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号，厂门贴了封条。
白纸黑字，朝鲜文写的，我看不懂，但看懂了那个红印章——道里来的，盖得端端正正，像一记耳光。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两张封条，看了很久。
门卫老朴也走了。他站在我旁边，不说话。半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
“厂长的。”
是厂门的钥匙。五年了，他管着这扇门，每天早开晚关，从没误过事。
我接过钥匙，攥在手里。钥匙是温的，带着他的体温。
“老朴，”我说，“你往后怎么办？”
他笑了笑，没回答。指了指那两张封条，又指了指天。意思是，上面定的，没办法。
然后他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背有点驼，步子有点慢，走到路口，回过头，冲我摆了摆手。
我也摆了摆手。
他消失在路口。
我转过身，看着那扇贴了封条的门。门里，是一百多台缝纫机，十六双袜子，一块糖，和五年。
进不去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
手机响了好几回，是国内打来的。老张，我的合伙人，也是老朋友。我接起来，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厂子被封了？”
“你怎么知道？”
“圈子里都传开了。你那儿出事，我们这边风声早就过来了。怎么样？损失大不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机器都在，封着进不去。账上还有点钱，不知道能不能转出来。”
“转！”他急了，“赶紧转！一分钟都别等！这形势你还不明白？制裁越来越紧，上面盯得越来越严，你那点钱再不转，说冻结就冻结，一分都拿不出来！”
“我想想办法。”
“想办法？现在就想！”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兄弟，我知道你难受。可你得想开点。你那厂，地皮是租的吧？没花多少钱。设备，建厂那会儿买的，五年了，早就赚回来了。我帮你算过，你这些年投进去的，满打满算一百来万。可你挣的，也不止这个数吧？就算机器全扔了，账上的钱全没了，你也不亏。往好里想，至少本金回来了。”
我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你舍不得那些工人。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朝鲜那地方，就这样。你今天帮她们，明天帮她们，后天呢？你能帮一辈子？厂子没了，她们就活不下去了？不可能的事。她们有她们的日子，你有你的日子。别想太多了。”
我挂了电话。
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天。天黑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沉沉的黑。
他说的都对。
一百万，是不少。可五年，挣的也不止这些。机器折旧，地皮是租的，成本早就收回来了。从账面上算，我不亏。
可我想的不是这个。
我想的是崔姑娘。
她走了，带着弟弟的骨灰，回老家去了。我不知道她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她回去能干什么，不知道她妈眼睛好了没有，不知道她婶家的那个孩子——那个在厂门口等了三天的老太太的孙子——病好了没有。
我想的是金明子大娘。
她儿子在矿上，矿上减产了，一个月只能上半个月的班。儿媳妇想去卖点东西贴补，街上都没人买了。她指着厂里这点工资过日子，厂没了，她怎么办？
我想的是恩珠。
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攒了一年多，攒了六十八块。她说够了，明年上中学。可现在，厂没了，她还能上中学吗？她妈不在了，她爸不知道在哪儿，她跟着奶奶过。奶奶老了，干不动了。她靠什么？
我想的是那些女工。
三十多个，有的干了一年，有的干了三年，有的干了五年。她们指着这点工资养活一家人，指着每天那包点心让孩子们吃上一口肉，指着宿舍的暖炕熬过朝鲜的冬天。现在什么都没了。
她们怎么办？
我躺下来，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转着一句话：她们怎么办？
手机又响了。还是老张。
“转了没有？”
“还没。”
“还没？你等什么？”他急了，“我跟你说，现在转还来得及。我刚问了那边的人，说银行那边还没封，你明天一早就去办，把钱转到国内账户上。越快越好！”
“老张，”我说，“我担心的不是钱。”
他愣了一下：“那你担心什么？”
“那些工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兄弟，我知道你心善。可你想过没有，你担心她们，她们担心你吗？”
“什么意思？”
“举报信。”他说，“你那个厂，怎么被封的？有人举报。谁举报的？你想过没有？是不是你那些工人？”
我不说话了。
“她们里头，说不定就有人拿了好处，把厂卖了。这种事还少吗？你当她们是姐妹，她们当你是什么？是冤大头！你给她们发工资，让她们吃饱饭，她们转头就举报你，让你厂子关门。你还担心她们？她们用你担心？”
我挂了电话。
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举报信。谁写的？
我想起那个被辞退的男的，想起那个干活挑被说过几句的年轻女的，想起那些试用没过被拒的关系户。可想了又想，又觉得不是他们。
举报有什么用？厂子关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可如果不是她们，是谁？
我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
银行门口排着长队，都是等着办事的人。我排在后面，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轮到。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穿着制服，脸圆圆的，看着挺和气。我把手续递进去，她看了半天，摇摇头，说了几句朝鲜话。
旁边有个会中文的翻译，给我解释：“她说，你这个账户被冻结了。昨天下午刚冻的，上面来了通知，暂时不能往外转钱。”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什么时候能解冻？”
翻译问了几句，回我：“不知道。等通知。”
我站在柜台前，站了很久。那个圆脸的姑娘看着我，眼睛里有点不忍，可摇了摇头，意思是，没办法。
我走出银行，站在太阳底下。天热得厉害，太阳白花花的，晒得人发晕。
可心里凉透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街上走。
走了很久，不知道去哪儿。走到一个路口，看见路边有个老太太在卖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布，上面摆着几样东西——几头蒜，几个土豆，一小把干辣椒。
老太太低着头，佝偻着背，头发全白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她。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熟悉——渴求、不安、怯怯的。
和金明子大娘一样。和崔姑娘一样。和那些女工一样。
我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钱全拿出来——大概两百多块，放在她面前。
她愣住了，看着我，不敢拿。
我把钱往她手里一塞，站起来，转身就走。
走了几步，听见她在后面喊。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在说谢谢。
我没回头。
走了一段，停下来，靠在一堵墙上。
太阳晒着，晒得脸发烫。街上人来人往，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过着我看不懂的日子。
她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从今天起，她们的日子的确更难了。
第二天，小崔来了。
“厂长，”她的声音有点抖，“我刚听说，银行那边……”
“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厂长，我明天去找人问问。我有个亲戚在道里，兴许能帮上忙。”
“不用了。”我说，“没用的。”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厂长，那些工人，她们今天来找我了。”
我心里一紧：“她们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是来看看，问问厂里的事。她们……她们都担心你。”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金明子大娘说，让你别太难过。厂没了，是没办法的事。可你还得好好活着。她说，你是好人，好人有好报。”
我抬起头，看着小崔。她眼眶红红的，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窗外，天灰灰的，又要下雨了。
远处，那盏厂门口的灯，我看不见。可我知道，它还亮着。
亮着有什么用？
厂没了。人散了。钱冻了。
可那盏灯，还亮着。
亮着，等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年七月，厂没了，人散了，钱冻了。
可那些袜子还在。那个账本还在。那块糖还在。
还有那句“好人有好报”，还在。
可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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