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这是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历史文化文献体系。
像二十四史，就是历朝历代的编年史，历史主线；像地方志，主要记载的地方方方面面的民情，地情，史情，让人了解一地的历史发展过程式；像家谱，就是记载家族的历代记忆。
正是这样的文化流传，所以，一直以来，修史，修志，修谱都成为官方，民间最为重视的事情之一。
在民国时期，当时的广西省府就先后两次，以政令，官方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县，明确要求各地整理，编修一次地方志，并交到省府审核出版，由此，形成了一次地方编修地方志的高潮。
只不过，由于民国时期的各种历史环境影响，各县本身的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各县对于省府关于修地方志的政令执行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有的县在民国时期修了两三次地方志，有的一接到政令就开始修，有的则在民国后期才修，有的“偷懒”，把以前旧的地方志复抄一份就算新修了 ；更有十几个县最后都没把这事干成。
其中，在这民国时期，修地方志最为集中的，就是1933/34年前后，因为当时广西省府打算搞一个经济发展计划，也就是坊间，自媒体时不时提到“民国广西模范省”的那个话题由来了。
搞这样的一个计划，需要大量的资料，并且关系到每个县的发展，所以，省府下发文件要求各县按一定的编目要求，在各县开展普查。
这些编目主要是各地民情，地情的数据，分门类别的，有些像古代编修地方志那样，但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又有点和修地方志有点区别，只是主要框架还是参考传统修地方志的编目。
各地在整理本县数据后，有些精明的人，就想到了，这些资料实际上和修地方志所要的资料都差不多，不如顺便为地方修一次地方志。
一是修地方志本身都是名留青史的机会；二也是官方要求；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因为正式编纂地方志出版，按传统，是官方组织的，并且都是由一地之长官牵头。
民国时期，地方最大的长官就是县长了。
而民国时期，由于历史环境，时事局势影响，广西各地的县长更替十分频繁，不是某一个县，而是所有的县，每个地方的县长任期普遍都短，能待够一年以上的都算是“老县长”了，几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就换人的都很常见。
有意思的，民国时期，在广西当县长的人，很多人都有在多县任职的经历，在不同县调来调去，不升职也不降职，都算是平调，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专业县长”，“职业县长”，身份都是定型的“当县长”。也就是这影响，民国时期各县能出版的地方志，都会经历几任县长，都有几任县长的挂名，都是这几任持续努力的结果。
有些县的民国版地方志之所以不能出版，也就是县长更替频繁，加上个人不重视，有些地方即使成书稿了，也没能正式出版，最后就成为遗憾了；而有的县因为这些人的调来调去，加上有的人又比较重视，也就有几个县的地方志都和同一人有关系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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