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女地下党被枪毙前，突然提出：可以招，但必须见我哥哥一面|于非|地下党|庄重|暗号|木盒|清晨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拂晓，薄雾在八宝山的松柏间游动。朱芳春拄着拐杖，步子比往日更慢，他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木盒，盒盖下垂着一角白绸。木盒里，是萧明华的骨灰。距离她牺牲，整整过去了三十二年。那一排素白花圈旁，黑底金字的挽联写着三个字——“归来兮”，再无多余介绍，仿佛所有语言在这三个字面前都显得啰嗦。

回溯到一九四一年冬天，重庆青木关镇的夜色常被防空警报划破。二十岁的萧明华住在师资训练班简陋的宿舍，她白天授课，晚上蜷在煤油灯下读书，《联共党史》被她翻得卷边。一次警报后，同寝女生问：“你就不怕吗？”她只是抿嘴一笑：“怕有什么用呢？”那句轻飘飘的回答，后来成了同学们回忆她时最常提到的语气。

更早些，嘉兴的水乡生活本该让这个家中老五按部就班地当一名乡村教师。抗战将这条轨迹打碎。一九三九年，全家迁到开封，再到重庆，几次辗转，学籍差点断掉，却也磨出她身上那股干脆利落的劲。读书、做饭、照料姐姐，她信手拈来，没有一句抱怨。

一九四三年，她进入白沙女子师范。校内左翼思潮浓郁，谢冰莹来校演讲，赞她写的杂文“笔锋凌厉，毫不拖泥带水”。受此鼓励，她写得更勤，还暗中参与抄印进步小册子。剪报、誊写、夜递，琐事一桩桩，她却乐此不疲，因为“总比坐着空谈痛快”。

抗日胜利后，她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初冬的未名湖边，她第一次见到朱芳春。朱递给她一本油印本《论联合政府》，笑道：“看完聊聊？”自此，两人每周都要在旧书摊后的小茶馆碰面。朱观察了半年，才在一张蜡纸上写下“欢迎加入”四个字。萧明华看完，起身行了一个极庄重的礼——“愿意把全部交给党。”

一九四八年秋，受台静农邀请，组织批准她赴台任教。新地名、新口音，让不少同事摸不清这位女教师底细；而她利用课堂、沙龙、登山会，迅速结识军政与文教界人士，暗线随之铺开。年底，为掩护身份，组织让她与朱芳春（化名于非）假扮夫妻。宴会那天，台湾同行起哄：“于先生真是好福气。”朱只笑不语；萧明华举杯，目光却在客座名单上飞快掠过，哪一张笑脸背后可能有用，她心里早记下。

金门战役受挫，中央军委急需岛内兵力部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台工组”连续六次回送电报和缩微胶卷，其中两份被定为“特密”。可就在第六次传递成功后的第三天，蔡孝乾叛变。线路被拉网式搜捕，暗号频频失去回应。

二月四日下午，台北郊区的风特别冷。门板被擂得山响，萧明华低声说：“往后院走。”于非摇头，她瞪他一眼：“非走不可。”于非最终翻墙而去，脚踝扭伤，踉跄消失在甘蔗地。两天后深夜，她被捕，连带哥哥也被押走。

接下来的八个月，她在两处看守所之间来回转押，电刑、吊刑、老虎凳折磨得骨裂。审讯官拍桌恫吓：“说不说？”她淡淡回一句：“废话真多。”看守所里常有人听见她断断续续哼《义勇军进行曲》，声音极低，却在水泥墙间回荡。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八日凌晨五点，行刑令下达。押解途中，她突然开口：“我可以招，但必须见我哥哥一面。”审讯官以为出现转机，连夜把兄长押来。兄妹对面，一灯如豆。她借递水的瞬间，把一只细玻璃瓶塞进哥哥掌心，嘴里只挤出一句：“照看好自己。”哥哥垂泪未及开口，人已被带走。瓶里有七粒鱼肝油丸和薄纸一张——“鱼去”，暗示“于速去”，这是她能交出的最后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