬼蛇神比刘人惠吃过的盐还多。他接手后，没急着去见人，先做足了功课，翻档案，查资料，走访当年华东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
查了一圈，发现问题了：那个叫王永生的，查无此人。
荣正这才去见刘人惠。两人一碰面，刘人惠又把那套词儿背了一遍，这回说得更细，哪年哪月在哪个部队，跟谁接头，用什么暗号，听着还真像那么回事。
荣正听完，没接茬，随口问了一句：“王永生同志是哪年入的党？”
刘人惠愣了一下：“这个……具体年份……”
“入党介绍人是谁？”
“是个……是个老同志，姓……”
荣正摆摆手，没让他编下去：“你在国防部潜伏那会儿，住什么地方？”
刘人惠这回答得快了：“住……住宿舍。”
“宿舍隔壁住的是谁？”
他额头上汗下来了。
刘人惠扛不住了，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他倒没编这一段。当年确实在国民革命军第5军200师当过少尉排长。
1949年淮海战场那仗，200师被打散，他没死成，一路跑到台湾。第二年考进情报学校，出来分到国防部二厅，跑了几年腿。
1957年上面要在长江沿线布眼线，他是湖北人，就被打发回武汉。
至于那个“地下党”的身份，纯粹是他临时编的。他自己心里清楚，当特务被抓是死路一条，冒充地下党说不定能捡条命。
至于找李克农，他在台湾的时候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管情报的头儿，想着拿他出来能唬住人。哪想到弄巧成拙，撞枪口上了。
刘人惠这边交代完，那边倒有了个意外的收获。之前上面通知说有个特务要从香港过来，三十五六岁，湖北人，瘦高个，镶颗金牙。
刚拿到他材料的时候，武汉公安那边也愣了下：三十二三岁，湖北人，瘦高个儿，香港过来的，跟手里那份通知比了比，还真有几分像。
刘人惠交代的情况跟之前的通知对不上号，他比通知里说的年轻几岁，也没有金牙。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他交代的那些东西倒派上了用场。在台湾受训那几年，他认识不少同行，知道些接头暗号、联络方式。为了减刑，全倒出来了。
公安顺着刘人惠给的线索一查，果然又揪出来一个人。这回对上了，姓刘，三十五岁左右，湖北人，镶颗金牙，瘦高个儿，跟通知里说的几乎吻合。
他也已经潜入了武汉，正准备开展活动，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猪队友”给卖了。
一个案子，抓了俩特务。他要不自作聪明跑来装地下党，他要不为了减刑把知道的都倒出来，那个真正要抓的人还不知道躲到什么时候。刘人惠最后判了死缓，1960年5月的事。自首加上立功，算是捡了条命。
那个姓刘的特务，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档案里没有详细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费尽心思想好的一切，被一个猪队友的“神助攻”全给搅黄了。
有时候破案就是这样，不是你多厉害，是对手太蠢。
刘人惠这种人，在台湾训练的时候大概学了不少本事，但这个，训练不出来。他要是老老实实窝着，别整那些幺蛾子，说不定还能多藏几天。
可他偏要往枪口上撞，撞完自己，还把同行也捎上了。结果呢？把自己撞进去了，还把同行也捎带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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