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了要治理高额彩礼，还拎出了一个特别让人警醒的案子：有个叫马某的人，组织多名女子搞闪婚闪离，短短时间里骗了 15 个家庭一共 200 多万元，最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个案子，再加上治理高额彩礼被正式写进最高法报告这件事，值得从法律角度好好掰扯掰扯。
就说马某这个案子，他干的这些事，在法律上压根不是简单的彩礼纠纷，而是实打实的刑事犯罪，定的是诈骗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有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马某骗了 200 多万，妥妥的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被判十二年，完全是咎由自取。
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怎么把借婚姻索取财物和以婚姻为名的诈骗彻底区分开。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有点像，可对应的法律后果，那真是天差地别。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早就明确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条款主要管的是民事纠纷范畴的事。比如说，一方索要天价彩礼，明显超出了另一方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或者两家因为彩礼谈不拢，最后婚没结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法律是支持合理退还彩礼的。
说白了，这管的就是彩礼要价太高、违背自愿原则的民事问题，不会涉及刑事处罚。
但马某干的事，性质就完全变了。他和那些女子根本不是单纯的要价高，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真的结婚过日子，结婚只是个骗钱的幌子。
在法律上，要认定这种行为属于骗婚式的诈骗，核心要看三个方面：行为人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比如把骗来的彩礼到手就转移、挥霍；有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比如假装真心谈婚论嫁，实则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还有被害人是不是因为相信了结婚的承诺，才自愿交出财物。马某组织多人有计划地闪婚闪离，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利用婚姻的形式骗取他人财物，所以才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最终受到有期徒刑的处罚。
这次最高法把治理高额彩礼写进工作报告，释放的信号特别明确：法律对彩礼相关的问题，要开始更精细化的规范和治理了。
一方面，对于普通的高额彩礼纠纷，法院会持续推动治理，引导社会大众回归婚姻的本质，结婚终究是两个人的感情结合，不能把婚姻当成买卖，更不能让高额彩礼成为家庭的负担。
另一方面，对于马某这种披着彩礼外衣的诈骗行为，司法机关会坚决重拳打击，用刑法的刚性规定给这类不法分子戴上紧箍咒，绝不姑息。
说到底，彩礼本来是传统习俗，是两个家庭对新人组建小家庭的美好祝福，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核心是个 “礼” 字，从来不该变成算计他人财物、借机敛财的工具。
这次最高法在工作报告里的明确表态，其实就是给彩礼相关的行为在法律上划出了更清晰的边界：单纯的高额彩礼、借婚姻索取财物，归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以婚姻为幌子的诈骗行为，触及刑事法律底线，必然要受到刑事处罚。
这样的法律界定和司法导向，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安全，避免大家因彩礼问题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更能维护婚姻的纯粹性，引导社会树立健康的婚恋观，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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