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外交主题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作为长期追踪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14名全职研究人员第一时间解读相关内容，现将相关内容发布如下：
2026年王毅外长记者会的四重历史新意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
▲2021年“蓝厅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王文握手
也是有幸多次近距离与王毅外长交流的学者，在全程聆听了2026年王毅外长的两会记者答问后，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不仅是一场信息密集的政策发布会，更是中国外交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向世界发出的战略宣示。
与往届相比，今年表述更坚定、逻辑更清晰、格局更开阔，在我看来，有四点尤其值得关注的要旨，一以贯之又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方位。
一、中国是全球对外政策最稳定的国家，稳定之中国是世界之福
今年记者会开篇，王毅外长便明确强调：“中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与数年前“保持战略定力”的表述一脉相承，但站位更高、格局更大。
回望过去多年外长记者会，中国始终重申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反观西方大国，外交政策随选举反复摇摆、战略承诺朝令夕改。今年中国更直接将“稳定”上升为全球公共产品，明确宣示政策稳定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这种可预期、可信赖、可依靠的大国外交，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中国不搞地缘算计、不选边站队、不搞阵营对抗，连续36年新年首访非洲，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用行动证明：只有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最长线的确定性。
二、对和平的追求，中国人最坚定；中国劝和促谈，贡献越来越明显
今年外长记者会对热点冲突的论述，实现了从“呼吁和平”到“主导促和”的关键升级。
往届记者会上，中方多以“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表达立场；今年王毅外长系统阐述乌克兰危机需打开对话大门、加沙必须停火重建、伊朗局势应避免新冲突，明确提出“ 当务之急是止战促和”，并点出反对拱火浇油、以斡旋化解矛盾。从俄乌到巴以，再到美以伊紧张态势，中国 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和平进程的关键推动者、对话框架的搭建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不应再上演19世纪旧戏码”，这句铿锵表态，与过去“中国始终是和平倡导者”相比，更具历史穿透力。事实证明：世界越乱，中国越稳；战火越烈，中国促和之力越显担当。
三、中美关系已止跌企稳，中国越来越具有未来塑造力
今年对中美关系的定调，是历年最积极、最主动、最具塑造性的一次。
数年前，王毅外长记者会表述多为“避免冲突对抗、妥善管控分歧”，偏重于“守底线、防风险”；去年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今年则直接定调：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提出“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并直言“中美谁也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方式”。
这一表述极具战略深意：中美关系已从过去“美方主动、中方被动应对”，转向中方主动设议程、定方向、塑未来。中国不再被动回应美方施压，而是以更大格局、更开放态度引领互动逻辑，推动两国走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止跌企稳已成事实，中国的塑造力与话语权，正历史性提升。
四、两岸统一越来越近，大势不可阻挡，更是国际民心所向
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今年力度最强、法理最足、气势最盛，释放出统一进程加速的明确信号。
往届多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反对台独、维护主权”；今年王毅外长直接以二战胜利成果、《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大2758号决议构筑完整法理链条，严正指出“绝不允许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掷地有声宣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
从“反对台独”到“打击台独”，从“争取和平统一”到“历史进程不可阻挡”，词语之变折射大势之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更加稳固，“台独”必败、统一必成，不仅是历史定论，更是国际民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
总而言之，整场记者会，定力如山、自信如潮、格局如宇。中国外交已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稳定应动荡，以和平止战火，以主动塑大国关系，以决心促国家统一。这不仅是2026年中国外交的总纲领，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迈向世界的坚定宣言。世界可以确信：一个稳定、和平、自信、统一的中国，必将给人类前途带来更大光明。
超越“门罗主义”：
中国睦邻之道如何重塑亚洲地缘逻辑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外长所言“多事之秋”指向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动荡：乌克兰危机延宕、中东局势紧张、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碎片化风险。在此背景下，亚洲贡献全球增长60%以上，形成鲜明的“稳定岛”效应。这一局面的“来之不易”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转移必致冲突”的宿命论，证明了新兴大国与周边国家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构建共生型秩序。
中国坚持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及“亲诚惠容”理念，本质上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学的超越。传统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奉行“门罗主义”式的势力范围政策，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制造阵营对立，这种排他性安全观正是地区动荡的根源。中国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其核心在于：
安全维度：以对话协商替代军事对抗，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机制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而非追求绝对安全。
经济维度：以互联互通消解地缘壁垒，RCEP生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形成深度相互依存的经济生态系统，使合作共赢成为理性选择。
价值维度：以“亚洲共同价值”对冲意识形态划线，尊重文明多样性，拒绝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
中国将自身定位为“稳定锚”“发动机”“践行者”三重角色，这一自我认知具有深刻内涵：“稳定锚”强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发动机”凸显发展动能外溢效应；“践行者”则表明价值引领的示范性而非强制性。这种定位既区别于霸权国的“领导”姿态，也超越了普通国家的“搭车”心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自觉。
展望未来，面对地区国家政局变动与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中国需持续以制度性合作固化互信基础，以发展红利稀释安全焦虑，以文明对话化解认同分歧。唯有将双边睦邻关系升华为区域命运共同体，方能确保亚洲长治久安，为全球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从外交里程碑到APEC中国年：全球治理的中国实践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今世界，全球挑战层出不穷，治理赤字更加突出，多边主义面临严峻冲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正当其时。2025年，中国外交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标志，实现了从理念倡导到机制构建的关键跃升。2026年，中国正以APEC举办为契机，启动从区域合作到全球治理的创新引擎，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变为现实。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系统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迅速获得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当场表示，倡议的核心理念同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中方牵头发起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相继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总部成立，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踊跃加入，推动各国合作发展。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早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并在各国产生了共鸣。以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心相通，推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欧班列运行超过12万次，连接着欧亚3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不仅是疫情期间的生命通道，更成为共建国家的经济动脉。
全球治理倡议以务实合作为底座，让中国犹如“心脏”和引擎，推动“一带一路”联通全球。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突破了3万亿美元，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进出口增速均超15%，无论是能源合作还是基建规模及本币结算合作都得以持续深化，这充分印证了“行动导向”从理念走向落地。
“十五五”开局之年，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后第三次担纲东道主，也是全球首个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的APEC峰会。
以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APEC，中国APEC年正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再次凝聚力量、重启合作引擎。王毅外长指出，我们将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靓丽名片，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正在向亚太乃至全球展示创新、开放、增长的合作之道。同样作为国际合作的靓丽名片，践行“20+8”产业集群的深圳，“十五五”期间其GDP将突破5万亿，深圳外贸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并正以“机器人谷”“金融智谷”等实体载体，成为全球治理倡议的微观缩影。十公里长的留仙大道创新走廊集聚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实现“上午设计、下午打样”的制造速度和智造能力，与30多个APEC经济体城市建立了友城关系的深圳，正在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数字标准互认，推动亚太地区建立智能经济新形态。
不仅如此，中国正将“全球南方”诉求融入亚太议程。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并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规则制定。这与全球治理倡议“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一脉相承——不是输出模式，而是赋能能力。
2025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奠定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础，2026年的APEC深圳峰会则将检验区域实践效能。在保护主义的回潮、强国霸权横行的当下，中国正以开放之姿、创新之力、合作之诚，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愿景转化为可触摸的经济生态。APEC举办地深圳的灯火，映照的不仅是城市崛起，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希望之光。
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开放强音破局逆全球化暗流
敦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遭遇逆风，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与脱钩断链，试图将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避了风吹雨打，实则隔绝了阳光与空气。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再次向世界传递出坚定且清醒的声音：面对逆全球化抬头，中国将坚决抵制保护主义，同世界更好分享发展机遇，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是稳健前行的中国经济，是抵御逆全球化寒流的核心动力源。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5.4%，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始终保持在30%左右，这一比重已超越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作为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正变得更加完善，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更加巩固。在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中，中国持续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稳步充当全球增长最稳定的压舱石。
二是普惠包容的中国主张，是破解发展鸿沟、做大全球化“蛋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更可持续的发展和更公平有效的治理来解决。中国倡导推动各国在开放发展中优势互补、机遇共享，在利益融合中共同发展、相互成就。这一主张牢牢把握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坚决遏制贫富鸿沟拉大的核心原则，致力于从根本上消除隔阂，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中国行动，是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畅通全球产供链的关键支撑。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面对割裂全球产业链的负面行径，中国正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全面承担起“世界工厂”的重任，更深度发挥好“世界市场”的广阔作用。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一个矢志维护公平开放国际经贸秩序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作出崭新贡献。
照亮而不灼伤：大国担当的新境界
衣英男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在2026年3月8日的记者会上，王毅外长以近两万字的答问，系统阐释了中国外交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与未来走向。这场记者会既是政策的宣示，也折射出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深层思考。
基辛格在《外交》一书中曾剖析美国外交传统中交织的两种使命：一是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二是承担传播价值的“传教士”。这两种取向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然而，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单纯的“照亮”与“传播”已难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复杂挑战。王毅外长的回答展现出中国外交的一种新自觉：我们愿意成为照亮前路的光，但无意成为强加于人的火。
这种自觉首先体现为对“光”的重新定义。王毅指出，“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战乱、贫困、饥饿、不公”——这意味着真正的共同挑战并非文明间的冲突，而是全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对多边主义的坚守、对全球南方的支持，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国际秩序应是各国共同守护的家园，而非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地。
这种自觉更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克制。记者会中反复出现的“不干涉内政”，以及对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尊重，勾勒出清晰的伦理边界。当被问及“大国共治”时，王毅明确拒绝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逻辑，强调“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这一立场既源于对历史教训的洞察，也体现着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
基辛格笔下的“传教士”使命往往包含着改造他人的冲动。而中国外交的选择是：竖起一座灯塔，但把航行的选择权留给每个国家。正如王毅所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这种认同并非源于输出或强制，而是因为它回应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向往。
中国无意成为新的“传教士”，而是希望做和平的守护者、发展的贡献者、秩序的维护者。这盏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灯，不试图灼伤任何人，却为所有愿意前行的人照亮方向。
从“五个坚定”看中国外交的战略定力与时代担当
刘锦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科研合作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毅外长用“五个坚定”概括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行动方向，对当前国际局势、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外交任务进行了一次高度凝练回应。“五个坚定”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整体，回答了中国要维护什么、反对什么，也回答了中国将承担什么、走向哪里。其背后展现的是中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的战略定力、原则底色与历史主动。
首先，“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升温，大国博弈外溢效应增强，一些国家以“去风险”“小院高墙”等名义对他国实施遏压，实际上已经把安全问题泛化、工具化，并不断挤压别国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守住底线、立足全局，将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其次，“坚定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反映了中国对当今国际秩序失衡问题的深刻判断。今天世界上很多矛盾的根源不在于规则太少，而在于规则被选择性解释、差别化执行。某些国家动辄把“基于规则的秩序”挂在嘴边，但其所谓的规则往往服务于自身利益，一旦国际法与其战略目标不符，就绕开联合国、绕开多边机制，甚至直接诉诸施压和胁迫。中国强调维护国际法治，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反对把强权包装成规则、把例外当成常态。
再次，“坚定反对一切单边行径和强权霸凌”，则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年来，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技术封锁、经济胁迫越来越成为部分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政策手段，实质上是在以实力差异替代国际规则、以集团利益压制共同利益。中国对此保持鲜明反对，因为这种趋势如果任其蔓延，世界将重新滑向强者通吃的丛林逻辑。
同时，“坚定恪守并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展现出中国外交鲜明的责任伦理。一个大国是否值得信任，不仅要看它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更要看它是否愿意承担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持续提出倡议、推动合作，实际上正是在以务实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最后，“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是“五个坚定”中最具方向感和价值感的一句。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尽管个别国家试图通过脱钩、对抗、阵营化重塑世界秩序，但开放合作、共同发展依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现实需求。
总体看，“五个坚定”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大国外交方法论：以国家利益为根基，以国际正义为原则，以反对霸凌为立场，以履责担当为路径，以历史方向为引领。中国外交既有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意志，也有推动世界走向稳定、合作、进步的宽广胸怀。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要“某国第一”
徐天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别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百年变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某国第一”，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思辨与反思历史不难看出，唯有秉持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精神，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民族主义，人类社会才可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某国第一”思维，强调的是一国在军事上对其他国家的无情碾压，要求经济上永远占据产业链绝对优势地位，本质上要求一国对其他国家持有控制权。显然，这种目的本身就会导致国际社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竞技场，把全球规则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实践中，它已经表现为随意杀害与绑架其他国家政治与商业领袖，施加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与关税壁垒、技术领域封锁与脱钩、单边退出国际机构与规则等。世人所见，这些行为导致经济停滞、百姓流离失所，甚至社会陷入混乱，“某国第一”下的残忍霸权行径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是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把握，对人类未来相互关系的深邃思考。正如王毅外长所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该理念，就是要向世界表明：“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战乱、贫困、饥饿、不公。战胜这些挑战，不能靠单打独斗，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团结合作、同球共济。”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人也增进幸福，这不仅是中国人长期秉持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格局，也是经济学理论中反复强调的用合作增加共同福祉的本意。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正面临关键抉择：是零和博弈相互毁灭，还是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是互相欺诈隐瞒暴力征服，还是相互尊重学习文明交融贯通？答案很明显，除了少数极端分子，没有人希望世界变成毫无底线、没有规则秩序的丛林世界。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前途不会自动到来。”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同各方携手努力，不断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变成现实，希望世界更多的人一起，为这个美好的愿景共同努力。
中国加入APEC35年：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进入新阶段
申宇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王毅外长在答中外记者问中提到：“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2020年11月，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该愿景提出要在2040年建成亚太共同体的目标，这是APEC“茂物目标”于2020年到期后，为后2020新阶段的亚太发展确定的新方向。2026年作为APEC“中国年”，中国将落实这一愿景，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负世界各国人民对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期待。
王毅外长还提到：“深圳APEC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再次凝聚力量。”一方面，亚太当下处于变乱交加的特殊时期。大国博弈白热化、阵营化风险上升、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均为亚太发展增加了诸多变数。然而，APEC是当下为数不多的真正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战兴起的背景之下，APEC的重要价值愈加凸显。当下，我们更应该坚定地维护APEC多边主义、包容性、开放性的独特价值，推动APEC成为全球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近些年，中国在APEC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从“融入者、参与者”变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尤其是目前美国在亚太影响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亚太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承担起促进亚太发展，推动亚太繁荣的重担。未来，亚太发展不应仅仅追求经济与贸易自由化，更应该沿着可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路径，全面构建亚太共同体。
越过山丘：中美需在实力对等的新现实中重构共处之道
鲁东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毅外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将2026年定调为中美关系的“大年”，这绝非外交辞令的修饰，而是基于全球地缘政治周期与大国博弈深层逻辑的精准预判。所谓“大年”，不仅意味着高层交往与对话机制的密集重启，更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处于从极限施压向新常态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在经历了长期的摩擦与试探后，双方都意识到，由于彼此体量巨大、利益深层交织，任何试图彻底改变或取代对方的策略都已失去现实基础。
这种判断有着坚实的现实依据。2025年12月，美方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开承认中美已转变为“实力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随后的《中国军力报告》更是将中国视为“同等水平的对手”。这种战略认知的转向，标志着美方对华政策正被迫从单向压制的幻觉转向承认现实后的对等博弈。当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何在高烈度竞争中找到一种长期的共处之道，已成为两国最迫切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2026年作为“大年”的深意，在于双方需将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王毅外长提出的“改变相处方式”，本质上是对这种力量平衡的理性回应。它要求双方放弃改造对方的执念，回归现实主义。不再纠结于价值观的胜负，而专注于如何带着分歧共存。这意味着中美要学会把矛盾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在竞争的同时，守住不爆发冲突的底线。
目前，“议程已经摆在桌面上”更是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中美沟通已告别务虚的喊话，进入实操博弈。中方展现出的积极与开放，实际上是在检验美方在承认“实力对等”后，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信誉。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排除其国内政治的干扰，将桌上的议程转化为具体的合作清单。如果这些议程能逐一落实，2026年将成为中美建立抗干扰危机管理机制的起航之年。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已进入“缩短问题清单”的实干阶段。我们不应幻想通过几次高层会晤就解决多年积弊，但可以期待双方在认清彼此实力底牌后，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的、可持续的稳定。2026年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如果两个对等的大国能证明，即便在竞争环境下依然可以谈成事，那么这种基于实力的尊重与共处，将成为未来全球秩序最稳定的基石。
中欧经贸超1万亿美元：欧洲对华认知需要一场觉醒
丁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用一组扎实数据为动荡世界中的中欧关系“定了调”：贸易总额超1万亿美元，200多万欧洲游客免签来华，欧洲领导人接踵来访。这不仅是外交的暖意，更是利益的深度交融。然而，数据背后仍有一个根本问题亟待回答：当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显现，欧洲能否真正实现对华认知的觉醒？
王毅外长清晰地指出了中欧关系的本质：“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完全可以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动态平衡。”这句话击中了当前欧洲对华政策的矛盾核心。一方面，欧洲在科技、贸易等领域追随“去风险”叙事，对中国投资设置壁垒；另一方面，欧洲在绿色转型、全球治理、经济复苏等方面对中国高度依存。这种“既想合作、又设障碍”的矛盾心态，根源在于其对华认知的偏差：将相互依赖误读为风险，将利益交融视为威胁。
更值得关注的是，王毅外长明确提出：“欧洲是多极格局中的当然一极，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当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胁迫、能源捆绑、政治分化来削弱欧洲时，中国选择支持欧洲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且强大的一极。这种支持，既体现在欢迎欧洲领导人接踵访华的外交姿态上，更体现在对欧投资、市场开放、绿色数字合作等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乌克兰危机延宕、全球治理赤字加剧，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独立的外交空间。王毅外长用“健身房”的比喻向欧洲发出邀请：“我们乐见欧洲的朋友们走出保护主义的‘小阁楼’，来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到这里强筋壮骨，提升竞争能力。”这是中国对欧洲的期待，也是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路径。
1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是中欧共同利益的压舱石，但真正的压舱石是认知的校准。欧洲需要一场认知觉醒：中国的崛起不是欧洲的威胁，而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维护多极秩序的伙伴。当越来越多欧洲有识之士，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客观积极地看待中国，中欧关系的未来便有无限可能。
以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促进合作交融与多极共存
李佳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6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关于“稳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确定性来自互利共赢”等论断，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中欧合作共赢伙伴关系的态度，为百年变局下的中欧关系发展明晰了方向。
破局：以“伙伴”定位消解“对手”
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欧盟内部对华认知出现分化，而王毅外长明确的中欧“伙伴”定位，是基于半个多世纪合作实践的客观判断。中欧货物贸易总额从建交之初的24亿美元到2025年的超过1万亿美元，中欧双向投资存量超28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等，丰硕成果印证了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王毅外长用“走出保护主义的‘小阁楼’，来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的生动比喻，呼吁欧洲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为其指明了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红利的现实路径。
定力：以互利共赢筑牢关系根基
王毅外长指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这一论断直击当前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中欧经济总量合计超全球的三分之一，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欧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会改变，欧洲也应坚持战略自主的立场，隔绝“脱钩断链”的杂音，扩大合作市场，共同维护元首外交成果，为双边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筑牢互利根基。
担当：以多边协同共推世界多极化进程
王毅外长明确，“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将成就彼此，还将照亮世界”。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反对阵营对抗，促进多极化发展是中欧的共同担当。双方应携手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推动联合国改革、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权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共促多极共存国际格局的形成，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君子和而不同”，中欧作为两大文明、两大力量和两大市场，唯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才能为双方发展的稳定性提供坚实支撑，共同开辟下一个更加互利共赢的50年，并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四问日本：中日关系的十字路口与历史之镜
吴奇聪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就中日关系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作出回应，以四问揭橥日本右翼势力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倾向。
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本质上是以虚构的安全威胁为借口，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制造法理依据。王毅外长连发四问：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日本有何资格介入？中国台湾地区若发生变故，日本依据何种国际法权源行使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的扩张适用，是否意味着对和平宪法核心条款的实质性掏空？日本究竟要向何处去？以上四问，直指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逻辑悖论，亦直指当前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对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侵蚀风险。
从历史维度审视，高市早苗的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长期推动国家“正常化”的延续。王毅外长提及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八十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了日本侵略罪行的历史定论，也奠定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日本现职领导人以“存亡危机”为辞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时，历史的镜像效应愈发清晰。
王毅外长的回应体现了对中日关系复杂性的辩证把握。一方面，中方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保持零容忍态度，“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十四亿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这一表述既是对历史正义的坚守，也是对国家实力自信的彰显。另一方面，“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这一表态为两国关系的转圜预留了空间。中国人民很清楚：真正需要守住的，不只是两国关系的表面稳定，更是防止历史问题再次转化为现实风险的认知底线。
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态势根植于东亚国际秩序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然而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逻辑仍在发挥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5.5%，说明日本企业界对中日经济合作需求仍盛。2025年6月10日，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区域国别论坛“大使讲坛”第十讲发表题为“日中关系的未来”的演讲时罕见表态：“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与当前高市政府的强硬立场形成微妙反差。人大重阳此前亦多次发声，处理对日关系要“知其变，治其乱”，强调“现在的中国不是1931年的中国，日本应看清当下中国的实力与决心。”
大国担当与为民守护：中国斡旋中东乱局的三重深意
龙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已逾一周，如何实现停火、由谁出面促和，依然是摆在各方眼前的未解难题。在此背景下，作为唯一能与冲突三方保持顺畅对话的世界大国，中国的立场与行动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的表态，可以看出，在如何破解中东僵局的问题上，经过多次冲突斡旋经验的积累，中国的外交手腕已愈发成熟，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一、危难时刻见真心：坚守正义，明确支持伊朗正当权益
在冲突升级的危急关头，中国第一时间亮明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军事行径，坚定维护地区和平与正义。冲突爆发后，中方多次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在谈判进程中悍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不可接受的。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通话中，王毅外长明确表示，支持伊朗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方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并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防止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中国不选边站队，始终坚定地站在和平与对话一边，站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边。
二、中国方案显担当：劝和促谈，做和平的“行动派”
中国并未止步于口头呼吁，而是迅速展开密集的外交行动。中方目前已先后同俄罗斯、伊朗、法国、阿曼等国外长通电话，明确传达出中国劝和促谈、止战阻火的真诚意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再次严正指出：“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他强调，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强大，无辜民众更不应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种以政治解决为导向的主张，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格局与担当。
三、人民至上暖人心：跨越山海，守护每一位同胞的安全
外交不仅关乎宏大的战略，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危。此次伊朗局势紧张期间，中国“外交为民”的理念得到了最温暖的诠释。冲突发生后，中国驻伊朗及周边国家使领馆迅速行动，派出工作组赶赴各个口岸，为自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提供全力协助。与此同时，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指导驻外使领馆加强与外方沟通协调，并同民航局等主管部门紧急会商，推动航空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复飞航班，接同胞回家。无论身在何处，祖国永远是每一位公民最坚强的后盾。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外交不仅是应对挑战的智慧，更是维护和平的力量。这种独立自主、主持公道、关心民生的外交风格，正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一份宝贵的稳定与信心。
霸权逻辑与多极共存：世界秩序的时代抉择
金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今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美国记者的提问引人关注。相关问题中提到所谓“中美共治”框架，并追问中国将提出何种方案，以“让世界确信崛起后的中国无意推翻当前国际体系”。这一系列问题折射出当前美国对华认知中的两种典型思维：一是以“大国共治”的逻辑理解全球治理，将世界事务简单归结为少数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二是以霸权稳定的视角看待中国发展，将中国的崛起预设为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
这种认知的背后，是美国长期的霸权逻辑。其中，国际秩序常被理解为由世界主导国维持的体系，一旦新的大国崛起，就必然被视为对既有秩序的挑战者。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中国的发展经常被判定为“修正主义力量”，中美互动也容易被简化为零和博弈。
但这种叙事并不符合当今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内推进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正如王毅外长所述，“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而是始终强调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通过合作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不是像某些国家一样，通过武力或经济胁迫强行改变他国道路。
当今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调整之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之中，中美关系的意义被进一步放大。两国体量巨大、影响广泛，既无法改变彼此的存在，也难以脱离对方单独塑造全球格局。正如记者会上所指出的，中美不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而冲突对抗更会殃及世界。如果美国仍以霸权思维理解中国崛起，摩擦与误判难以避免；如果能够逐步接受多极共存的现实，中美关系或可从结构性对抗走向更具稳定性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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