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抽了一辈子旱烟，肺里头的痰咳不出来，一到冬天就闷得整宿睡不着。我陪他熬过几个冬夜，听他断断续续地讲些陈年旧事。可唯独这个故事，他只在那个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肯开口了。
那年的雪下得邪乎，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爷爷把炉子捅得通红，铝皮烟囱烧得发白，可他还是觉得冷，把棉袄裹了又裹，凑到炉边才开口。
“八二年那场大水，你还记得不？”
我记得。那年我十二岁，县城发了洪水，学校停了半个月课。
“郑州那边比你这儿厉害多了，”爷爷把烟袋锅在炉沿上磕了磕，“黄河决了口子，几个村子眨眼就没了。水退下去以后，政府招人加固堤坝，来了一帮包工队，领头那个叫王自健。”
爷爷说，王自健那年四十出头，瘦高个儿，胳膊腿像麻秆一样细，可干起活来比谁都狠。他当过兵，在南方打过隧道，后来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那年来到郑州，接的就是黄河堤坝的加固工程。
“那是个狠人，”爷爷眯起眼睛，“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见了谁也不怵。工地上百十号人，全听他一个人的。谁敢偷懒，他能骂得你三天抬不起头。”
包工队驻扎在离河堤二里地的一个废弃砖窑厂里，窑洞里铺上稻草就是床，几十号人挤在一块儿。王自健自己住最里头那间，门口搁张破桌子，算账、开会、吃饭都在这张桌上。
工程干了大半个月，顺顺当当。直到那天傍晚。
那天收工早，王自健带着几个工头去河边转悠，想看看白天的活干得怎么样。太阳刚落山，西边还烧着一片红，黄河水浑黄浑黄的，慢慢悠悠往东淌。
转过一道弯，几个人全站住了。
河堤上盘着一团白。
“一开始没人认出是啥，”爷爷说，“那么老大一团，白晃晃的，还当是谁扔的塑料布。走近了才看清——是条蛇。”
那蛇盘成一座小山，头枕在自个儿身子上，正对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通体雪白，一片杂色都没有。太阳最后的余光打在上面，泛起一层银光，跟戏台上白娘娘穿的那身行头一模一样。
“有多粗？”王自健问。
几个人都不敢吭声。最后还是开挖掘机的老张说了句实话：“比我腰粗。可能……比两个我加一块儿还粗。”
王自健不说话了，盯着那蛇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附近的村民听说了，纷纷赶来看稀奇。人越聚越多，不知谁带头，哗啦啦跪下一片，对着那蛇磕起头来。
“河神显灵了！”
“求河神保佑！”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跪在最前头，嘴里念叨着听不清的祷词。有个老太太从篮子里掏出两个窝头，恭恭敬敬摆在河堤上。
王自健看得直皱眉头，扭头就走。
“他当时没说啥，”爷爷说，“可脸色已经不对了。他最看不得这种事儿。”
那天晚上，村民们在河堤边守了一夜，烧纸、磕头，闹腾到后半夜才散。那白蛇一直盘在那儿，纹丝不动，就像一尊石雕。
第二天一早，王自健带着老张和另外两个亲信，开着挖掘机去了河堤。
“那几个村民还没走，”爷爷说，“见他们来者不善，跪下就求，说河神动不得，动了要遭报应。王自健理都不理，直接上了挖掘机。”
挖掘机的铁臂伸出去，铲斗对准了那条白蛇。
“那蛇这时候才动了，”爷爷的声音低下去，“它把头抬起来，转过来，看着那铁铲子。”
我问他，蛇的眼睛是什么样。爷爷沉默了好一会儿。
“就像……就像人。就像人看着你。”
挖掘机铲下去了。
铲斗锋利，一下就把蛇身斩成了两截。那蛇剧烈地扭动起来，尾巴扫得泥土飞溅。可王自健没停手，一铲一铲地斩下去，直到那蛇被剁成了七八段，再也扭不动了。
“老张后来跟人说，那蛇从头到尾没张开过嘴，没吐过信子，就那么看着他，”爷爷说，“眼睛一直睁着，一直看着。斩成几段了，那些段还在地上动，可每一段的眼睛，都还在看他。”
他们把碎尸堆成一堆，浇上柴油，点了火。
火烧起来的时候，那动静就大了。
不是噼里啪啦的燃烧声，而是——爷爷想了半天，找了个词——“像是有人在远处喊，又像是猫叫春，可仔细听，又不是。那声音一出来，在场几个人的腿都软了，老张当场就尿了裤子。”
火烧了很久。等灭了，只剩一堆黑灰。
王自健拿铁锹扒拉了两下，没什么特别的，扭头对那几个人说：“行了，回去干活。”
那几个跪着的村民，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当天晚上，王自健就出事儿了。
他睡到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打摆子，被子裹了三层还喊冷。老张听见动静跑过来看，吓得够呛——王自健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珠子通红，嘴唇发白，可额头烫得吓人。
“送医院吧？”老张问。
王自健摇头：“睡一觉就好。”
可他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条蛇的眼睛。
到了后半夜，烧退了些，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他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窑洞外头走，脚步声一下一下，很慢，很沉，不像人的脚步。他想爬起来看看，身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动不能动。
第二天一早，他挣扎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河堤。
烧蛇的地方，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
灰没了。灰烬没了。
连那堆柴油烧过的黑土都没了。地上干干净净，连一根草都没烧过。
王自健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接下来的日子，工地上的怪事儿一件接一件。
先是老张。他开挖掘机斩的蛇，头一刀就是他下的手。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媳妇发现他嘴歪眼斜，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呜呜噜噜，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送医院说是中风，可他才三十二岁，血压正常，身体壮得像头牛。
然后是帮忙搬蛇尸的两个小工。一个浑身没力气，拿个馒头都哆嗦，走着走着路就腿一软跪在地上。另一个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满屋子的蛇，小的大的，黑的白的，往他床上爬，往他被窝里钻。他吓得不敢睡，实在熬不住了眯一会儿，又梦见自己躺在一堆蛇里头。
工地上开始议论纷纷，说那是河神显灵，杀不得。
王自健听见了，骂了几句脏话，可他自己也越来越不对劲。
有人看见他一个人站在河堤上，对着空气说话。问他跟谁说，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没事。
夜里头，窑洞里的工人经常被他吵醒。他一个人在屋里喊叫，喊着“别过来”“滚开”，有时候是哭，呜呜咽咽的，像一个小孩在哭。有人扒着窗户往里瞧，看见他缩在墙角，对着另一面墙说话。那墙上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没人敢挨着他住了，”爷爷说，“他那个屋，夜里头，有人经过的时候听见里头有说话声，可不止他一个人的声儿。”
我问爷爷，还有谁的声？
爷爷没答话，抽了口烟，接着说。
大概是出事儿后的第十来天，那天晚上下着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个工人睡不着，挤在一块儿打牌。打到后半夜，听见外头有动静。
是脚步声。
从窑洞口走过去，一步一步，很慢，很沉。踩在泥地里，噗嗤，噗嗤，一下一下的。
有人壮着胆子探头出去看，外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可那脚步声还在响，噗嗤，噗嗤，往河堤的方向去了。
“谁这时候去河堤？”
几个人面面相觑。突然有人想起什么，往王自健那屋一看——门开着，人没了。
他们追出去，沿着河堤跑。雨越下越大，打在脸上生疼。跑出二里地，远远看见个人影站在堤坝最高处。
是王自健。
他直挺挺地立在那儿，面对着黄河，一动不动。雨浇在他身上，他也不躲，就那么站着。
有人想喊他，被旁边的人捂住了嘴。
因为那个人影旁边，还有另一个东西。
白色的。
比他高，比他大，直直地立在他旁边。
也是面对着黄河。
“你们看清楚没有？”我问爷爷。
爷爷摇头：“没人看清楚。天太黑，雨太大，隔得又远。只看见一团白，模模糊糊的。”
他们愣在那儿，谁也不敢动。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几分钟，那团白消失了。
王自健一头栽进了黄河里。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爷爷说，“那么高跳下去，应该‘嗵’的一声，可什么都没听见。他就不见了。”
打捞队捞了三天，从下游找到上游，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黄河水浑，打捞的人用竹竿往水里探，探了半天，除了淤泥就是烂树枝子。
王自健就这么没了。
那几个参与斩蛇的工人，后来也没落着好。老张瘫了半边身子，媳妇伺候了两年，最后还是没熬过去。他家那年冬天着了火，人没跑出来。另外两个小工，一个疯了，成天在街上乱跑，见人就喊“蛇来了”；另一个回了老家，听说没几年也得怪病死了。
好好的一个包工队，散了。
“那蛇呢？”我问爷爷，“那条白蛇，到底是什么？”
爷爷没直接回答。他把烟袋锅里的灰磕干净，又装上一锅新的，凑到炉子上点着，抽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
“那年冬天，就是这场雪之前，有人看见河堤上站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谁看见的？”
“你三叔。”
三叔那年去郑州办事，坐夜班车经过黄河大桥。他说桥下头河堤上，站着个女人，穿着一身白，面向着河，一动不动。车开得快，一晃就过去了。可他回头看，那女人还站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连头发丝都没动一下。
“这么冷的天，大半夜的，一个人在河堤上站着干什么？”
爷爷没答话，只是又往炉子边凑了凑。
窗外的雪还在下，扑簌扑簌地落在窗台上。炉火烧得通红，可我还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冷。
好半天，爷爷又说了一句：
“你三叔回来说，那女人的衣裳，白得不像是布做的。”
我问他那像什么。
他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我再问起这件事，爷爷就不肯讲了。问急了，他就说：“小孩家，打听这些干什么？”
可我偷偷问过三叔。三叔那年喝多了酒，跟我提过一嘴。他说他看见那女人的时候，车窗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可就在他往外看的那一瞬间，那层霜化了个干干净净。
“就像有什么东西，隔着玻璃在看我。”
他停了一下，又说：
“那女人身上穿的白，不是布，一块一块的，是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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