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1689年签下的中俄第一份边界条约,本该是两国和平的起点。
可奇怪的是,中俄历史研究者们一提起来,就觉得自家亏大发了。
条约签订时,清朝正值康熙帝掌权,沙俄则在彼得一世前期。
17世纪中叶,沙俄哥萨克探险队为了毛皮贸易,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到1639年已抵达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等地建堡垒,向当地鄂温克、达斡尔等部族征收毛皮税。清朝那时忙于入关和内部平叛,没顾上北部边疆,等康熙平定三藩后,才在1685年发起雅克萨战役。
清军两次围攻,第一次彭春率队用炮轰塌城墙,俄守将托尔布津投降;第二次萨布素指挥长围,俄军减员到66人。军事上清占上风,但西北准噶尔部噶尔丹正率军东进,康熙急需稳定东北后方。沙俄也正与奥斯曼土耳其纠缠,不想两线作战。
中国历史学界多把这条约视为清朝的让步妥协。清军在雅克萨打得俄军喘不过气,本可以要更多土地,但康熙收到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的消息,下密旨让索额图速结边事。结果清让出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大致对应今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
那片地当时人烟稀少,气候寒冷,不宜农耕,康熙判断它是边缘地带,西北才是心腹之患。这个决定从战略看有道理,条约后康熙三征噶尔丹,雍正乾隆继续经营西北,没东北拖后腿。但后世学者受鸦片战争后百年屈辱影响,把这种让步视为弱势开端。
民国时期,国民外交研究会在1929年就把条约列为不平等起点,理由是军事胜却土地亏。抗战前后,知识界构建国耻链,将其视为失地悲剧起点。
俄罗斯历史学界则把条约定性为不平等协定。沙俄视黑龙江流域为开拓地,哥萨克建堡垒收税,视作有效占领。条约签下后,彼得一世就抱怨丧失阿穆尔河(黑龙江)航行权和大片土地。18世纪院士米勒批评条约是畏惧清军签订的耻辱。
两国吃亏感根植于不同领土观。清朝秉持朝贡体系,黑龙江北索伦部落早向努尔哈赤纳贡,贝加尔湖边布里亚特蒙古也送狐皮,视作藩属地。
元朝设岭北行省,汉朝苏武故事也佐证自古所属。俄方则用实际控制原则,哥萨克从1632年建雅库茨克起,在黑龙江修17座堡垒,移民2000猎户,年收2000貂皮,视作占有证据。
谈判时,清翻古籍讲自古,俄摊日志讲开拓,从根上鸡同鸭讲。条约虽平等谈判,但清让步源于准噶尔压力,俄退让源于奥斯曼战事。耶稣会士张诚、徐日升用国际法调解,促成近代外交范式。
条约后,中俄边境安宁170年,清管理黑龙江设碑巡边,俄派商队每三年200人赴京贸易80天。1858年俄穆拉维约夫炮舰逼瑷珲,奕山签字让黑龙江北60万平方公里。1860年北京条约再割乌苏里江东40万平方公里,东北失日本海出海口。
这两份不平等条约改变学界框架,中国视尼布楚为让步伏笔,俄罗斯视瑷珲北京为纠正尼布楚不公。沙俄从没真接受尼布楚界线,彼得一世签约前后就说要占黑龙江口,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夺取黑龙江列为核心政策。只等清朝弱时下手,1858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给了机会。
若看170年结果,条约功劳大;若看最终,成失地伏笔。两国争论不止,中国在平等但有让步与实质吃亏间分歧,俄罗斯主流称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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