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研究理念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中国方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抓住了文明的最本质特征，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因此，中国提出的文明标准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原生文明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桂娟 袁月明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何谓文明？具备哪些条件或因素可以称为文明？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流行以“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术、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这套源自西方经验的文明判定标准，在解释中国乃至世界多区域文明起源时，逐渐显露出局限性。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解析中国考古人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突破西方“文明三要素”桎梏
《瞭望》：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具体指什么？
王巍：西方学者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元素，即“文明三要素”，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国际学术界奉为圭臬。
依据这样的标准，由于暂时还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中华文明只能从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历史。社会上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些人，也因此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主要学术目标就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怎么样才算是进入文明社会。
我们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得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而是结绳记事，但国际上都承认它们是文明。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它更像是一把以特定文明为模型打造的“尺子”，当我们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华文明——尤其是早期形态时——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
这促使我们反思：一套基于部分区域经验的标准，不应成为衡量全人类多样文明形成的绝对标准。
《瞭望》：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是如何得出的？有哪些核心元素？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有简版和繁版两种。
繁版有“八条标准”：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二是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如琢玉、冶金、精制陶器烧造等）专业化；三是人口增加并聚集，出现城市；四是社会出现日益悬殊的贫富贵贱的分化；五是出现表明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维护贵族尊贵身份的礼制；六是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神权力于一身的王；七是形成稳定的区域性政体——国家；八是战争和暴力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简版有“三方面”：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其中，国家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国家的出现在考古遗存中是一定会有所表现的，可以概括为“五大特征”：都城、宫殿、高等级大墓、礼器以及战争和暴力。当考古遗存具备这些特征，即便没有文字、冶金术，因为国家形成了，就可以判断它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瞭望》：按照上述标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呈现出一幅怎样的图景？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开始提速，出现社会分化、人口增加，形成中心性的遗址，社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阶层。
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各区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权贵阶层控制。各地区都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较大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以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
距今5000年至4500年，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大约在4300年前被中原地区吸收，成为中原文明的组成部分。西亚冶金术与中原地区1000℃高温冶炼的技术结合后，出现了陶范铸造法，最终发展为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
距今4300年至4100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为联盟首领的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
夏王朝建立后，经过约200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形成了择中建都、择中立宫、中轴线理念、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周围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
这些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参观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内观看展出的刻辞卜甲（2024 年 2 月 26 日摄） 李安摄 / 本刊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瞭望》：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对于中国考古学意味着什么？
王巍：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研究理念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自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发轫以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肩负着“证经补史”的使命，即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补充古史的缺失。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我们要依托考古实证材料，搞明白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华文明是何时、何地、如何起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何会形成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其背后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简单套用别人的概念和框架，而必须在扎实材料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模型。
“中国方案”的提出，正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体现。它源于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实践，又能更贴切地解释中华文明的形成路径。
《瞭望》：中国方案与西方“文明三要素”有何不同？对世界其他文明而言，有何意义？
王巍：文明起源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各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不同，其文明化的具体道路和表现形式必然各具特色。因此，进入文明社会的表现往往也会各有特色。
西方“文明三要素”是文明某些常见的“文化表现”，是现象；而中国方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抓住了文明的最本质特征，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因此，中国提出的“文明标准”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原生文明。不同文明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
譬如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王权和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套基于中国实践、又观照了世界其他文明而总结的标准，对于理解世界各地没有文字或冶金术的早期复杂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它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开放的全球文明史观。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明研究，也应如此。
观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参观展出的青铜人头像（2026 年 1 月 18 日摄） 金良快摄 / 本刊
走向历史深处，登上国际舞台
《瞭望》：目前，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是否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王巍：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素来有多种理论，也确实存在诸多分歧。
这里要重点讲讲浙江余杭良渚遗址。2006年起，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630万平方米的外城（分别相当于4个和8个北京故宫的面积）；发现了为防止洪水而修建的长十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修建古城和巨型水坝，假设动员1万人也需要数十年，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一系列发现表明，良渚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可以说，良渚申遗成功，标志着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
《瞭望》：展望未来，我们还将对世界考古学作出怎样的“中国贡献”？
王巍：近十年，中国考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非常活跃，已从早期的“引进来”学习，转向主动“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仅“十四五”期间，我国26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35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人类起源、世界古代文明、丝绸之路考古等国际前沿学术领域。
除了中国周边国家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作为考古“走出去”的重点外，中国考古人还奔赴中美洲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核心遗址，在埃及开展对孟图神庙及孟菲斯地区塞赫迈特神庙的考古发掘，在非洲肯尼亚巴林戈湖、博戈里亚湖周边调查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欧洲罗马尼亚雅西市发掘库库特尼史前文化遗址。
这些境外的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展示了中国考古人良好的学术意识和独特的发掘技术与方法，同时也将中国考古的理论创新与丰硕成果不断宣介出去，表明我国考古学界积极参与人类起源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呈现中外互动交流的良好态势。
此外，从2013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国际声誉。论坛不仅有力促进了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还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密切联系的纽带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考古研究强国进发，势必为世界考古学贡献更多中国成果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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