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厂子终于喘过气来了。
正月十五刚过，丹东那边传来消息——冻结的那二十万货款，解冻了一半。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车间里看女工们干活，手一抖，烟差点掉了。
“多少？”
“十万。剩下的再等等，说是分批解。”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崔姑娘抬起头看我，用眼神问怎么了。我冲她笑了笑，没说话。
打点的学问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国内那个朋友的点拨。
去年年底，我回丹东过年，跟老刘喝酒。他听了我的情况，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得舍得花钱打点。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烟酒，是大钱。”
“多大？”
他伸出五根手指：“这个数。从上到下，关键的人，一个一个喂。喂熟了，他们就是你的门神。”
我咬牙拿了五万块。回新义州之后，托黄厂长约了几个关键人物吃饭。酒桌上，我什么都没说，就是喝酒，就是敬，临走塞了红包。
效果立竿见影。
二月份开始，检查突然少了。以前一个月四五波，现在一个月来不了一回。偶尔来的，也是走个过场，转一圈就走，连账本都不翻了。三月份，消防的人来，看了看，说挺好，没问题。查账的人来，翻了翻，说账目清楚，没问题。连去年那个最麻烦的“上面的人”，都没再出现过。
黄厂长有天晚上来找我喝酒，喝到一半，他说：“厂长，你开窍了。”
我说是。
他拍拍我肩膀：“这就对了。在哪儿都一样，有人护着，才有人活着。”
三月份，第二批货款解冻了。加上之前的，卡住的钱回来了十八万。账上第一次有了活钱，不用再借钱发工资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车间里那些埋头干活的背影，心里想：是时候了。
升级
三月底，我让施工队进了厂。
先改造宿舍。原来那五间房，再加盖八间，能住六十个人。炕换成新的，地砖铺上，墙刷白。每个屋加个炉子，烧煤的，晚上烧得热热的。被子全换新的，厚的，军绿色的，一人两条。
然后是食堂。原来就一个灶台，两口锅，一顿饭能做三十个人的。现在扩大了一倍，加了两个灶，买了蒸箱、和面机。厨师从丹东请的，一个月三千块，专门做菜。
我跟厨师说：以后每天三顿饭，早中晚，管饱。午饭和晚饭必须有肉，最少两个肉菜。红烧肉、炖排骨、炒肉片、肉末茄子，轮着来。
厨师算了算账：“厂长，这一个月光肉钱就得两三万。”
我说：“花。”
四月一号，新食堂开张那天，我让厨师做了十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木须肉、肉末豆腐、鸡蛋炒西红柿、炒土豆丝、白菜炖粉条、紫菜蛋花汤、大米饭、馒头。
女工们站在食堂门口，看着那满满一桌子菜，没人动。
“吃啊，”我说，“今天是开张，随便吃。”
崔姑娘第一个走进去，拿起碗，盛了半碗米饭，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坐在角落里，低头吃。
其他人也跟着动。可我发现，她们都只夹素菜，肉菜没人动。
我走到崔姑娘跟前：“怎么不吃肉？”
她抬头看我，有点慌。然后站起来，夹了一小块红烧肉，放进碗里，拌着米饭吃了。吃完，冲我笑笑，又低下头。
我看了一圈——每个人碗里都是素菜居多，肉就一两块，有的干脆一块没有。
那天之后，我开始注意她们的吃法。
每天早上，食堂供应粥、馒头、咸菜。她们吃得很急，十五分钟就吃完，然后去车间。可我发现，有人往兜里塞馒头——掰一半，用塑料袋包好，揣进怀里。动作很快，很自然，像做了千百遍。
中午和晚上也一样。肉菜上来，她们夹一两块，吃了，然后就只吃素菜和米饭。可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个塑料袋，或者饭盒。等吃得差不多了，她们会把剩下的肉菜——那些没动过的、完整的肉块——夹出来，装进塑料袋，塞进兜里。
一开始我以为她们是吃不完浪费。后来发现不是。她们是特意省下来的。
四月中的一天，我让小崔帮我问问。
小崔跟几个女工聊完，回来跟我说：“厂长，她们把肉带回家。”
“带回家？”
“给家里人吃。老人、孩子、男人。”小崔低着头，“她们说，厂里天天有肉，她们吃饱了。家里一年吃不上几回，带回去，孩子就能吃上。”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崔姑娘那天晚上加班，我特意去食堂看。她端着一碗饭，面前放着一份红烧肉。她把肉一块一块夹出来，用塑料袋包好，塞进饭盒里。然后低头吃米饭，就着白菜汤，吃得干干净净。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你弟弟，”我问，“多大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比划着：七岁。
“上学了？”
她点点头，笑了。
我又问：“他喜欢吃肉吗？”
她点头，笑得更开了。然后她从兜里掏出那个饭盒，打开，给我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八块红烧肉，油汪汪的，还冒着热气。
“这个，”她说，用磕磕巴巴的汉语，“弟弟的。”
我眼眶一热，扭过头去。
四月下旬，恩珠来了。
她长高了，十二岁了，穿着件新棉袄——不是红的，是蓝的，领口绣着花。身后跟着金明子大娘，背着个大布包。
“厂长，”恩珠跑过来，“我放假了，来看你。”
我蹲下来，看着她。脸上有肉了，眼睛亮亮的，不像前几年那么瘦了。
“大娘也来了？”
大娘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了半天话。恩珠翻译：“大娘说，谢谢厂长。她在电视上看到新闻了，说今年朝鲜干旱，好多地方粮食不够吃，她怕厂里也难。来看看，放心。”
我心里一动。
新闻上说的那些事我知道——2016年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警告，朝鲜有2.5万名儿童因旱灾急需营养治疗，粮食产量比前年减少了20% 。三月份的报告说，朝鲜居民日均粮食配给只有370克，连联合国建议的600克都不到 。
可这些话，我没跟女工们说过。她们也不问。她们只是每天低头干活，把省下来的肉带回家。
那天晚上，我留大娘和恩珠吃饭。食堂里红烧肉、炖排骨，满满一桌子。大娘看着那些菜，眼眶红了。她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然后就不吃了。我问怎么了，恩珠说：“大娘说，太好吃了，舍不得吃。她想带回去，给邻居家孩子尝尝。”
我让厨师另外装了一份，让大娘带回去。
账本上的新一页
恩珠临走前，给我看了她的账本。
还是那个作业本，边角卷了，封面上又添了几道褶子。翻开，一页一页记着：
“2016年1月，卖鸡蛋赚3块，攒着。”
“2016年2月，帮大娘干活，给2块，攒着。”
“2016年3月，学校发奖学金，5块，攒着。”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几行新字：
“2016年4月，来厂里看李厂长。食堂好多肉，大娘哭了。崔阿姨说，厂长是好人，给她们盖了新宿舍，天天有肉吃。她说她弟弟今年七岁了，比以前胖了。”
下面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
“妈，你在那边看见了吗？厂长把厂子保住了。新义州真的在变好。”
我把账本合上，还给她。
“恩珠，”我说，“你现在还欠账吗？”
她摇摇头，笑了：“不欠了。我妈的账，我还完了。我现在是攒钱，给自己上学用。”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十二岁的孩子，从十岁开始记账，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欠的债还完了，开始攒自己的未来了。
五月初，有一天晚上加班，我去车间转了一圈。
九点多了，灯还亮着。女工们还在干活，手一刻不停。崔姑娘坐在第三排，面前堆着一摞包装盒。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冲我笑笑，又低下头干活。
她的工位旁边，挂着那个熟悉的布包。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饭盒。我知道，那是今晚省下来的肉，明天带回家给弟弟的。
我看着她那双裂着口子的手，看着她低着头认真干活的样子，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她的时候。那时候她才十九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在食堂里问我：“能带回去吗？”
三年了。她弟弟从四岁长到七岁，从一年吃不上两回肉到现在每周能吃上一回。她自己从瘦成竹竿到现在脸上有了肉，从睡门廊到现在住进暖和的宿舍。
可她还是在省肉。还是把最好的那一口，留给家里。
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着，灯光照在她们身上，照出那些瘦削的肩膀，那些认真的侧脸。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们不是不舍得吃。她们是舍不得自己吃。她们心里装着的，永远是家里人——弟弟、妹妹、老人、孩子。自己吃饱了就行，肉要带回去，让那些还在饿的人，也尝一口。
朝鲜那地方，苦是真苦。2016年，干旱、洪水、制裁，新闻上天天说 。可这些人，好也是真好。她们自己吃着白菜汤，把肉省下来带回家。她们住着暖和的宿舍，心里惦记的还是家里那个冷炕。
那天晚上，我去食堂看了看。厨师正在准备明天的菜，一大盆五花肉泡在水里。我说：“明天多做点，让他们多带些回去。”
厨师点点头。
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那排新盖的宿舍，看着里面透出来的暖黄的灯光。风吹过来，已经不冷了。
春天，真的来了。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碰见崔姑娘。她刚从宿舍出来，手里拿着那个饭盒，往车间走。
“怎么不睡觉？”
她比划着：忘了东西，回去拿。
我看着她走回车间，打开灯，从工位上拿起那个布包——是她每天带饭的那个。她把饭盒放进去，系好，挂在墙上。
然后她关灯出来，看见我还站在那儿，冲我笑笑，跑回宿舍去了。
我站在黑暗里，看着那个车间，看着那扇门，看着那排亮着灯的宿舍窗户。
抽屉里，那双新袜子还没穿。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崔姑娘织的。
十二双了。
等着。日子在往前走。她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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