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学”专刊｜陈鹏儿沈寿刚邱志荣：春秋绍兴水利初探|吴越|曹娥江|沈寿刚|石塘|绍兴|邱志荣|鉴湖学|钱塘江|陈鹏儿

陈鹏儿沈寿刚邱志荣

“鉴湖学”专刊（九）

春秋绍兴水利初探

【提要】绍兴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自南而北，形成“山——原——海”的台阶式特有地形。春秋末期，于越部族在山、原、海不同地形上，兴建了众多特色鲜明的水利工程，形成立体状的工程体系。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探求本地区水利的起源、水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水利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绍兴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素以“水府泽国”、“鱼米之乡”著称于世。绍兴水利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曾诞生了鉴湖、三江闸等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过去，研究绍兴水利历史，由于缺少先期水利的实物依据，多数是从鉴湖开始的。为了寻根探源，笔者对现存的春秋堤塘进行了考察研究。现根据考证结果，结合文献资料，试就春秋时期绍兴水利的概况和特色作一初步探讨，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春秋时期的绍兴，南为会稽山，北滨后海（杭州湾），东临曹娥江，中间是一片向西延伸的沼泽平原（山会平原），具有“山—原—海”的台阶式特有地形。源于会稽山地的古称三十六源之水，自南而北冲入平原，构成众多自然河流，分别注入后海和曹娥江。钱塘江下游主槽出南大门，紧迫山会平原北缘掠三江口而过。后海潮汐沿曹娥江等自然河流上溯平原，与会稽山水相顶托，在平原地区潴成无数湖泊。一旦山水盛发或大潮上溯，平原湖泊则泛滥漫溢，成为一片泽国。

春秋绍兴水利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素有我国地方志鼻祖之称的《越绝书》1。它比较详细地列记了公元前 493 年至公元前 473 年越国兴建的水利工程。主要有吴塘、苦竹塘、富中大塘、练塘、石塘、古水道和山阴小城、大城等2。这些工程，按工程类型可分为堤塘、河沟和防洪城墙三大类，按地型划分又可分为山麓水利、平原水利和沿海水利三部分，形成了与“山—原—海”台阶式地形相适应的春秋时期绍兴水利体系。

1、以吴塘为代表的山麓水利。

在稽北丘陵与沼泽平原交接的冲积扇地带，具有比丘陵山地水土资源较丰富，比沼泽平原地势较高、海潮直薄机遇少等有利条件，因而成为开展定居农业的理想地带，进而成为开发沼泽平原地区的“跳板”和“前沿阵地”。春秋时期，于越居民为了拦蓄山水，抗拒咸潮，保护坡地，解决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在聚居点附近的山麓地带修建了不少堤塘工程。这类水利工程，见之于《越绝书》的有吴塘和苦竹塘，未予记载的尚有今南池乡秦望塘和富盛乡唐城塘等3。现以吴塘为代表，略加讨论。

据《越绝书 ·地传》记载：“勾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为名曰塘。”这一记载说明，吴塘筑于勾践灭吴之后，筑塘的劳力是吴国的战俘，塘的走向东西、长千步以及塘名由来等，但并未说明吴塘的地理位置。吴塘的地理位置何在？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根据《越绝书 ·地传》所记载的各条地理位置的排列规律分析。“地传”记载了越国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水利工程、陵墓宫殿和工场矿山等内容。按记载顺序和方位排列，主要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0条，是按勾践日常重要活动的地方和出入路线加以记载的。第二部分17条，记载了分布在山阴城（今绍兴城）东南方向的城池、庙宇、陵墓以及种麻、畜牧、渔业基地、铜锡工程、富中大塘、练塘等。第三部分12条，记载了山阴城东北、西北方向为主的造船工场、练兵场、神巫葬地等项内容，也记载了城西南的苦竹塘。第四部分10条，记载了城西北方向的海防、盐场、过江航道及石塘、吴塘等。吴塘的记载系属第四部分，因此塘的方位处于城西北方向是不无根据的（图1）。《乾隆绍兴府志·古迹志》在转引《越绝书》吴塘条前，指明“吴塘，在城西三十五里”，与上述分析相一致。

图1 春秋越国主要经济、军事基地分布示意图（根据《越绝书》等绘制）

第二，现场考察资料的实证。据上分析，笔者经过实地考察，在今绍兴城西北方向18公里的湖塘乡古城村，发现了残存古塘。古城村一带是越国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嘉泰会稽志》卷一：“越王城，旧经云在县西南四十七里。旧经越王墓在古城村。今城虽不可考，然地名犹曰古城也。”《嘉庆山阴县志》卷三作了补充：“古城岭，在山阴县西五十里，越王允常筑城处。”现已查实，古城岭处古城村西南6公里。古城塘紧贴古城村南端，位于稽北丘陵古城溪下游的山麓冲积扇地带，上游三面环山，集雨面积10.25平方公里，下游为广阔的冲积平原，系当时蓄淡御潮的理想坝址。塘全长650米，东接来年山，西连马车坞山，呈梯形断面，残底均宽60.4米，塘顶均宽13.5米，塘均高13.3米。塘东侧有一自然山岙，岙底高程（黄海，下同）17.2米，是一个溢洪道的合理位置（图2）。

图2 古越吴塘平面位置图 1:50000

高程：黄海（米）

该塘土质均匀、密实，层次分明。塘基土层为海涂粉砂土；塘基以上至层高8米部分为褐黄色粉泥田土，与塘两侧田土类别相同；顶层（8~13.3米）为黄泥土，与塘附近的山丘土壤同类。因此，可证实该塘是在咸潮常薄之地的基础上，利用人力先挖取附近田土，继而挑运近塘山泥而筑成的（照一、二、三）。从该塘的东西走向及长度，所处的山麓地带位置以及离城的距离和方位，均与《越绝书》和其他方志记载的吴塘相符。塘的结构与规模又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特殊的筑塘劳力（吴国战俘）相适应。1987年，笔者曾在该塘西侧剖面上，采集到多块陶器碎片，经绍兴市文管处鉴定为春秋—西周时期的印纹陶瓷。据此，初步判定古城塘为春秋时期的建筑物4。

照一春秋吴塘现存坝体全景，位于今绍兴县古城村

照二现存吴塘横断面

照三吴塘的自然溢洪山岙

第三，对古城塘兴建年代的分析。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为了争霸中原，勾践于次年将越国国都北迁琅邪。这时的绍兴地区作为后方基地，虽然与琅邪保持着密切关系，然而政治中心毕竟北移而远离后方，特别是一批精通水利的谋士、专家和组织者相继迁徙流散5,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组织大规模水利建设的领导和技术力量。加以频繁的战事，使越王无暇顾及后方建设，从而不可避免地使水利事业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公元前334年，越为楚所灭6,越国的王统不复存在，其残部又退居绍兴地区为部族聚落，当然不具备再进行有效的水利建设的条件。直至公元前222年，秦统一中国，“降百越之君”，行吴会合治，设置会稽郡，包括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13个县（吴地为主）及钱塘江以南的13个县（越地），郡治设在吴县，并首次在绍兴地区设置山阴县7。由于吴会合治，绍兴地区的行政地位从越国的中心区域下降为会稽郡下的县治，当然也不可能象勾践时代那样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行政、技术力量来开展水利建设。而单凭山阴一个县的力量也难以修建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129年，会稽郡以钱塘江为界南北划分为吴郡和会稽郡，山阴县作为会稽郡的郡治而告终8。再就是人口问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到达绍兴，出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把于越的一部分居民强制迁移到浙西、皖南一带，又从中原移入一批“有罪适吏民”，但移出的多于移入的，导致了绍兴地区人口锐减，以致当西汉司马迁游历这个地区时，仍称之为“地广人稀”9。这一系列政权更迭的动乱，行政区辖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战争破坏和人为移民，严重影响了水利事业的发展。这就是从勾践迁都琅邪到吴会分治的601年内，绍兴的水利事业发展缓慢，无所建树，以致在文献史料中形成空白的政治、经济原因。上述分析表明，无论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分析，还是从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地理位置、兴建年代、技术力量、民工组织等综合分析，都可得出古城塘就是吴塘的结论。兴建年代应在公元前472年前后勾践迁都琅邪时期。

第四，吴塘与湖塘的区别。现在绍兴“吴塘”的地名已不复存在，而“湖塘”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两者并非谐音的沿变，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吴塘是春秋时期吴人所筑的堤塘。而湖塘则是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在这一带筑堤成湖，沿堤建村而得名，故有“十里湖塘”之称。湖塘处吴塘之北，相距1.5公里，它是鉴湖围堤的一部分。1987年，笔者在今湖塘乡政府西侧90米，西跨湖桥北50米，连接鉴湖与龙池的南北向小河上，发掘到一处东西走向、南北宽12米的一段10米间距（已挖断面长度）的木桩群基。据国家海洋局研究二所对该桩样的检测，并对照美国DaMCy校正表树轮校正确定，该木桩的年代为距今1670±189年10,恰与马臻所修筑的鉴湖年代相一致。由此可确切判定，随该桩群而延伸的“十里湖塘”，确属马臻所筑的鉴湖围堤。而与“十里湖塘”平行的吴塘是系属不同的塘坝工程。但以鉴湖而言，对早于它六百多年的吴塘工程，完全可能在施工技术等方面有所借鉴。

2、平原水利的重点工程—富中大塘。

兴建这类水利工程，是人们在山洪漫流、海潮泛滥的沼泽平原立足的主要手段，也是人们开发北部平原，抗拒潮洪，与水争地，解决灌溉和运输问题的关键工程。《越绝书》记载的就有富中大塘、练塘、山阴古水道和山阴城墙。除确保越国都城在平原沼泽地区免遭潮洪冲击的山阴城墙外，最著名的当推富中大塘。

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从吴国释放回国，立志灭吴争霸，报仇雪恨，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时期。他首先令范蠡在今绍兴城址筑成了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把越国的都城从山麓冲积扇带的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中心。随之，勾践又采纳了大夫计倪“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的建议11,开始在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筑塘建立粮食基地。富中大塘应运而生。《越绝书》记载：“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该条属于“地传”的第二部分，应处于山阴城的东南方向，尤其列于“富中大塘”前后的“姑中山”与“犬山”，现已查证为今绍兴平水铜矿与樊江乡吼山，离城距离与《越绝书》“去县二十五里”的记载相符。这样，“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的富中大塘，大致可以拟定在今平水镇、绍兴城、樊江村之间的富盛、上蒋、樊江、东湖、禹陵平原区一带。这一带是山麓冲积扇向沼泽平原过渡延伸的地区，地势自南向北缓慢下降，略低于南部山麓区，略高于北部平原区，间隔平水江（若耶溪）、攒宫江、富盛江等自然河流。潮汐顺自然河流自北向南上溯，时而漫溢于河道之间的平原地区，形成沼泽。沼泽程度也介于南、北部之间。因此，在这一地区修筑的富中大塘，主要是为了拦截溯河漫溢的海潮。由此推断出富中大塘的走向决非顺潮汐涨落的南北走向，而应为拦截潮汐的东西走向。其位置当处于东西向的山阴古水道南上方，与古水道基本平行12。至于塘的长度，《越绝书》记载的仅“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这是塘的长度抑或是塘离城的距离？答案宜应为前者。因为，其一、列于同卷的古陆道和古水道记为“去县五十里”，显指从山阴城起东至曹娥江附近长约五十里，这种计算法也可以适用于富中大塘。其二、富中大塘运用了较小的长度单位“步”，对长度（或距离）的丈量已比较精确。《越绝书 ·地传》中长度计算到步的工程有吴塘“东西千步”、石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山阴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等12处，说明精确到步的长度系实指工程本身的长度，并非指工程本身至都城的距离。反之，如指距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其三、富中大塘系当时首屈一指的工程，具有与山阴大城相当长度的规模，是完全可能的。由此而推断富中大塘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出山阴大城东城郭，跨平水江护城河段，在今五云门～东郭门之间的护城河东岸，为大塘的西端；自西向东延伸至东湖箬篑山（鸟门山），过箬篑山偏南向东在东湖坝口（今存名）截攒宫江而过，再偏北向东延伸到樊江吼山（犬山）北侧、富盛江西畔的坝头山（今存名）为止，为大塘的东端。坝头山与吼山，均为平原地区的孤立小丘，南距会稽山麓尚有十数里之遥，北离东汉鉴湖堤间隔有古水道，此处历史上未曾有筑过其他塘、坝的记载。因此，坝头山系大塘的东端，应属无疑。东西两端，全长二十里左右（见图1），也与《越绝书》“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的长度相当。

富中大塘北邻山阴古水道，再北为山阴古陆道。《越绝书》卷八：“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据陈桥驿教授考证，这条连接大越城（山阴城）和今曹娥江的山阴古水道，是越族人民在这片沼泽平原上整治疏凿的运河，而山阴古陆道可能就是沿运河北岸而筑的挡潮扼咸的堤塘，同时也兼作陆道。这条古陆道与东汉鉴湖堤的位置基本相符13。把富中大塘与古水道、古陆道联系起来考察：三者均系东西走向，两端均为山阴城，水道居于两塘之中，并列紧邻，唯长度为富中大塘近于古水道、故陆道的二分之一。从挡潮拒咸的角度历来分析，富中大塘是里于古陆道的第二道防线，其塘面高程必低于古陆道或者相等，又由于古陆道与东汉鉴湖湖堤的位置相符合，可以推断，后者是继承了前者的工程基础整修加高而成。因此，大塘的塘面高程必须低于6.5~7.5米的鉴湖堤面高程14。若取大塘地面高程为现平原高程低限4.5米，则塘体高不超过2~3米。

富中大塘横亘于平水江与富盛江之间，摈两江于拦截范围之外，这是因为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法解决纳入平水江（流域面积152.42平方公里）和富盛江（流域面积41.50平方公里）的防洪问题。晚于大塘六百多年的鉴湖工程，其拦蓄湖堤全长117里，东邻曹娥江（流域面积6046平方公里），西濒今西小江（系当时浦阳江下游支道，浦阳江流域面积3431平方公里），同样摈两江于拦截范围以外，很可能是对富中大塘设计布局的继承和发展。拦截于大塘之内的唯一河流是南北向的攒宫江。攒宫江发源于今文山乡山坑口，穿越上蒋乡，过东湖坝口后注入绍曹运河（与古水道位置基本相符），主流长5.5公里，支流长50.5 公里，流域面积48.98平方公里。坝口地处攒宫江下游主流与梧桐支流的交叉口，离运河不足2公里。坝口以下东自笄头山，西到翠湾，北至运河南岸的独树，是一片约2.5平方公里的低地，建国后尚有4.6米以下的低田畈1427亩。这片低地，在南宋时尚存在鳗池和洞浦两个湖泊，上溯到春秋时期，则是攒宫江下游与潮汐顶托所形成的自然湖泊15。古代攒宫江在坝口进入湖泊与古水道通连，坝口遂成为攒宫江的下游端点。富中大塘在下游端点拦截了攒宫江，得以拦蓄淡水灌溉塘内之田，同时又要排泄攒宫江的汛期洪水，因此必须在坝口设置堰、闸之类的水利工程，坝口遂由此得名。

富中大塘的拦截范围，北起富中大塘，南至会稽山山麓线（高程5.5米），东界富盛江，西临平水江，面积约5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耕地按今耕地面积计算约40平方公里（6万亩）。由于大塘有效地阻遏了咸湖内入，又能够截江蓄淡灌溉，从而使原苦于潮害的6万亩耕地功为肥饶的“义田”，这就是著名的富中地区。后人评论为“富中之氓，货殖之选”16,意思是富中之民，善于使货财生殖蕃息，家境富裕。由于富中地区是一片近于旱涝保收的大面积耕地，且西邻山阴城，北滨古水道和古陆道，到都城的水陆交通十分近便，因而成为越国至关重要的粮食基地，也是越国重要的陶瓷基地之一。据考古发掘，在上述地区的上蒋乡东堡村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窑址，遗物堆积面积为70×18平方米，厚1.8米。在樊江乡吼山村出土了两处同期的原始青瓷窑址，面积分别为71×37平方米和57×24平方米，均厚2.6米17。富中粮食基地与越国其他的经济基地如：畜牧基地鸡山、豕山和犬山，水产基地目鱼池，冶金基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造船基地船宫，木材基地木客，纺织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盐基地朱余等18,共同构成了越国的社会经济，为越灭吴和称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毫无疑问，在上述的众多经济基地中，富中粮食基地是其它基地的基础，也是整个越国经济的基础。因此，《文选注》在引书中，把《越绝书》称之《富中越绝书》。在这部越、吴两国的地方志《越绝书》前冠以“富中”，把它作为越国的代名词，可见富中大塘及富中地区在越国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这恰恰是对富中大塘显著而久远效益的有力证明。直到东汉永和年间，马臻修筑鉴湖，在古陆道的位置上，筑成从山阴城五云门到曹娥江畔的鉴湖东湖堤后19,富中地区遂纳入其拦蓄范围，成为鉴湖的一部分。富中大塘也随之毁废。

3、沿海水利的先驱—石塘。

春秋时期，钱塘江江出南大门，经杭坞山下入海。海岸线沿杭坞山，缘沼泽平原，经三江口向东南伸展20。这一地带的水利工程，《越绝书》记载有石塘：“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记有塘的宽度和长度，这在《越绝书》中还是首例。列于石塘后面的还有“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和“杭坞者，勾践杭也，……去县四十里”。其中杭坞即今萧山境内古海塘沿线的杭坞山。石塘与杭坞、防坞属于《越绝书》的第四部分，均处于山阴县的西北方向，且距城距离相同，可以确定石塘位置在杭坞山附近。很可能是当时的一段后海海塘。那么为什么要在此地筑塘挡潮呢？ “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害，伤害，可以引伸为击溃。全句意思是指石塘是越国水军防卫与击溃吴国水军、军船的地方。石塘附近一带海面曾是吴越水军的战场。由此推断，石塘极可能是越国的水军基地和战船码头。修筑一条如此规模的石塘作为沿海水军基地避风塘和码头，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战备需要的。至于塘的类型，如同练塘的含义一样，石塘系一条石筑的海塘大致可以无疑。至于是砌石护坡的石塘抑或抛石护坡的石塘已无从查考。但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有关史料来分析，抛石护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

在地处我国东南一隅，负山临海，自然资源丰富，江海吐纳无节的荒服之地，生息着曾因卷转虫海侵而迁移退却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和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的古老于越部族21。在这片孕育过远古文明的古老大地上，当历史发展到封建制替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又涌现了诸如勾践、范蠡、文种、计倪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基于富国强兵、灭吴争霸的需要，领导兴建了一大批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以其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跻身于我国春秋时期的先进水利之列。

1、时代特色。水利事业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兴利除害，造福人类。毫无疑问，春秋绍兴水利同样是为了发展生产的需要。富中大塘的修建，使苦于咸潮的富中地区成为肥饶的义田，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处于吴越交战、非兴即亡时期的越国，其营建的水利工程必然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显见，开辟富中农业区未尝不是为了建立军粮基地。修筑练塘，显然是出于在海塘直薄的沼泽地区保护冶金基地的需要22。从山阴城东部到曹娥江边的东西向水道整治23，不但是为了沟通这一区域的山下湖泊与南北向自然河流的联系，而且也是为了沟通冶金原料产地、冶金基地、军粮基地和越国都城的交通运输。而冶金业则是与军备密切相关的基础工业。至于石塘的兴建，很可能纯属营建水军基地。因为在钱塘江的出海口岸，建造仅353步长的零星堤塘，对于100万亩沼泽平原24的拒潮功效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建设速度也是如此。春秋绍兴水利的高潮时期不过20年左右，所建工程仅据《越绝书》记载的就有塘5处、河道1处、城墙2处，还不包括钱塘江以北的长兴蠡塘在内25。工程规模，其中吴塘填土方约35万立方米26，古水道挖土方至少70万立方米27,大、小两城墙的土石方多达100万立方米以上28。如此土石方量的工程项目，即使在今天来说，也相当于中型工程的规模。而在生产力尚处于青铜器向铁器过渡阶段，仅30万人口的于越部族29,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成了如此众多的、颇具规模的水利工程，其建设速度之快，在我国春秋时期的地区性水利来说，实属罕见。这只能认为是处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和吴越交战双重政治背景下，于越部族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特殊产物。

2、时空特色。春秋绍兴水利的兴建，主要在公元前493年~公元前473年之际，时期之早不仅居于浙江之首，而且在全国也属屈指可数。作为我国水利工程先驱的堤防工程，起源较早。《国语 ·周语上》就记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警语。可见这时期的堤防简陋，常有决堤之虞。而真正能够有效地提高防洪标准，发挥“与水争地”实效的系统堤防则是在战国开始建立的30。与之相比，绵亘20余里的富中大塘，成功地阻遏了咸潮的侵袭，使塘内6万亩农田成为相对稳产高产的货殖之地，实已达到了系统堤防的标准，时间比战国黄河流域的系统堤防早了100多年。再以渠系工程中的拦蓄坝而言，我国早期拦河坝的代表是太原附近的智伯渠坝，创于公元前453年，原系壅水攻城而筑，后开渠引水灌田，成为原始的有坝取水枢纽31。而于越的吴塘筑于公元前473年左右，拒潮蓄淡，名为“辟首”，坝长约650米，净高16~19米，断面积790~906平方米，拦蓄库容可达300万立方米，至今大部分坝体尚存，其兴建年代比智伯渠坝早20年。至于在杭坞山附近海岸修筑的石塘，更是见之于国内海塘史料中的首次记载。无论作为海塘抑或石海塘，石塘在我国的海塘史上都可处发源和先期代表的地位。从空间位置的分布来看，春秋绍兴水利顺沿“山—原—海”阶梯状地形，依次在山麓冲积扇、沼泽平原和沿海地区，兴建了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形成自南向北的立体状工程体系（见图1）。在一个具有多种地理形态和自然条件的区划范围内，兴建与之相适应的众多水利工程，这样的空间位置分布，体现了较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水利中，也是不多见的。

3、技术特色。按工程类型分，春秋绍兴水利有堤塘工程、沟洫工程和城市防洪工程三大类。堤塘工程又可分为系统堤防和蓄水堤坝。在堤塘的断面设计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吴塘（图3）。

图3 吴塘横断面图

如图所示，吴塘现存坝体梯形断面的实测数据：坡顶均宽13.5米，与地面平均高13.3米，坝底均宽60.4米，平均坡度1：1.75，坝底遗址宽度82.7米。现根据坝底遗址宽度和溢洪道岙底高程，采用1：1.75~2.0边坡推算，原吴塘坝顶宽应为18.2~16.4米，坝高18.4~16.6米，坝顶宽与高相等。这样的断面尺寸与《考工记 ·匠人》记载的堤坝横断面设计相一致。《匠人篇》说：“凡为防，广与崇方。其闪叁分去一 , 大防外闪”。意思是，修建堤防，堤顶宽与堤高相等，两边坡度总合为“叁分去一”，每边边坡各为1：1.5，较高的堤防，边坡还要加缓32。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水利理论和工程技术的权威文献，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33。如果认为《考工记》总结了春秋起源堤防的技术理论，继而对战国系统堤防修筑发挥了指导作用的话，那么，《考工记》成书当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筑于同期的吴塘，坝断面的技术数据基本符合于《考工记》的理论计算，说明历来被认为晚于中原开发的我国南方钱塘江流域的水工技术，实已达到了当时中原地区同等的先进水平。

4、效益特色。春秋绍兴水利的效益，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在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勾践以前，北部沼泽平原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于越部族主要在“水行山处”以上的山麓地带活动，种植“粢、黍、赤豆、稻粟、麦、大豆、广、果”等作物34。初步估算，当时山麓地带的可耕地面积不超过6万亩（5.5米以上），其中可种水稻的不足3万亩35,还要遭受山洪和潮汐的侵害，只能“随陵陆而耕种”，所以产量底下，粮食匮乏，老百姓“愚疾而垢”36。勾践时代，随着一系列水利工程的相继建成，部分消除了咸潮和山洪的威胁，沼泽平原得以开发，从而使农业的重心逐步从南部山麓地带转移到北部平原水网地带。水稻田大量增加，稻米生产成了农业的中心。由于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水稻的谷粒饱满，产量增高，成为富中之地，因而吴王夫差称赞为“越地肥沃，其种甚嘉”37。从公元前490年勾践自吴返越开始兴修水利，到公元前481年，即勾践誓师伐吴的前一年，前后不过10年时间，就有效地改观了“愚疾而垢”所反映的缺粮状况，储备起能够供应5万精锐部队需要的粮食等军需品，说明当时赖以水利的农业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不仅如此，由于春秋绍兴水利在“山—原—海”的不同地形上均有建树，特别是对水土资源丰富的沼泽平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积累了改造这片“山洪漫流，海潮泛滥，土地泥泞，沼泽连绵”土地的宝贵经验，因而其效益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可以这样认为，奠定绍兴“鱼米之乡”基础的水利工程如鉴湖、平原河网和后海塘等，都是春秋时期的堤塘、水道和石海塘的延伸与发展，前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有机联系。

三

综上所述，大致能引出以下结论：

1、春秋时期的绍兴水利，具有丘陵山麓、沼泽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各类工程特色，属于综合性的水利工程系统。其兴建年代、建筑规模、技术水平以及工程效益，可以毫不逊色地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利工程相媲美。它们不仅是绍兴水利的发端和渊源，而且也可以作为春秋我国南方水利的缩影和代表。

2、春秋绍兴水利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密切相关的。勾践时代，越国的青铜器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铁器农具开始得到应用38,不仅为大规模的、艰巨的水利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而且为耕作大面积的富中地区，砍伐大范围的会稽山原始森林39, 提供了基础工具。同时，处于“非兴即亡”、“卧薪尝胆”时期的越国，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强化的、高效率的国家机构。正是由于国家机构的兴起和强化，才比之过去有可能较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有力地推动了治水斗争40。

3、春秋绍兴水利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于越社会的发展。综合性的水利工程系统，不仅保证了于越农业从崎岖的会稽山地向水土资源丰富的沼泽平原推移，逐步完成迁徙农业向定居农业的转移，而且也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使越国的经济实力获得迅速发展，诞生了以水利为代表的包括农业、渔业及造船、制盐、冶金、陶瓷、纺织、酿造等手工业在内的春秋绍兴文明41。因此，研究春秋绍兴水利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范围。它不但对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起源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而且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浙江经济发展乃至研究我国南方水利的起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至于春秋绍兴水利所体现的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稿

一九九〇年一月三稿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中国水科院周魁一高级工程师、《浙江省水利志》李绪祖主编等名家的指导。绍兴市、县水电局盛鸿郎、祝如新以及孙安江同志提供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