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以联军空袭伊朗，中东战事再起，特朗普二进宫以来本已风雨飘摇的国际秩序，再次遭遇剧烈震荡。从“解放日关税”，到“收购格陵兰”，再到突袭委内瑞拉，特朗普继续以交易性、胁迫性乃至掠夺性的方式重塑美国对外行为，让那个曾在许多国家眼中相对“稳健有价值”的美国，愈发显露出史蒂芬·沃尔特所称“掠夺性霸权”的一面：反复无常，消耗长期信誉，攫取短期利益。
如1月所论，旧秩序的加速断裂，是“帝国美国”愈发取代“共和国美国”登上国际舞台的直接后果。新旧秩序交接之际迸发出的巨大不确定性，让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盟友，倍感不安与彷徨；也正因此，诸国领导人纷纷来华，试图寻求一份稳定、一种对冲。
也正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在达沃斯的演讲，才会引发如此共鸣。演讲中，卡尼公开表示，那个以“美国治下和平”为基准的旧秩序已然断裂；对中等国家而言，真正危险的不是力量不足，而是在旧秩序失效之后仍沉溺于心理惯性——把顺从误当作安全，把依附权宜为战略。
换言之，卡尼所宣告的，是一个“断裂时刻”的到来：当霸权国不再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不再维系集体安全、金融贸易秩序与争端解决机制，反而开始把全球化武器化，中等国家必须“活在真实中”，用灵活联盟和多元对冲，避免自己成为“菜单上的菜”。
为什么是卡尼？
但卡尼的达沃斯演讲能引发如此大的回响，远不只是因为内容本身，更因为讲话者的身份极具象征意味。卡尼既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加拿大的领导人，又拥有典型的跨国精英履历，这使得他的发言超出了常规意义上盟友对美国霸权的抱怨，也超出了加美关系摩擦的范畴。
卡尼当然不是第一个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路线和世界秩序转向作出尖锐评论的公众人物，但当连加拿大这样在地理、安全、经济和政治上都深度嵌入美国体系的盟友领导人，都开始公开讨论对冲美国风险时，旧秩序的崩坏恐怕就已不再只是趋势，而更像事实。
更重要的是，卡尼并不只是一个“外部批评者”，他某种程度上还是“全球美国”在西方治理体系中的一面镜子。透过卡尼，人们看到的是：那个在特朗普时代被压制、被迫退居二线，却从未真正消失的美国建制力量，仍在通过跨国资本、制度网络和盟友体系延续影响力。
现年61岁的卡尼，虽然只是在一年前临危受命接替特鲁多出任自由党党魁和加拿大总理的政治素人，却并非国际舞台上的陌生面孔。在从政之前，卡尼历任加拿大和英国央行行长，在金融危机和英国脱欧等大事期间执掌过两个G7国家的货币政策。从央行卸任之后，卡尼更是进入了政治精英交汇的跨国资本与全球治理体制中，出任多家企业机构的高管董事和联合国气候金融特使。
若再把时间轴往前推，卡尼的成长路径几乎就是冷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最典型的精英生成链条：哈佛、牛津、高盛，再到央行与国际治理网络。换言之，卡尼并不是偶然站上今天的位置，他本身就是那个全球化鼎盛年代所塑造出的标准型人物。
也正因如此，卡尼并不只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素人，更像是“全球美国”所孕育出的一种典型人物：从华尔街，到央行系统，再到全球治理平台，他一路穿行的正是规则、资本与制度交织而成的那套世界。表面上看，卡尼是在提醒加拿大以及其他中等国家，不应在特朗普式霸权面前退让屈服；但若把镜头拉回美国国内，这番话又何尝不是“全球美国”借一个外部盟友之口，对特朗普与MAGA政治压力下自身失语处境的一次间接表达。换言之，卡尼说出的，正是那个今日处于守势，却并未消亡的美国全球派力量不便直说的那部分真话。
什么是“全球美国”？
近些年，随着MAGA运动和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全面兴起，“全球精英”“深层政府”之类的概念，早已在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舆论场中广为流传。问题是，这些概念往往被同时赋予了太多情绪投射和阴谋论色彩，以至于人们反而难以辨认其真实所指。
显然，一个像某些“新世界秩序”理论所描述的、能够在幕后统一操控华尔街、政府机构、媒体和国际政治的一体化组织并不存在；否则，过去十年间也不会接连发生特朗普两次当选、英国脱欧等令既有建制措手不及的政治“黑天鹅”。
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与两党政治内部，确实长期存在着这样一批力量：他们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其最稳定、最深度的受益者。如同卡尼一样，诸多美国精英依靠着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空前资本和人才流动，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精英机构的垄断与闭环。这一群体并非来自单一阶层，单一族裔，或单一文化，甚至在意识形态和政党立场问题上分处两极，但这些精英之间的共性——尊崇秩序规则，崇尚循序渐进，斗而不破的政治传统让他们构成了一个跨越单一选举周期，长期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维持巨大影响力的“全球美国”。
“全球美国”对规则与秩序的推崇，并非无根之木。它背后延续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英国式政治文化的深层传统：相较于欧陆以剧烈断裂和暴力革命推动秩序更替的路径，英国近代政治变迁更强调渐进、妥协、吸纳和修补，通过不断让渡部分权力，将边缘群体逐步纳入既有体制，从而在变化中维持秩序的连续性。
埃德蒙·柏克所推崇的那种渐变式改革，后来成为现代保守主义最深的底色之一，其要义不在拒绝变革，而在防止变革失控。也正是这种政治本能，使得“全球美国”天然偏好可预测性、边界感与制度化竞争，而对剧烈动员、彻底否定和无序破坏怀有本能警惕。
到了现代美国，表面上固然不存在旧大陆意义上的世袭贵族，但在两百多年的国家发展中，却始终不断生成一批能够通过控制关键社会资源而持续影响国家方向的精英群体：高等教育、主流媒体、文官体系、专业机构、法律共同体、党派机器，乃至外交安全与金融系统，都是他们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场域。
这批人并不天然排斥改革，也并非从不愿意让渡部分权力；但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制定规则、塑造制度和限定政治斗争边界的方式，将社会冲突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颠覆性变革引发无法预估的连锁风险。对外，美国的外交与战略精英也大体如此。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美国多数时候仍倾向于在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框架内展开行动，以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换取风险可控与结果可预期。
“全球美国”最深的政治本能，不是冒险，而是管控风险；不是激情动员，而是制度吸纳；不是彻底摧毁旧秩序，而是在旧秩序中腾挪修补。这种气质，既有英国式渐进政治的余绪，也有美国建制派长期治理经验的自我强化。
MAGA美国VS全球美国
因此，当特朗普引领的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美国时，美国内部的“全球派”所感受到的，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挫败，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秩序性威胁。这种恐惧并不单纯来自金钱与利益受损。恰恰相反，过去一年中，不少精英机构和高净值群体在特朗普的经济与税收政策下甚至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现实收益。但对这一群体而言，短期利益从来不是最核心的变量；真正重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可预测、边界清晰的政治经济秩序。
在国际层面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的“掠夺性霸权”战略，也许能在短期内迫使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为美国带来更多投资、关税收入乃至某种“强者回归”的震慑效果，但其代价却是对盟友体系、美元霸权和美国国家信誉的持续透支。
问题在于，精英阶层对于秩序与规则的这种忧虑，并不被势头正盛的MAGA以及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所共享。特朗普两次当选，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过去数十年建制精英所信奉的那条政治道路，以及那种温和、渐进、自我修补式治理风格的集体反弹。多次政党轮替之后，美国仍未能妥善处理文化、宗教、族裔与地域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裂痕，也未能有效消化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外移、财富分化、身份焦虑与共同体瓦解。
正因如此，民粹主义并不只是无中生有的情绪噪音，而是对建制长期失责的一种反扑—— 其问题不在于完全虚妄，而在于它抓住了真实的不满，却往往诉诸更剧烈、更破坏性的政治解决，但却不知道如何收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2.0时代右翼民粹的再度高涨，自然使在政治上转入守势，又担心遭遇报复性清算的“全球美国”的精英们，在美国国内变得格外谨慎，公开发言明显收敛。过去那些习惯于定义议题、塑造共识的机构与人物，如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反而显得沉默、模糊、回避。也因此，在达沃斯及其他国际论坛上，当一众美国建制精英面对现政府政策与世界秩序变化的追问时屡屡顾左右而言他，卡尼那种近乎“不替华盛顿保留体面”的直言，才会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具有象征性。
再论“两个美国”及其内外较量
有趣的是，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一众领导人中，卡尼这位精英秩序的代表人物，反而在现实政治中成为“特朗普红利”的一个意外受益者。卡尼的政治崛起，某种程度上正是特朗普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轻慢与羞辱所催化出来的结果——无论是把时任总理特鲁多称为“州长”，还是反复以吞并加拿大作戏谑，都在客观上激发了加拿大国内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党得以在内外交困之际主动换帅，以卡尼这一“白衣骑士”式人物替代特鲁多；而随后选举中，加拿大选民也更难信任走“枫叶MAGA”路线的保守党，最终使自由党得以打破预期地延续其十多年来的执政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卡尼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个美国”内部分裂外溢的一种结果。对于在美国本土暂时处于下风、受制于MAGA与民粹主义压力的“全球美国”而言，盟友体系、跨国资本与制度网络并未失效，反而构成了另一种可以间接施加影响、形成制衡的空间。
无论是加拿大与多个亚太国家加速推进战略伙伴关系，还是部分欧洲国家在面对格陵兰岛问题时以金融与制度手段表达不满，背后都隐约可见一种更深层的逻辑：当“MAGA美国”在以更高风险的方式改写美国对外战略时，“全球美国”并未消失，而是在美国之外的制度与盟友空间中展开去风险与再平衡。
放眼未来，“全球美国”显然并未消亡。更准确地说，它只是暂时退出了华盛顿的权力中心，转而退守到达沃斯、伦敦金融城、跨国基金会、大学/智库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治理网络之中，等待民意与政治周期再次变化。特朗普2.0上台之后，确实对传统精英所盘踞的学术、法律、媒体、社会组织与金融机构发起了强烈冲击，但迄今为止，其中绝大多数行动更像是高烈度的政治表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重塑。
正如草草收场的政府效率部改革所显示的那样，许多声势浩大的动作，最终都未触及那些真正支撑“全球美国”长期影响力的底层资源：资本、专业共同体、跨国机构与规则制定能力。归根结底，只要这些资源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就不太可能长期彻底失去政治权势。
更何况，特朗普领导下的MAGA运动，本身也面临所有民粹型政治运动都难以回避的延续性问题。它对特朗普个人魅力、身份符号与政治表演能力的依赖极强，内部那些并不一致，甚至彼此张力很大的意识形态诉求和利益群体，之所以能够暂时被整合，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具有独特的聚拢能力。过去几次没有特朗普直接参选的选举已经表明，即便获得特朗普亲自背书，也未必足以把MAGA选民稳定转化为对其他“特朗普式”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随着特朗普终将离开一线舞台，缺乏天然继承人的MAGA，到了2028乃至2032年，是否还能在万斯或鲁比奥等潜在继承者手中维持今天这样的政治主导力，仍是巨大未知。
与此同时，“全球美国”本身也绝非铁板一块。它内部同样存在意识形态、政策偏好与战略路径上的分化，这意味着它即便在相对弱势时期，也并不只是依靠卡尼这样来自盟友国家的“外部回声”间接影响现实政策。在美国内部，它依然可以通过党内网络、外交安全共同体、舆论系统、专业机构和游说机制，对关键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
特朗普政府决定配合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背后所显现出的，恰恰是这种影响力并未消失。至少从目前看，伊朗在短期内并未对美以构成迫在眉睫、足以迫使华盛顿立即动武的直接生存性威胁；此次决策更像是在国内外交精英中的新保守主义力量，以及长期跨国运作的亲以色列游说网络反复推动下，最终才完成的政策转向。若没有共和党内部、外交安全共同体与社会机构中那些长期将伊朗视为必须清除的战略风险的精英持续施压，特朗普未必会做出这样一个几乎完全不符合MAGA基本盘直觉，也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中东泥潭的决定。
换言之，即便失去华府主导权，“全球美国”的部分支流仍然保有重塑议程、牵引白宫决策的能力。这也是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政策摇摆性的一个关键切口：“全球美国”并非完全反特朗普，而是内部复杂、立场分化，其中的新保守主义等支流，仍可能在特定议题上深刻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现实选择。
2026，2028
短期来看，今年的中期选举还不到这两个美国真正展开正面较量的主舞台。正如上篇“岚目镜观”所言，中期选举的本质，仍然是对总统前两年执政表现的一次民意测试，最终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变量，依旧主要是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与美国经济大环境。即便伊朗问题是当下外交焦点，只要局势不升级为有美军地面部队深度介入的全面战争，它对选情的影响也更可能是短期波动，而非根本改写。
真正能够让“全球美国”与精英阶层重新集中发力的，还是2028总统初选。只是，与加拿大议会制下政党组织力更强、精英协调空间更大，可以在关键时刻通过党内整合推出卡尼这样的人物不同，美国去中心化、情绪化、媒体化的总统初选机制，决定了精英想要主动塑造结果，远比加拿大困难得多。
在民主党内部，少数族裔选民在初选中的关键作用，使任何建制精英推崇的候选人都必须先经受族群政治的检验；而在共和党内部，势力强大的民粹基本盘又不会轻易接受一个由精英背书、四平八稳的“可靠人选”。更何况，民主党在2020年曾试图用拜登这样一位温和派白人男性来推动旧秩序回归，但这一尝试到2024年实际上已被证明无法真正修复美国政治的深层裂痕。到了2028年，选民是否有足够意愿再次拥抱温和渐进的政治，还未可知。
总而言之，只要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只要华尔街和那些支撑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核心机构仍在运转，“两个美国”之间的拉锯就不会真正结束。若说过去几篇“岚目镜观”分别揭示了“共和国美国”与“帝国美国”的背离、“执政美国”与“选举美国”的错位，那么本篇所呈现的，则是“全球美国”与“MAGA美国”之间对美国未来定义权的争夺。三组裂痕彼此交织，表面看是路线之争、利益之争、权力之争，深处却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美国还能否就“谁来代表美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今天美国最深的危机，表面上是共识的坍塌，深处却是自我说服能力的流失，而这归根结底可能指向一场合法性危机——究竟谁有资格定义美国的利益，解释美国的制度，并代表美国对世界发言。若这一问题迟迟无解，那么世界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更难预测的美国，而是一个连自己都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的美国。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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