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医疗绩效！委员直击过度医疗！逼大夫当销售究竟在掏空谁？

孟山｜同济大学硕士

在202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的一项提案，像一把尖刀直接挑开了医疗行业很多人不敢摆到台面上的真问题。他极其尖锐地指出：医务人员的薪酬绝对不能与创收挂钩。在接受采访时，他引用了外科界的一句硬核行话：“外科医生要善于开刀，但更要善于拒绝开刀，不该开的刀坚决不开。

朱同玉代表

这句话精准点出了当前医疗体系内一个让人极其窒息的运营逻辑——医疗行为的商业绩效化（后文称KPI）。当你走进诊室，你以为面对的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在某些实行严苛“科室结余提成制”的医院里，坐在你对面的，可能是一个背负着沉重营收指标的医药推销员。

白大褂里为何藏着算盘？

要把过度医疗的病根挖出来，就必须理解公立医院生存的底层逻辑。虽然我们口耳相传，医院是公立医院，但在公立这件极具公益色彩的外衣下，掩盖着绝大多数医院自负盈亏的残酷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院的政府财政直接拨款，实际上只占其总收入的10%左右。医院要盖新大楼、买几千万的高端影像设备、发几千名医护人员的工资，剩下90%以上的钱，全靠从医保和医疗费上挣出来。

公益性，体现在了看病挂号价格上，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拥有顶尖技术的副主任医师，在门诊看一个号的挂号费可能只有几十块钱；做一台复杂的阑尾切除手术，主刀医生、麻醉师、两名护士四个人在无菌室里高度紧张地忙活两小时，国家指导定价的手术费可能只有1500元左右，这甚至还不如手术中随手拆开的一个一次性的、价值却动辄3000以上的吻合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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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医生核心智力价值的服务费被严重低估，医院的付费大头交给了器械和医疗器具——只靠医生的技术，医院可能明天就倒闭。

只要这种价格剪刀差一天不消除，医院为了生存，就只能采取畸形的交叉补贴模式：用昂贵的检查和高价耗材的利润，去填补基础医疗服务留下的亏损窟窿。于是，创收的压力顺理成章地被层层分解，最终压在了临床一线医生的处方笔上。现实中，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只占其总收入的30%不到，剩下的70%全靠和科室创收直接挂钩的绩效奖金。下班脱掉白大褂，他们也是要看银行卡余额的普通中年人。

塌陷的信任与变形的手术刀

治病救命的医生，却要在看病的同时兼顾高额的医疗KPI，多重压迫下，催生了触目惊心的过度医疗。在这种以量计价的KPI驱动下，原本可做可不做的检查，成了必做的流水线；原本可以保守治疗的血管，被无情地撑开。在国家强力推行耗材集采之前，国内部分心血管科室的支架滥用情况一度令人痛心，有的患者血管堵塞不到70%，没有明显出血的情况下，也在家属的恐慌与医生的沉默下下，被放上了两三个单价过万的进口支架。据国家发改委披露，我国曾长期是“输液大国”，人均每年输液量一度高达8瓶，远超国际平均的2.5到3.3瓶。这背后，很难说没有抗生素提成与门诊输液创收的推波助澜。

心脏支架，图片来源官方

输液没有用假药，为了维持医院的稳定运行，我想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医院商业KPI化，最令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它扭曲了青年医生的职业倾向与发展曲线，制造了极其荒谬的科室收入鸿沟。据国内多家权威医学平台的《医生薪酬现状调研报告》显示，长期以来，肿瘤科、骨科、心血管内科等极其依赖大型仪器检查和高值耗材的科室，其医生平均年薪稳居全院前列。而在同一家医院里，一个骨科或心内科主治医生的单月科室结余奖金，可能是同级别急诊科、儿科医生的2倍以上。这种赤裸裸的差异，导致年轻医生在定岗时疯狂涌向能赚钱的外科，而真正重要和保命的急诊、儿科则面临严重的人才断层。

医院年度收入统计图

站在老百姓这一侧，这场创收狂欢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掏空了国家的医保基金，也彻底瓦解了社会的信任。医保是全体国民的救命钱，无谓的重复检查和过度治疗就像吸血鬼，将兜底大病重病的资金消耗殆尽。近年来，随着国家医保控费收紧，高毛利水分被挤出，根据国家卫健委近年公布的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40%的三级公立医院陷入亏损状态。单纯靠KPI刺激已经无法掩盖公立医院底层的运转危机。更悲哀的是，当老百姓察觉到薪酬挂钩创收的潜规则后，医患之间原本基于生命托付的信任荡然无存。每一份全面的检查单，都成为了加剧医患矛盾的催化剂。

算盘赶出诊室，医院才能更进一步

既然顽疾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解药究竟在哪里？朱同玉委员的建言给出了极其清晰的破局方向：建立不与创收挂钩的综合性薪酬评价体系——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高技术高得、高风险高得。

这要求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常态化财政投入，并真正把医生这门手艺的价格提上去。目前我国已经开始采取新的改革措施——DRG/DIP（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简单来说，过去医院是按项目付费，做一项检查收一份钱，这天然成了过度医疗的温床。而DRG/DIP实行的是打包定价，医保机构根据患者的疾病种类和严重程度，实行一口价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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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行薪酬脱钩，让医生明白，他们的价值不在于推销了多少昂贵的耗材，而在于他们攻克了多复杂的疑难杂症，承担了多大的抢救风险。《2024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显示，超过70%的临床医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但认为自己合法薪酬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比例不到20%。他们太渴望靠纯粹的技术和良知来赚取阳光收入了。

在一个健康的薪酬体系下，哪怕急诊科账面上不赚钱，只要他们救活了足够多的重症患者，其医生的平均收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高于全院平均值。同时，法律与制度也必须给医生提供足够的容错空间，很多时候，全面的检查不仅仅是为了创收，近年来一旦发生医患矛盾，院方与法律多数时间会先让医生承担责任，这时候，全面的检查成了医生的保命符。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容错，才能让良医能够凭借过硬的技术说出一句“这个检查不需要了！”

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医疗不仅是技术，更是全社会最后的安全感底线。斩断薪酬与创收的利益链条，必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让部分习惯了靠开单提成维持运转的机构经历阵痛。但这场硬仗必须打。把算盘彻底赶出诊室，让医生地回归纯粹的诊疗。这不仅是对千万医护人员职业尊严的解放，更是对14亿老百姓生命健康最深沉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