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个月,厂里飘着包子的香味。可进入十二月,风向变了。

先是新闻。小崔每天把报纸拿给我看,头版上全是安理会的消息。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了第2321号决议,对朝鲜的煤炭出口设了上限。接着是边境的消息。听说中朝口岸的检查严了,货车排队等通关,一等就是好几天。

我没太往心里去。服装厂用的料子都是从国内进的,跟煤炭不沾边,跟出口也不沾边。可女工们开始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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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崔姑娘。十二月初的一天,下班前她来找我,身后跟着个中年妇女,穿着褪色的棉袄,脸上满是皱纹。

“厂长,”崔姑娘用磕磕巴巴的汉语说,“这个,我婶。想,干活。”

我愣了。五年了,崔姑娘从没提过这种要求。

她婶往前走了一步,握住我的手,说了半天话。我听不懂,但看懂了——眼眶红红的,声音颤颤的,手上全是老茧。

小崔翻译:“她说,家里男人病了,干不了活。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冬天没棉衣。听说厂里好,发吃的,发工资,想来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怕累。”

我看着她,看着那双眼睛——和五年前的崔姑娘一模一样,渴求里带着怯,怯里带着倔。

“先试试吧。”我说。

她婶当天晚上就没走。安排到后道,剪线头。第二天,她做了八十箱的线头,比老工人还多二十箱。

消息传出去了。

那几天,厂门口天天有人。早上来,晚上走,站一天,就为了见我一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崔姑娘的堂妹、恩珠的舅妈、金明子大娘的侄媳妇、前年离职那个大姐的小姑子……

小崔每天给我递名单:“厂长,今天又来了六个。”“厂长,八个,推不掉。”“厂长,都是实在亲戚,怎么办?”

我硬着头皮收。收一个,来两个;收两个,来四个。到十二月中旬,厂里多出来三十七个人。宿舍住满了,食堂挤满了,车间里加了一排排凳子,走道都窄了。

问题也来了。

新来的里头,有个男的,四十来岁,干活倒卖力,可第三天就偷东西。把车间里一捆线藏棉袄里,想带出去卖。被门卫老朴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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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女的,年轻,二十出头,长得挺齐整。干活挑,线头不剪干净,返工三回还不改。跟她说了两句,她当场哭了,说我欺负她,要告到上面去。

最让我头疼的,是那些“关系户”。这个是谁谁谁的小姨子,那个是谁谁谁的妯娌。说不得,骂不得,辞不得。干得不好,还不能扣钱——扣了,亲戚之间没法处。

十二月中旬,我让小崔把名单拿来。三十七个人,能干的不超过一半。剩下的,要么懒,要么馋,要么偷奸耍滑,要么仗着关系混日子。

那天晚上,我抽了半包烟。

第二天,我把小崔和几个老组长叫来,开了个会。

“从今天起,停招。”我说,“现有的,试用一个月。不行的,辞退。”

小崔愣了:“厂长,都是亲戚……”

“亲戚也不行。”我把烟掐灭,“厂子是干出来的,不是养闲人的。今天收一个,明天收十个,后天收一百个,这厂还要不要?”

没人说话。

崔姑娘低着头,半天,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厂长,我婶,留下?”

她婶干得好,当然留下。

“留。”我说,“但不行的,不能留。”

那天下午,我站在厂门口,对着那些等着见我的人,把话说了。

小崔翻译,一句一句。我看着她,看着那些人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失落,从失落变成不甘,从不甘变成理解,从理解变成无奈。

没人闹。她们只是站着,站了很久,然后一个一个转身,走进十二月冷飕飕的风里。

有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背,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回头看一眼。那眼神,我这辈子忘不了。

小崔轻声说:“厂长,她是金明子大娘的亲嫂子。儿子去年矿难没了,儿媳妇跑了,一个人带三个孙子。最小的那个,三岁,冬天没棉裤。”

我心里一疼。

可我没叫住她。

那几天,厂里气氛怪怪的。

老工人们见了我,还是笑,还是点头,可笑得有点勉强。吃饭的时候,她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看见我过来就停了。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在说那些被拒的亲戚,在说厂里狠心,在说我变了。

我没解释。解释也没用。

二十号晚上,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加班到九点多,我去车间转。灯还亮着,崔姑娘还在。她坐在工位上,面前堆着包装盒,手一刻不停。

“怎么还不走?”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然后从旁边拿起一个纸袋,递给我。

是包子。下午发的,两个,用纸袋装着,原封没动。

“这个,”她说,“给厂长。”

我愣住了。这个场景太熟悉了。两个月前,她也是这样,把凉了的包子递给我,说“给厂长吃”。

“怎么又给我?”我问。

她指了指旁边。我顺着看过去——角落里坐着个人,是那个老太太,金明子大娘的亲嫂子。

她佝偻着坐在板凳上,怀里抱着个布包,看见我,赶紧站起来,怯怯地看着我。

“厂长,”崔姑娘说,“她,等三天。想见你。”

三天?

我走过去。老太太握住我的手,说了半天话。我听不懂,但听出了几个词——孙子、冬天、冷、求求你。

小崔不在。崔姑娘磕磕巴巴地翻译:“她说,那天回去,孙子发烧。没钱去医院,烧三天。今天好了。她说,不是求厂长收她,是来谢谢厂长。厂里以前发的包子,她吃过一个。孙子说,好吃。她说,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是厂里的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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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她,看着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看着她怀里那个布包。

她打开布包,从里头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双袜子。灰色的,手织的,针脚有点歪,但干干净净。

崔姑娘说:“她织的。三天,没睡觉。给厂长。”

我接过那双袜子,攥在手里。袜子是暖的,带着她的体温。

老太太又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佝偻着背,走进夜色里。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厂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办公室,把那双袜子放在抽屉里。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上半年的,2016年下半年的。

十五双了。

五年,十五双袜子。一百个女工,一百个家。还有那些没进厂的人,那些站一天就为了见我一面的人,那些带着孙子、等着三天、就为了送一双袜子的人。

十二月二十二号,冬至。

朝鲜人不过冬至,可食堂还是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一人一碗,热腾腾的。女工们端着碗,蹲在车间门口吃,一边吃一边笑。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她们。

崔姑娘端着碗,蹲在最边上。旁边是她婶,两个人挨着,一边吃一边说话。她婶笑着,比刚来那天年轻了十岁。

金明子大娘也来了,给她侄媳妇送东西。两个女人站在食堂门口,手里捧着碗,头挨着头说话。大娘说了几句,侄媳妇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

恩珠那天也来了。放学路过,跑进来看看。她穿着那件紫红棉袄,头发扎得整齐,脸蛋红扑扑的。我给她盛了碗饺子,她蹲在台阶上,小口小口地吃。

“厂长,”她抬起头,“好吃。”

我摸摸她的头。

她吃完了,把碗送回去,然后从书包里掏出那个账本,翻给我看。

“2016年12月,攒了61块。明年上中学,够了。”

我看着她,看着那个边角卷得不成样子的作业本,看着上面一笔一笔记下的数字。

六十一块。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攒了一年多,攒了六十一块。

“恩珠,”我说,“你妈知道,会高兴的。”

她点点头,然后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新字给我看:

“2016年12月22日,冬至。来厂里吃饺子。厂长说,我妈会高兴。我知道,她会的。”

那天晚上,我送她出厂门。走出去几步,她回过头,跑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块糖。用纸包着,纸上画着一颗心。

“给厂长。”她说,然后跑了。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手里攥着那块糖,攥了很久。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块糖放进抽屉。和那些袜子放在一起。

十五双袜子,一块糖。

还有三个月,就过年了。

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年。

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新闻上说,联合国那个决议正式生效了。边境口岸排队的货车,又多了一倍。

十二月二十六号,车间里少了一个人。是那个偷过东西的男的,试用没过,辞退了。他走的时候,站在厂门口骂了半天。小崔翻译:“他说,厂里狠心,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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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出去。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骂,看着他走,看着他消失在风里。

十二月二十八号,食堂的肉少了。不是不够,是厨师说,镇上肉铺关门了,进货的渠道断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听说口岸那边严了,饲料进不来,养猪的少了。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女工们吃的还是红烧肉。厨师把库存全做了,一人一份,管够。可她们吃着,不像以前那么高兴了。

十二月三十号,最后一天。

早上起来,天阴得厉害。推开窗,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雪前的腥味。要下雪了。

去车间转了一圈。女工们都低着头干活,没人说话。机器轰隆隆转着,可那声音听着,跟以前不一样。

中午吃饭,我去食堂看。还是两荤两素,还是管饱。可盘子里的肉,剩得比平时多。她们吃着,却像没吃。

下午四点半,最后一次发点心。厨师蒸了两百个包子,白菜猪肉馅的,冒着热气。女工们排着队领,一个一个接过去,放进布包里。没人说话,没人笑。

发到最后,还剩几个。厨师问我怎么办。我说,给她们分了吧,一人多拿一个。

没人多拿。她们摇摇头,把包子让给别人,让给年纪大的,让给身体弱的,让给家里孩子多的。

最后,那些包子被包起来,放在食堂的桌上,用白布盖着,等着明天发。

五点,下班。女工们一个一个走出厂门,走进灰蒙蒙的天里。她们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淡,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我站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风起来了,冷飕飕的,刮在脸上像刀子。天边压着厚厚的云,灰的、紫的、黑的,一层叠一层。要下雪了,很大的雪。

小崔从后面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厂长,”她说,“明年,还能来吗?”

我没回答。

我知道,明天早上,还会有人来。踩着新雪,一步一步,走到厂门口。推开门,抖掉身上的雪,然后坐到工位上,低着头,干活。

为了那口吃的。为了家里人。为了那个七岁的弟弟,那个发烧的孙子,那个账本上六十一块的数字。

为了活着。

我转过身,走回办公室。打开抽屉,看着那些袜子——十五双,从2012年到2016年,一年一双,整整齐齐码着。旁边是那块糖,纸上画的那颗心,还看得见。

我把抽屉关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远处,边境那边的灯火,一盏一盏,灭了。

只剩下这盏灯,亮着。

照着一个厂,一百个女工,十五双袜子,一块糖。

还有那三个月——那飘着包子香味的三个月。她们每天下班都领一包点心,却没人舍得吃。

都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