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在日记中提及的“三部”，即中央党校第三部。
萧军是“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会作家。
整风运动后期，萧军辞去公职，下乡村居。
1944年春，萧军被劝回延安，编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1943年3月，中央决定对中央党校进行改组。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设两个部，第一部学员为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军事学院高级班全部合并到第一部。
第二部学员为县团级干部。
5月，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并入中央党校，编为党校第三部。
三部学员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四部学员多为工农老干部。
1944年2月，中央根据西北局建议，决定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组建中央党校第五部，后又组建第六部。
此番调整后，一部主要培训对象是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及候补代表，由古大存任主任。
二部规模最大，主任是张鼎丞，主要培训对象是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
三部由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文联、西北抗日文工团等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党员知识分子。
三部主任是红二十五军出身的老同志郭述申，萧军对他的评价是“老实而无多大能力”。
三部副主任张如心是长征干部，历任抗大政教科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是党内为“毛泽东的思想”命名第一人。
萧军对张如心的评价非常不佳。
萧军随“文抗”作家编入三部，属于第四支部第三组，支书是刘白羽。
萧军
萧军是鲁迅的大弟子，被誉为“鲁迅接班人”。
萧军用过“三郎”的笔名，本色上就是拼命三郎。
萧军自视甚高，一向眼高于顶。
延安时期，萧军有句名言：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
萧军的名言，毛主席肯定有耳闻。
毛主席对萧军异常包容，其中细节，胜过义释许和尚。
也是因为毛主席对萧军的信任与帮助，延安各单位都对萧军让着三分。
萧军自小习武，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天生喜爱动手动刀。
1942年，萧军为勤务员小鬼打抱不平，打断“文抗”政治指导员两根肋骨，被判六个月徒刑，缓期两年执行，边区参议员资格被罢免。
萧军在日记中写道，和蔡前争吵，是他到三部后第一次和人吵嘴。
估计有上级及时介入，萧军和蔡前没有发展成肢体冲突。
萧军自觉鹤立鸡群，惯于睥睨众小。
萧军臧否人物，多为情绪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表述。
萧军在日记中，对周恩来、林彪、贺龙、王震、胡乔木、丁玲、艾青、周扬等均有评价，用语多甚于对蔡前之"装绅士的小气鬼"之酷评。
蔡前是萧军的桌长。
桌长就是一桌之长，不是行政职务，属于临时性管理性职务。
这个职务，代表着政治信任，尤其是在整风运动后期。
三部学员也不全都是知识分子干部。
解放初英年早逝的程谷梁曾任三部支书，他是军队兼政保出身，是七大候补代表。
中灶的主要条件，要求在职务上，为主要科长以上及相当于主要科长之干部（过去负过县委以上责任者）。
小灶的条件规定如下：
A.部长以上的干部及相当于部长者。
B.年老而身体有病者。
C.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者。
蔡前是二级部长，完全符合小灶的条件。
他为何会被分到大灶，为何会被分到文人荟集的三部，蔡前未作解释，也未见其有过怨言。
蔡前第二次奉调回延，主要原因是治病。
他有严重的胃病，这是爬雪山、过草地时饿出来的。
消化器官不会因为没有进食而暂停工作，长征干部中胃病患病率非常高。
蔡前第二次奉调回延时，整风运动已进入总结阶段，开始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蔡孝乾在自白书中写道：......至民国三十二年冬才由前线调回延安养病，其实是在延安监视，并进行整风，以清算自己的历史。这段时间过得相当不舒服......
蔡孝乾所写都是所见所闻，至于是如何不舒服，没有自身亲历的内容，不知是否为"自新"而写的虚应文字。
由此可以间接推知，蔡前没在整风中吃过苦，在野战政治部，是深得罗瑞卿信任的。
俄界会议后，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肖劲光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张纯清任保卫局长。
因为过于疲累，掉队现象和轻微违反群众纪律现象开始多发。
罗瑞卿提出要在三军团整顿纪律、审查干部，情节严重者军法处置。
黄克诚认为目前情况非常艰苦，不宜马上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
黄克诚被认为一贯右倾、不适合担任领导工作，调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第二纵队（三军团）撤离哈达铺后，掉队现象再度多发起来。
罗瑞卿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要求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
黄克诚为掉队人员说情，被斥为"你还当过师政委，真不中用，当个战士也不够格。”
黄克诚自此缄声，小心翼翼地跟着队伍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蔡前跟随三军团军团部走完长征路，对此过结非常清楚。
他能把和罗瑞卿的上下级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属于高情商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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