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中国，武汉会战刚刚结束，抗日战争进入了艰难的相持阶段。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许多国人群起而攻之。曾经的好友、同僚乃至对手，都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痛惜。
说起汪精卫，那时候的中国没人不知道。
他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是同盟会的元老，更是当年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志士 。
1910年，他才二十多岁，冒着杀头的风险潜入北京，在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埋炸弹，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
事情败露后，他在狱中写下的诗句传遍大江南北，无数热血青年正是读着他的诗走上了革命道路 。
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同样是这个人，会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选择转身，向侵略者伸出手去。
从1938年初开始，汪精卫就对抗战前途彻底悲观了。他和周佛海等人在重庆组织了低调俱乐部，天天散布“抗战必亡”的论调 。
38年年底，他带着妻子陈璧君以及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亲信，借讲演之名从重庆飞往昆明，接着转飞越南河内 。
人到了河内，心也就彻底过去了。12月29日，《艳电》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公开为日本侵略者辩护，说什么日本尊重中国之主权，只要中国愿意和谈，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
这份通电，把每一个还在抵抗的中国人都激怒了。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曾经和汪精卫并肩战斗过的人。
云南省主席龙云，当初汪精卫出逃时途经昆明，是他帮忙安排的飞机。
龙云本以为汪精卫只是对时局失望，出去散散心，万没想到这位“党国元老”竟然直接投敌了。
龙云当即致电重庆，详细报告了汪精卫出逃的经过，随后公开发通电，痛斥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要求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
远在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也都是汪精卫的旧识。
这些人平日里或许政见不合，或许有过利益之争，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半点含糊。他们的通电措辞激烈，直接骂汪精卫是卖国求荣，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
国民党的元老们更是愤怒。如林森、于右任等人都十分愤怒，有的和汪精卫共事了几十年，张九如更是写下万言书，痛陈利害，希望其悬崖勒马，质问其上危国本，中摇军心，外张敌目，内贼天良，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你究竟要去哪里？
接着国民党当局在1939年元旦紧急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
甚至蒋介石，虽然两人斗了半辈子，最初还想着留点余地，派人去河内劝他回头。可汪精卫根本不听，蒋介石也死了心，后来派军统特务去河内去刺杀，但是那次刺杀杀错了人，把曾仲鸣当成了汪精卫 。
针对如此卖国行为，我党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对其进行了揭露 。
老百姓更是直接，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干脆制作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 。
那个曾经“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就在所有人都在骂汪精卫的时候，有一个人不仅没有骂，而且为汪精卫辩护，开脱，这个人就是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
据说，当时有人跑到陈璧君面前，义愤填膺地数落汪精卫的不是，甚至有人当面质问她，反而被她数落，她始终是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然，她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绝不可能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开脱。
更何况，陈璧君自己也不是什么“无辜者”。她从一开始就是汪精卫投敌的积极推动者。
说起陈璧君，实在是个厉害角色。
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富商家庭，17岁那年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热血沸腾，当场要求加入同盟会 。
后来为了追随汪精卫，她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他回国搞革命。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陈璧君四处奔走营救，据说还给狱中的汪精卫传递情书 。
那时的她，是何等的热血、何等的勇敢。
可是，人都会变。汪精卫变了，从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变成了向侵略者乞和的“和平运动”倡导者。陈璧君也变了，从一个热血少女，变成了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头号女汉奸 。
在汪精卫投敌的过程中，陈璧君的作用不容小觑。她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人，也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很多关键决策，都有她的参与。甚至有人说，汪精卫的一些犹豫，是被她推着走的。
1944年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璧君还跑到广州，担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广东的伪政权 。这条路，她一直走到黑，从未回头。
1945年抗战胜利，陈璧君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她 。法庭上，这个60岁左右的女人身穿蓝布罩衫，头发花白，戴着白边眼镜，神色自若 。
法官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不仅没有低头，反而慷慨激昂地为汪精卫辩护（大概意思）：
“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
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完全是偷换概念。汪精卫建立的所谓南京政府，不过是日本刺刀下的傀儡，他拿什么“夺回权利”？那些沦陷区的土地和人民，本来就是中国的，被日本占领了，汪精卫跑去替日本人“管理”，这叫“夺回”？
事实上，汪伪政权存在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们协助日军“清乡”扫荡，残酷镇压抗日力量，搜刮沦陷区的物资财富，征调壮丁充当炮灰。他们还搞一些所谓的“和平运动”，但是真正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更深的苦难。这套 “爱国者”的伪装，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堪一击。
最终，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是战犯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这年9月，她的旧友宋庆龄和何香凝念及旧情，找到我党为她求情。我党表示：只要陈璧君写个简短的悔过书，承认错误，就可以特赦释放 。
宋庆龄和何香凝连夜给她写信，言辞恳切，劝她“能屈能伸大丈夫”，只要写个简短的悔过书，马上恢复自由 。
可陈璧君回信拒绝了。她在信里说：
“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其他人心中有数。……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
直到1959年病死狱中，她始终没有低过头 ，她至死都活在自己编织的逻辑里。
这就是陈璧君。她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汉奸”二字。在她扭曲的世界观里，她依然是那个为革命不惜一切的“英雄”，而她认为蒋介石这个对手，才是所有罪恶的化身。
这种极端的固执和对汪精卫病态的忠诚，让她彻底丧失了正视历史的能力。
蒋介石是不是“卖国贼”，自有公论。尽管蒋介石在抗战中有过动摇，有过消极抗日、也有反共的一面，但是后来他抗战到胜利。
而汪精卫，却是跪在日本天皇脚下，签署了无数出卖国家利益的条约，在南京成立了被世人唾骂的傀儡政权。这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
回顾这段历史，汪精卫的“艳电”和陈璧君的“辩护”，给我们留下了一面清晰的镜子。它告诉我们：
第一，历史功过，不容偷换。 无论一个人曾经有多么辉煌的过去，只要他背叛了民族大义，出卖了国家利益，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曾经的“英雄诗篇”，无法为后来的“卖国条约”买单。
第二，陈璧君的诡辩看似精巧，实则经不起推敲。它混淆了主权与治权，颠倒了侵略与反抗，在血淋淋的真相面前，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第三，人心向背，是最终的审判。 当年，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 。全国人民的愤怒，义士们前赴后继的刺杀 ，都表明了民心不可欺，底线不可碰。
陈璧君说“卖国贼是蒋介石”，这更像是一种谩骂和情感宣泄。而历史早已给出了最终的答案：那个在“艳电”上签字的人，那个在南京城头挂起“猪尾巴”旗的人 ，才是永远无法翻案的、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对于后人而言，明辨忠奸，坚守气节，或许就是那段沉重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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