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书报情缘，16岁留法获“油印博士”雅号，为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作序：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文/刘火雄

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邓小平戎马一生。他既能上阵破敌、功勋卓著，也曾治国安邦、下马编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硝烟弥漫的前线，邓小平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图书和杂志，如晋冀鲁豫边区创办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北方杂志》等。1970年，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后，正下放江西参加“劳动改造”的邓小平，及时委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秘书赵子昌，请他代为购买这批书籍。当收到全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这些精神食粮后，他非常高兴，彻夜研读。除了军功、政绩之外，邓小平与新闻出版事业同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法国编辑《少年》《赤光》，获“油印博士”称号

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参与编辑出版活动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1920年8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辞别故土，与八九十名川籍弟子一道踏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经过近40天航行，他们抵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港，其后辗转巴黎等地，开始了旅法生涯。

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影响下，1922年夏，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同年8月，少共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1期，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版了13期，其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都参加了《少年》编辑部相关工作。蔡畅在《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回忆：《少年》刊物为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发行。邓小平、李富春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周恩来则全部脱产。

◆邓小平在法国的留影。

1924年2月，《少年》改办为16开的《赤光》半月刊，每期12页左右内容，到1925年共出版了33期。《创刊号》发表《赤光的宣言》说：“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期间，邓小平可谓集编辑、写作、刻印、发行于一体。他以“希贤”等名字写文章发表在刊物上，如《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等。邓小平后来也感言：“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邓小平还负责杂志的刻蜡板和油印工作，经常是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送来，他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邓小平刻版不仅字体工整匀称，而且油印装订工作完成得干净利落，众人于是笑称他为“油印博士”。

邓小平留法并编辑《少年》《赤光》的经历，以及与兄长兼同志周恩来等人的朝夕相处，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职业革命家奠定了基础。期间，他还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1926年1月7日，由于在法国宣扬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言行已不为当局所容，邓小平等人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

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祖国，辗转西安、武汉、上海等地投入革命事业，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29年夏，他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领导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为了做好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邓小平亲自草拟了筹办《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杂志的计划。同年11月，《右江日报》创刊号问世，该报每周的宣传纲要和社论，邓小平都审阅批示。

担任《红星》报主编，长征途中继续出版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3年初，受“左”倾路线打击，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指控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邓小平由此遭受人生第一次大的政治落难，在一次所谓批判会议上，他一度被“下枪”，形势非常严峻。同年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但是时隔不久，在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人提议下，邓小平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主动请缨，出任《红星》报主编。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最初为铅印4开，5日刊，但实际不定期出版，有时增出《号外》。到1933年5月，该报已出版35期。这时，报社遇到了困难，已连续出版了好几期油印报。邓小平接手《红星》报时，中央苏区另有两份报刊，一为苏区中央局主办的理论刊物《斗争》，一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红星》报代表军方。这三份报刊可谓当年的“两报一刊”。

◆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五期），邓小平任主编后重新开始编号。

邓小平赴任后，首先从8月6日起恢复铅印，并重新编排报纸序号，出版第1期。为了扩大稿源，《红星》报第2期刊载启事《优待投稿同志》:“本报欢迎各同志投稿。五百字以下的稿件，经本报揭载后，每篇酌致本报一份，或中央出版部出版的书籍一本。五百字以上的，每五百字酌致现金一角。”为扩大发行渠道，增加发行量，邓小平和邮政总局签署了协议，并在第7期上刊登启事，要求“各通信员应负责推销本报，为突破两万份而奋斗”。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身边只有一名通讯员作助手。报纸每5天出版一期，单期近万字，从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社论和其他文章，如《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伏案编报、通宵达旦对于邓小平来说成了家常便饭。周恩来有一次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供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用。邓小平对此十分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

邓小平通过“前线通讯”“捷报”“革命战争”等专栏，及时报道了红军的作战情况和胜利消息，把《红星》报办成了“一架大无线电台”。如《红星》报第2期刊发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章总结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邓小平还不断约请一线将士如周恩来、王稼祥、朱德、耿飚、聂荣臻等为《红星》报写稿，以便第一时间报道一手资讯。

在邓小平主持下，《红星》报蒸蒸日上，其发行量在1933年达17300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红色中华报》和《青年实话报》。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开始长征。行前，邓小平把来不及编发的稿件、重要书籍资料、文房四宝装入行军挎包，并将蜡纸、油墨、纸张等印刷物资装箱，另安排专人挑着行军。

◆位于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处的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

长征途中，邓小平坚持出版油墨印刷的《红星》报。据曾担任《红星》报刻蜡工作的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革军委昼夜行军。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钢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铁箱子就是办公桌，经常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中，支起摊子坚持工作”。即便如此，邓小平与同事一道，在战火弥漫的行军途中出版了近10期油印版《红星》报。

1934年12月15日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的办报生涯，由此暂告一段落。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共编辑出版了70多期。

关心支持重庆《新华日报》，报社要搞好企业化经营

在此后多年繁忙的党政军务中，邓小平同样十分注重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他提出尽最大可能加强随军记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邓小平自己不时在《解放日报》《抗日战场》《群众》周刊等报刊发表文章，如《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创刊之际，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题赠报社，指明了《人民日报》的办报宗旨。1947年1月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李达致信滕代远、薄一波，提出创办《晋冀鲁豫军政杂志》，每月或双月为出版周期，以便“提高军政干部的业务技能和倡导与造成干部研究学术的空气”。

◆位于重庆市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194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与刘伯承等人受命挥师西进，解放重庆，解放大西南。为加强宣传攻势，制造解放舆论，阐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邓小平力抓的一件重要工作便是恢复《新华日报》编辑出版事宜。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在重庆创刊。此前，《新华日报》差点被更名。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考虑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已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重名起见，曾致电西南局建议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并由邓小平签发了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复电。复电强调：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在读者中印象很深，很受欢迎，因此不宜改名。电报进一步指出，命名《新华日报》是邓小平向毛主席提出并经毛主席同意的，报头四个字还是毛主席题写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即复电表示同意。

◆主政西南时期的邓小平。

除了对《新华日报》编辑出版方针作出必要指示外，在报社经营管理上，邓小平非常开明和有远见。1951年，新华日报社要修建办公大楼，向西南财委写了请示报告。邓小平当时兼任西南财委主任。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报社意见，但同时要求报社实行企业化经营，以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根据这一指示，西南局作出决定：《新华日报》每天可以用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广告。虽然刊登广告如今早已成为常态，但该举措对于尚处于百废待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媒体而言，可谓一项大胆的改革和尝试。

◆1978年10月，邓小平视察新华通讯社，受到热烈欢迎。

1952年7月，邓小平在主政西南任上奉调进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此后政治生涯虽几起几落，但对于新闻出版事业，邓小平仍保持高度关注，先后审阅了《人民日报》百余篇社论和文章。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于1977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进行了转发，很快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大标准”讨论。邓小平过了几天才知道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攻击得很厉害，于是专门找来阅读。5月19日，邓小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促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中国的部分我们自己来写”

1979年11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访华。26日，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谈中，邓小平就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论题发表了看法：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此次会谈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美合作出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大型工具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1768—1771年在苏格兰爱丁堡问世，最初共三卷，后经不断修订，卷帙浩繁达数十卷，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其版权后归美国芝加哥大学所有，并由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在美方提出中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情。”当场批准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合作项目。

1980年8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在美国签订了合作出版协议书。同年9月，以不列颠公司董事长查尔斯·斯旺森为首的董事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邓小平百忙之中再次接见了美国客人，并对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作了非常英明的指示：“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中国部分可能还有许多议论、争论和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的部分我们自己来写。”

◆1985 年 9 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并接受赠书。

邓小平此举用心良苦。编译出版一部几千万字的西方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无疑需要各学术领域、各方面包括有关中国的各专业的广大专家、学者和大批翻译、编辑人员的广泛参与，否则难以为继。这一出版工程正好可以调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投身科学文化事业。这与邓小平历来秉承“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一脉相承。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徐慰曾回忆，这项编译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各大专院校、各科研机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约五百位专家、学者、翻译工作者参加工作，其中包括钱伟长、周有光等知名学者。

历时5年后，10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前3卷出版。邓小平再次拨冗会见了来华举行发行仪式的吉布尼一行。会见开始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1-3卷赠送给邓小平。吉布尼也向邓小平赠送1768年初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第1-3卷的复制本。此前，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将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了100套，专门用于馈赠世界各地的政要、贵宾。邓小平愉快地接过这两份礼物，并祝贺中美双方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已取得了初步成果：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部工具书非常有用，是知识库。我们可以从这部书和其他方面获得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还缺乏的知识。

为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作序，“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着手策划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邓小平的文集被列入选题计划。经过接触，中方同意了马克斯韦尔的出版请求，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甚至表示愿意为文集的出版亲自写序，以便世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正在推行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等政策方针。

开局大好，文稿收集、审定、翻译工作随之如火如荼进行。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主要收录了邓小平从1956年到1979年间发表的一些有关政治、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讲话。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写了序言，约900字。在序言中，邓小平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跃然纸上，溢于言表。“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邓小平这一序言，为文集出版增色许多。

1985年8月，马克斯韦尔应邀来华访问，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他。会见中，马克斯韦尔以一本羊皮烫金精装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相赠，并告诉邓小平，文集出版一年多来：“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一万册已售完，又重印了二万册。这说明你的书是丛书中最受欢迎的。”对此，邓小平平实而谦虚地表示：“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语。”

审定《邓小平文选》，“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

与毛泽东编辑《毛泽东选集》类似，邓小平编辑出版生涯中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审定《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召开后，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的呼声在党内外日益高涨。1981年3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提出：计划由近及远，先编辑邓小平近年的著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宣部部长王任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对相关提议都表示支持。1982年3月，邓小平批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交的《关于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的报告》，同意按照报告中的原则进行文稿的整理工作，并表示文稿整理好后，再进行审阅。

《邓小平文选》首先从1975年以来的相关论著展开编辑。个中缘由，据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逄先知回忆：“从1975年编起，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这个时期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反映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对于理解后来他指导全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有重要意义。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所作的开幕词被收入文选，作为全书的结束篇。

◆1983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983年2月18日，邓小平就审阅文选书稿一事由秘书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转达：“书稿乔木同志已看过，我不看了。”3月，邓小平听取胡乔木汇报《邓小平文选》编辑过程中对一些文稿的重要的修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并为拟选用的相片题签。据逄先知回忆，在刚开始编《邓小平文选》的时候决定不作注释。胡乔木看了送审稿，强调《邓小平文选》要作注释，而且要像《毛泽东选集》那样详细。有些政治性、思想性比较强的注释，正是他提出并经他修改定稿的。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该册文选共47篇，收入了邓小平从1975年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其中39篇首次公开发表。

此后，《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的编辑工作全面铺开。这一卷编辑过程中，原始材料有许多是共同署名的军事电报，或以党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只存了抄件。为了明确作者身份，邓小平在送审稿中一一作了批示：“这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对红七军的报告，他批道：“是我在上海写的”；对在大别山的一组电报批语为：“有我写的，也有是刘（伯承）、李（达）写的”；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多半是我写的，记不清了”。诸如此类的批示，为真实还原文献的历史背景奠定了基础。此外，邓小平对文稿的文字修订提出了要求。如邓小平在审阅《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整理稿时，批复：“可以，就是罗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

1988年12月15日，邓小平审定全部文稿后又给出了三点意见：“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不用大改，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就顺了。改后我也不看了。”据此，文选编辑出版工作相关人员对该卷文稿又作了校订，认为不选《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为宜，并得到邓小平同意。1989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该卷收录了邓小平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重要文章、讲话共39篇。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正式启动，负责人为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郑必坚、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三人商定在中南海八十一号警卫局大楼集中工作。其时邓小平年近90岁高龄，但他审稿时一如既往严谨、细致。书稿分批次送审，共计十余次，每次邓小平都会给出明确修改意见。《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文是《邓小平文选》中首次谈及香港问题，邓小平为此特别作出指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注释长达2700多字，比原稿正文1800字还长，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编辑中颇为鲜见。而在1993年5月4日的审稿反馈意见中，邓小平又表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在审稿收尾阶段，邓小平强调：“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足见其认真。

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付梓。该卷以先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中压轴之作《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为开卷篇，以1992年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为收官篇，共选收入了邓小平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等119篇，近30万字。其后，经报请邓小平同意，《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分别作了增补修订，并分别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于1994年11月再版发行。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收录了邓小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主要著作、谈话共222篇，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权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